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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与全球化需要系统性地方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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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与全球化需要系统性地方学研究
包海山
全球性是指地球村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人文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各种自然属性，包括自然界的草原、森林、山川、平原、江河、海洋以及人类社会的民族、体质、肤色、语言、习俗、文化等个性特色与普遍原理的辩证统一关系；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概念，主要指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一体化融合发展的过程；而系统性地方学研究，就是在全球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各地方学通过交流合作形成合力，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揭示全球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原本所具有的自然属性。
蔡拓教授在《全球学导论》中认为：全球性是“以人类为主体，以全球为舞台，以人类共同利益与价值为依归所体现出的人类作为一个类主体所具有的整体性、共同性、公共性新质与特征”。他探讨了全球性的四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主体的全球性。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的全球化和与日俱增的全球性，要求审视和确立新的主体，这个新主体就是作为类主体凸显出来的人类。主体的全球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识和处理社会生活公共事务的坐标，从而把人类的社会关系提升到全人类的层面，彰显了人的类本质特征。
第二个维度是空间的全球性。全球性要突破空间与范围的局限，以整个地球村为舞台，关注和处理全球范围内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事物。现代交通、通讯所支撑的流动性导致了去地域化，并进而产生了区别于传统场所的“非场所”。流动性及其所造成的流动的空间，把空间延伸到全球。人们在这些流动的空间——“非场所”中感受到社会交往的全球性。
第三个维度是制度的全球性。制度（包括规则、规范和相应的机构）是社会生活的保障，是社会体制的基本要素。全球性制度指向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追求利益的全球整合与共享。当主体和空间已经指向全球，制度必然相伴而随，从国家性走向全球性。
第四个维度是价值的全球性。价值的全球性表现为共同的理念与意识，共同的伦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秩序与文明。只有把全球共同体价值和个体价值整合起来的全球性价值，才能形成人类的类本质的价值追求。价值的全球性赋予了人类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以全新的意义，从而也使全球性充满了人文的底蕴。
马克思理论之所以成为人类智慧结晶，就是因为超越了地方和民族的局限性，探讨全球性问题，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内在本质规律。就金钱社会而言，马克思说：“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正因为钱是从作为类主体的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因此，劳动的解放也是全球性问题。如马克思所言：“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其中，劳动的解放，这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每个地方的全球性社会问题；而各国、各个地方通过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这是全球化过程。
劳动是人的内在本质，因此把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是人类根本性的问题。解决这种全球性、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全球性主体、空间、制度、价值等多维度的系统性改变。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一区两制”一体化融合发展，是在一个区域内主体、空间、制度、价值等多维度的系统性改变的社会实践，而“一带一路”建设乃至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然促进全球性主体、空间、制度、价值等多维度的系统性改变。这方面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应该是全球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的主要内容。对此，我们在其他章节专门研究，这里只是从文化视角初步探讨。
在《全球学导论》第六章“全球文化”中，王金良教授认为：从实践上说最重要的是，全球文化的未来建构需要考虑到全球文化和地方文化，以及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兼具同质化和异质化的过程，更是一种文化创新的过程。“全球在地化”以及“在地全球化”这一组创造性的概念，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情形。只有经过地方文化的重新塑造和解释，全球文化才能更好地发展。文化全球化主要关注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渠道、关系网络、地域性和空间性、媒介、互动过程和结果等等。在“同质”和“多元”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和互动。全球的即时性交流和传播工具强化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尤其近几十年来，互联网络、电视媒体、通讯系统以及其他形式的交流和传播方式，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文化有助于形成全球意识。随着全球问题的日益严峻，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人类共处于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意识，人类利益和命运的共同性不断凸现。
全球性超越行政划分所指区域含义，以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构成的非行政化区域概念从古至今仍在使用。例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水域空间范畴构成跨省水系区域；又如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等古代伟大工程跨省市自治区形成的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在京城交汇；自然生态文化在大地母亲怀抱相连，例如长江黄河源区青藏高原腹地就是高寒草原系统，江河源头在草原，江河两岸有草原，草原怀中有江河，而江河最终要汇入海洋。可见草原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等，其实原本就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文化。
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来看，因全球化与多元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崛起以及世界经济共同体需求，越来越着眼于从经济发展视角建构与重构区域概念。从国际区域关系看，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及其世界各国发展需求，形成国际社会（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性跨国联盟（如欧盟、东盟）等概念含义；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在全球化视野中着重于经济的区域联盟或跨区域联盟，构建跨国、跨界、跨境的经济联合体、共同体、同盟体，以及不结盟的区域间合作、协作、协同关系，构成国际社会及其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格局。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言：现在，“一带一路”、“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盟”等拓展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途径，各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的合作蓬勃开展，亚洲文明也在自身内部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
系统性地方学研究，就是在广义文化“全球在地化”以及“在地全球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中，立足当地，探索规律，创建融入全球的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
（本文系《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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