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由广州大学主办,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和广州市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约2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等应邀参加。与会专家学者聚焦“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主题,围绕广州学的国际话语、“一带一路”视野中的广州学、广州的全球城市定位与未来空间以及全球地方学系统性融合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学术交流研讨。论坛共收到高质量学术论文70余篇,成为国内学界较有影响的学术盛会。
11月11日,“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暨第二届广州新发展论坛:城市创新发展国际经验”在广州大学召开,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专家学者以及广州大学师生数百人参加论坛。各国专家就中国广州、深圳、香港、北京、上海,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日本东京,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加拿大多伦多,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等世界一线城市,分享城市创新发展国际经验。
广州大学主办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具有特殊的意义,可谓是世界一线城市发展论坛。世界城市研究机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组织(GaWC)评估世界城市,主要关注的是该城市在全球活动中具有的主导作用和带动能力。近日GaWC公布2018年世界城市名册,在入选世界一线城市的55个城市中,中国有香港、北京、上海、台北、广州和深圳6个城市,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有香港、广州、深圳三座世界一线城市,是世界一线城市中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城市群,能够开辟世界城市融合发展新模式。
“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在地球自然村,无论是地方文化还是地方学,都会研究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发展。如果说有所区别,那么地方文化研究更注重的是“地方”特色,在一定的界限内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而地方学研究是在关注地方文化特色的同时,更加注重“学”即学科的普遍原理,在更大的系统内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是学科的普遍原理,使系统性地方学不仅在当地跨学科研究,而且各地方学之间也在更大的系统内跨学科研究,努力构建科学共同体,因为真正的科学最终所揭示和反映的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中国城市发展需要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认识和把握内在规律,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全球城市区域(GCR)”概念的提出者艾伦·J·斯科特,在《重新审视城市区域》中介绍了世界城市区域的增长和扩散,讲到许多受青睐的区域如雨后春笋般涌入全球化大都市中心网络,空间区域、全球相连以及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地理位置的新的信息化空间等概念。他提出的“认知——文化经济”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出现了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方面,数据存储、计算以及大量标准化和常规性的经济活动不断地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活动不仅包括加工制造类的体力工作,也包括像数据处理和软件设计这样的脑力工作。这一转移极大地削弱了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制造业基础,导致其相关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而另一方面,一些新型的经济活动则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商务与金融服务业以及文化与时尚产业等等。这些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非常规性,因此需要其从业者有较强的智力和情感能力,例如分析推导、逻辑判断、发散思维、叙述表达、文化感知等等(斯科特称之为“认识”和“文化”能力)。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需要频繁的团队协作,从业者的人际交往、沟通和社会互动能力也变得愈发重要。
全球各地方学可以有“不同表述”,而难得的是有“一样共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基于“认识”和“文化”能力提高之上的经济活动影响着每个地方。我们参加地方学国际论坛,一方面是倾听世界的声音,另一方面也表达我们的观点。我提交论文《广州学研究的地方特色与全球共性》,主要包括鄂尔多斯学与广州学的交流合作、广州学研究的地方特色以及地方学与全球学的融合发展三个部分。
个性特色与普遍原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类只有在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中才能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袁江洋教授在《科学共同体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中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取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互渗,科学和科学文化正是在人类思想大汇聚大整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汇聚取决于历史的机缘,整合取决于理性主义精神的升华。科学文化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跨种族、跨肤色、跨宗教、跨文明的普遍文化;科学人在宏扬理性主义精神、沟通不同文明方面具有一份特殊的责任;科学共同体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
广义文化是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总和,而人的思维和行为有遵循客观规律的,也有违背客观规律的。科学文化是遵循客观规律的具有科学内涵的文化,因此是当今世界惟一跨种族、跨肤色、跨宗教、跨文明、跨学科的普遍文化。由于历史的机缘,当今世界人类文化在广泛汇集;而地方学研究者的特殊责任和使命感,就是在文化汇集基础上的有效整合,使人类共同遵循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促进全球融合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作为一个“类主体”,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性回归与融合发展中,由道法自然形成的科学文化共同体,它不仅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内在灵魂。
在构建科学文化共同体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于将会消失的内容以及尚待创造的部分,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有预见:一方面,“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蛋了”。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由于马克思“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21世纪人类最大的系统性过程,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人的主体地位,还原资本的工具作用,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从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盲目性向具有科学性转型升级。例如,从各国专家学者为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提交的论文《当代全球化中的伦敦》《纽约作为全球城市对广州的启示》《促使东京全球化的监管改革》《新加坡金融中心:融合经济与市区发展》《香港:从英殖民地到中国的全球城市和世界级金融中心》《广东城中村与移民非正式劳动力参与》《广州“引力型全球城市”创建——以人为核心》等,其实都在探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而现代全部社会体系包括每个地方的社会体系。因此,我们提出地方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是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两个抓手一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科学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通过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促进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全球各地方学研究顺应社会发展的这种必然趋势,有了共同的一个核心与两个抓手,就能够高效构建科学文化共同体,这是地方学研究者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智慧和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