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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2018’鄂尔多斯学研究新进展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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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鄂尔多斯学研究新进展新成效
包海山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16年多以来，不断推进学科建设，2018年有新进展，特别是在协同创新、融合发展方面有新成效。
一、首次承担“内蒙古学”专项重点课题，促进鄂尔多斯学与内蒙古学的融合发展
2017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杭栓柱在“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上，首次正式提出构建内蒙古学的概念。他在题为《伟大的实践呼唤内蒙古学的构建》的致辞中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15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及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为内蒙古学的探索和构建奠定了很好的实践基础，相信在内蒙古学的构建中能够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
2017年11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承担了内蒙古社科联“内蒙古学”专项首批五个重点课题之一《内蒙古不同地域地方学研究的基础、经验及对构建内蒙古学的启示研究》。2018年开展课题研究，由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勇主持，副会长包海山执笔。
2018年8月，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等协办的首届“内蒙古学”论坛在呼和浩特市举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荣誉会长、宁夏大学原校长陈育宁教授作题为“对地方学的一点认识”的主题发言；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包海山在专项课题研究基础上作题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经验及对内蒙古学的启示”的汇报发言。
（一）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经验
对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经验，我们从工作经验和创建学科两个方面作了分析探讨。
1.在工作经验方面，主要有三点。
一是有好的带头人和领导班子。要想把社团组织办好，能够有活力、有作为、有业绩，能够持续健康发展，有好的带头人和领导班子很重要。当初，研究会会长奇朝鲁、专家委员会主任陈育宁、荣誉会长夏日等，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15周年之际举行了换届大会，以奇海林教授、杨勇研究员组成新一届领导班子，他们将继往开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努力履行鄂尔多斯学研究历史使命！
二是有一批热爱事业的专家队伍。创组一支研究团队——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这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关键性大事。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的同时，组建起以由31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这在当年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一大发明创举。16年中不断吐故纳新，发展壮大成为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为主体的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梯队。
三是得到当地党委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鄂尔多斯市建市以来成立的第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民间学术团体，历届市党政领导以及各相关部门、各大企业集团等都给予大力支持。如市委领导所言：研究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学术研究有特色、学术研究有成果、服务大局有作为。市委、市政府是满意的，鄂尔多斯学术界乃至全市各族各界群众都是认可的。今后，对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工作，市委和政府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组织上加强领导，在工作中给予支持”。
2.在创建学科方面，主要包括路径方法与实质内容。
从路径方法来看，主要是创建学术联盟和搭建交流平台。
1）创建学术联盟
2002年，创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这个民间学术团体，这可谓是一个小范围的地方学学术联盟。
2005年，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倡议下有关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第一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所），通过联席会的方式，把分散在各地的全国地方学研究机构以及海内外从事地方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和有识之士联合起来，这是一个逐渐扩大的地方学学术联盟。
2018年，北京学研究所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带领中国地方学与日本和韩国地方学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初步计划于2019年在北京举办第一届亚洲地方学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更大的地方学学术联盟。未来还会发展为全球性地方学学术联盟，因为地球自然村本身是不可分割的需要系统性研究的一个有机整体。鄂尔多斯学研究顺应了这种必然趋势，在创建地方学学术联盟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2）搭建交流平台
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的学术成果以及相关信息交流的平台，目前线上主要有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微信群“地方学研究之友”，线下主要有中国地方学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辑刊、《地方学研究信息》。
2016年，由北京学研究所担任执行主席方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合作，共同在公益性思想类网站草根网建立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为地方学的研究与交流开辟了新的路径和空间，使地方学的“同一个主题”与互联网的“同一个平台”相结合。目前团体和个人博客发表有关地方学的博文2300多篇，访问量达2400多万人次，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2018年开始，每年组织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辑刊2辑（第1辑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第2辑由北京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的系列出版物，汇集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成果，促进相关系列成果的持续积累，推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交流与分享，不断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扩大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打造“中国地方学”特色品牌。
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创立十几年以来，目前已经创办了论文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辑刊，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工程，在此基础上需要尽快推出专著成果系列，使地方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相结合，在更大的系统内使论文成果与专著成果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地方学研究者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有这种智慧和能力。中国地方学研究已经走到了这个发展阶段，鄂尔多斯学研究能够顺势而为。
从实质内容来看，主要是明确了主题内容、知识增量以及价值体现。
1）主题内容与知识增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 ，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这三个方面的资源，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
哲学社会科学的“主题内容”及其发展的“最大增量”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也可以美国化、日本化，而且还可以超越国家和民族来实现全球化、时代化、大众化，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任何人、任何地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
人、人所创作的科学文化以及科学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客观规律，这是不同层次上的三个概念。相对来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所创作的科学文化可以世代传承积累和发展变化，而科学文化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是永恒的。任何科学文化，都只是探索客观规律的角度不同，而其核心内容都是所揭示和反映的客观规律本身，由此形成科学文化的“主题内容”及其发展的“最大增量”。每个人都生存于地球自然村这个地方，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地方学更具有打破学科界限的穿透力以及汇集和整合更多智慧的包容性，从而地方学在创建科学文化共同体中能够自然而然地发挥巨大作用。
2）引导价值体现
恩格斯认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
那么，怎样把科学文化的价值体现出来，使科学文化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关键是从盲目追求交换价值向理性体现使用价值转变，形成新的劳动价值评判体系，这就需要“引导”价值体现。
那么，怎样把科学文化的价值体现出来，使科学文化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关键是从盲目追求交换价值向理性体现使用价值转变，形成新的劳动价值评判体系，这就需要“引导”价值体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能够成为新时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的主体内容及其最大的知识增量，能够体现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而这一点对于劳动就业、特别是在构建科学文化共同体过程中的创业，是现实而迫切的需要。包括创业在内的广义就业，主要就是解决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就是通过一般体力劳动、高级智力劳动创造和体现价值。
地方学研究，把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一个抓手，来为实现社会大众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服务；把科学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作为另一个抓手，来为实现人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提供智力支持。劳动就业和增加收入是全球性最大的民生问题，非常需要全球地方学相互学习借鉴，为解决全球性相同的问题而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二）对构建内蒙古学的启示
1.建立同创联盟、搭建共享平台
把探寻内在客观规律作为根本任务，把道法自然作为终极目标的地方学研究是“合乎真理的探讨”，因而能够把研究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发展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在这种顺应必然趋势的发展过程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成立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以及北京学研究所成为联席会执行主席方之后，带领中国地方学与日本和韩国地方学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推进的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为把地方学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创造着条件；而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以及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辑刊，为地方学研究成果搭建了两个交流与共享平台。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这些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对构建内蒙古学有很好的启示。
2.注重学科建设、推出系列成果
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也可以美国化、日本化，而且还可以超越国家和民族来实现全球化、时代化、大众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任何人、任何地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科学应运资本的运作规律，促进人类从盲目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共同平稳和谐转型升级，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全球化、时代化、大众化创新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全球地方学学科建设的主体内容及其发展的最大知识增量。地方学研究的同创共享以及系列成果的推出和应用，都将汇集在这些方面。
3.研学用相结合、体现学科价值
地方学的研究、教学、应用是一个有机整体。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学术研究以及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互联网产品，从而高效率地广泛应用于各地教学与社会实践活动，并且在具体的教学与社会实践中体现出研究成果的价值，这将会使地方学有突破性系统性大发展。例如，西安绿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包源在为首届内蒙古学论坛提交的论文《内蒙古学的学科内涵探讨》中认为：“内蒙古学应该成为在内蒙古的背景条件下，以社会实践为第一推动力，以互联网产品为行动方案，以资源配置问题为出发点构建理论框架，将多学科知识结构化的系统性学科。”在这些方面，具有超常思维方式和创新意识的青年一代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二、积极参与世界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术论坛，促进鄂尔多斯学与广州学的协同创新
地方学研究，既要立足当地，谋一偶；又要跳出地方鸟瞰地方，谋全局。从宏观上来看，在地球自然村，人类整体科学文化是由无数个网线和网结形成的一张网络，即“天网恢恢”；而全球各个地方文化是其中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网格，即“疏而不失”。我们探索和构建地方学，是在全球文化网络上进行整体研究，在地方特色网格里进行微观研究，在各个网线和结点进行对比和平行研究，使这种网络、网格、网线、结点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构建科学文化共同体。
近年来，广州学与鄂尔多斯学都重视相互交流与合作。广州学研究者应邀来参加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举办的“地方学的应用与创新座谈会”“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等，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应邀去参加广州学研究的学术研讨会等，连续几年提交《地方学遵循同一规律来协同发展》《地方学研究的个性与共性》《中国学共融点与地方学协同发展》《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之魂——地方学融合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广州学研究的地方特色与全球共性》等系列文章并且都入选相关论文集。
地方特色包括很多内容，例如特有的地形地貌、自然环境、民间习俗、民族风情等，而在顺应时代潮流的一体化融合发展中的特殊表现，也可以形成地方特色。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由此形成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地方特色；换句话说，改革开放在广东这个地方更有特色，而形成这种特色也是顺应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等一般湾区经济特征之外，最大的特点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对接与融会的优势，是全世界唯一“一区两制”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地方。这对“一国两制”、“一球两制”的融合发展具有启示和推动作用，对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融合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由广州大学主办的“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具有特殊的意义，可谓是世界一线城市发展论坛。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约2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等应邀参加。各国专家就中国广州、深圳、香港、北京、上海，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日本东京，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加拿大多伦多，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等世界一线城市，分享城市创新发展国际经验。世界城市研究机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组织（GaWC）评估世界城市，主要关注的是该城市在全球活动中具有的主导作用和带动能力。GaWC公布2018年世界城市名册，在入选世界一线城市的55个城市中，中国有香港、北京、上海、台北、广州和深圳6个城市，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有香港、广州、深圳三座世界一线城市，是世界一线城市中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城市群，能够开辟世界城市融合发展新模式。
中国城市发展需要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认识和把握内在规律，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全球城市区域（GCR）”概念的提出者艾伦·J·斯科特，在《重新审视城市区域》中介绍了世界城市区域的增长和扩散，讲到许多受青睐的区域如雨后春笋般涌入全球化大都市中心网络，空间区域、全球相连以及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地理位置的新的信息化空间等概念。他提出的“认知——文化经济”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出现了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方面，数据存储、计算以及大量标准化和常规性的经济活动不断地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活动不仅包括加工制造类的体力工作，也包括像数据处理和软件设计这样的脑力工作。这一转移极大地削弱了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制造业基础，导致其相关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而另一方面，一些新型的经济活动则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商务与金融服务业以及文化与时尚产业等等。这些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非常规性，因此需要其从业者有较强的智力和情感能力，例如分析推导、逻辑判断、发散思维、叙述表达、文化感知等等（斯科特称之为“认识”和“文化”能力）。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需要频繁的团队协作，从业者的人际交往、沟通和社会互动能力也变得愈发重要。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21世纪人类最大的系统性过程，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人的主体地位，还原资本的工具作用，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从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盲目性向具有科学性转型升级。例如，从各国专家学者为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提交的论文《当代全球化中的伦敦》《纽约作为全球城市对广州的启示》《促使东京全球化的监管改革》《新加坡金融中心：融合经济与市区发展》《香港：从英殖民地到中国的全球城市和世界级金融中心》《广东城中村与移民非正式劳动力参与》《广州“引力型全球城市”创建——以人为核心》等，其实都在探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全球各地方学可以有“不同表述”，而难得的是有“一样共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基于“认识”和“文化”能力提高之上的经济活动影响着每个地方。我们参加地方学国际论坛，一方面是倾听世界的声音，另一方面也表达我们的观点。
据我们所知，在全球地方学研究领域，鄂尔多斯学研究者明确提出地方学研究应该有“一个核心”与“两个抓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而现代全部社会体系包括每个地方的社会体系。因此，我们提出地方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是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两个抓手一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科学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通过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促进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全球各地方学研究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共同的一个核心与两个抓手，就能够高效构建科学文化共同体，这是地方学研究者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智慧和能力所在。
只有共同研究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全球地方学研究才能协同创新、融合发展。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我国也有能力与世界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进行合作，并且能够提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共同解决“劳动的解放”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劳动的解放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包括劳动者受资本支配和奴役的人数和程度的渐变。资本是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且只有社会全体成员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共同参与，资本才能运转起来。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是人类所共同赋予的。资本只是像一面无形的大镜子，所窥探、反射和映照的都是人类自己的思维、欲望和灵魂；资本只是像一台无形的大电脑，根据人类按照自己的生产条件、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等设定和编排的程序在机械地运作。因此，改变资本的社会职能，也是解放劳动力的一个途径。
对于社会资本的特殊性质，马克思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
而社会资本能够获得特殊的性质之后，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作用，如马克思所言：一是“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二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
正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及在新时代的创新型发展，可以成为科学文化的主题内容及其最大知识增量，并且努力把它的价值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地方学国际论坛与世界一线城市学者交流时，一方面是倾听世界的声音，另一方面也能够表达我们的观点。
三、重视学术联盟的建设与交流平台的搭建，促进鄂尔多斯学与北京学的交流合作
北京市正在聚焦“一核一城三带两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即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根基，以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抓手，推动公共文化服体系示范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区建设，着力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
在中国地方学研究团体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北京学研究所的联系非常密切。2018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学者两次去参加了北京学研究所等举办的“第三届京台学者共研会·京台地方学分论坛”和“北京学研究与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北京学研究所成立20周年纪念会暨第二十次北京学学术年会”。
北京市正在聚焦“一核一城三带两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即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根基，以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抓手，推动公共文化服体系示范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区建设，着力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
我们注意到，在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大格局里，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根基以及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北京文化与蒙古族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可谓水乳交融。
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根基来看，北京是千年古都，而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从元朝开始的。历史上元朝实行的是“两京制”，元上都与元大都是各具特色、相得益彰、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如果单独研究元上都或者元大都，那只是在研究元朝的半个都城，而只有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可见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决定了研究元大都的北京学与研究元上都的内蒙古学，必然需要深入交流合作。北京城作为千年古都，保留和蕴涵着许多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与元大都也一脉相承。元大都的缔造者是忽必烈，设计者是刘秉忠。元大都集中了蒙古族宫殿的传统风格，又结合了中原建筑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容纳了波斯、欧洲地区建筑风格，反映了当时国际性大都会的特点。北京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建平先生在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这是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完美融合。
从大运河文化带来看，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中国古代南北向最伟大的水上运行通道。据百度百科，在十三世纪末元朝缔造了元大都后，为了使南北相连，不再绕道洛阳，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元朝花了10年时间，先后开挖了“洛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元代开凿的重点段一是山东境内泗水至卫河段，一是大都至通州段。而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运河已废，又新修“通惠河”。这样，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可见，在中国文化象征之一的大运河工程，也融汇着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结晶。
从长城文化带来看，在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大格局里，长城文化带应该是完整的万里长城文化带鄂尔多斯是秦长城与秦直道交会的地方，是不同文明相互碰撞、彼此交流、最终融合发展的地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兴建了两项浩瀚工程：一是修筑长城，二是“治直（道）、驰道”。秦长城和秦直道构成了大秦帝国的丁字形防御体系。把秦长城和秦直道，有人形象地比喻为盾和矛的关系，也有人比喻为弓和箭的关系。总之，大秦帝国的丁字形防御体系的结合点在鄂尔多斯，矛盾的焦点和弓箭的射点也首先在鄂尔多斯，所以历代鄂尔多斯人对万里长城和秦直道的感触应该是最为独特的，也更能深刻理解“长城内外皆故乡”、“长城内外是一家”的内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热爱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融入一个社会大家庭，我们应该在内心深处里把用来御敌的万里长城，化作迎接远方宾客的一条圣洁的哈达——在无形的变换升华中，举重若轻，充满自信——这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一种境界和神态。只有敢于拆除因为心虚胆怯才需要固步自封甚至画地为牢的围城，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坦荡宽阔的胸怀，举起圣洁的哈达走向世界，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才真正体现出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体现出中华民族腾飞的雄伟风采！
在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方面，鄂尔多斯学与北京学更是有相同的价值追求。我们非常清晰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能够成为创建跨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中的主体内容及其最大知识增量。大道至简，有容乃大。对于鄂尔多斯学研究的实质内容，根据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创始人奇朝鲁先生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不忘初心，即“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定了我们去追求这种选择，去做信仰和信念决定我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志同者必然道合。对事业的认同感汇集成一股巨大的信心和力量”；二是根本任务，即“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去探寻认知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包括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文化及其与鄂尔多斯经济、政治、生态等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客观规律，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三是终极目标，即“运用规律，引领发展；认识自我，超越自我；集成创新，道法自然是终极目标”。
正是这种历史渊源以及新时代相同的价值追求，使鄂尔多斯学与北京学的交流合作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共同遵循客观规律的顺势而为。鄂尔多斯学与北京学的交流合作是多方面的，而重点是共同建设学术联盟以及搭建交流平台。一方面，2005年鄂尔多斯学研究倡议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担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移交北京学研究所担任联席会执行主席方，2018年北京学研究所带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成员，与日本和韩国地方学研究机构合作，开始筹备创建亚洲地方学研究学术联盟，规划于2019年在北京举办首届亚洲地方学学术研讨会；另一方面，共同创办《地方学研究信息》、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中国地方学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辑刊等。这些不只是分别办成了一些事情，而是系统性构建着一种长效运行机制，这种系统性长效运行机制，对地方学研究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总之，2018年鄂尔多斯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新的收获与新的成效，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然而，也正因为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被很多专家学者所特别重视，2018年鄂尔多斯学研究在得到广泛认可与赞誉的同时，也受到很多批评与质疑。例如，有专家学者明确提出：“对于创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来说，论文汇编只能算是探索性的积累，根本不能算是研究成果。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必须要有各种明确概念的一系列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著作来构建”。这种要求和评判标准是对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在中国地方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也正是这些批评与质疑，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勇气和信心，使我们更加严肃认真并且全力以赴加快学科建设。
2018年开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学术委员会每年组织编辑出版2辑论文集《地方学研究》辑刊，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工程，在此基础上需要尽快推出不限时、不限量的专著成果系列，使地方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相结合，在更大的系统内使论文成果与专著成果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地方学研究已经走到了这个发展阶段，地方学研究者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有这种智慧和能力。
就我自己而言，在鄂尔多斯学学科探索与建设中，我参与了由奇朝鲁、陈育宁主编，2012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专著《鄂尔多斯学概论》；我完成了两部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鄂尔多斯传奇故事》，由九州出版社于2015年和2017年出版发行。2019年、2020年，我准备完成专著《促进地方学融合发展——以鄂尔多斯学为例》上下两卷。最近查阅了一下，2017年、2018年我在草根网博客刊载近300篇约100万字的博文，2019年、2020年也应该差不多如此。这就是说，可以用四年的时间，写出近600篇约200万字的博文，在此基础上完成上下两卷专著。什么叫潜心研究、全力以赴，我体会到了。
展望2019年，在北京举办首届亚洲地方学学术研讨会时，我希望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学术委员会有专著成果系列之一《促进地方学融合发展——以鄂尔多斯学为例》上卷。
展望2020年，当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年满18周岁，成长为成年人走向社会时，我希望在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中再增加专著《促进地方学融合发展——以鄂尔多斯学为例》上下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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