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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研究整体推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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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研究整体推进经验
包海山
鄂尔多斯文化研究与科学建设是整体推进的，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举社会之力，办大众之事”，包括依靠党政领导的公权力、企业老板的财力和专家学者的智力，应该说还有组织者的个人魅力。作为民间学术团体，研究会举社会之力，办大众之事，主要是举办了“鄂尔多斯文化学术论坛”“成吉思汗文化论坛”“阿尔寨文化论坛”“康巴什草原·城市·文化论坛”“地方学与鄂尔多斯发展研讨会”“地方学的应用与创新座谈会”“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等50多次各类学术研讨会；在《鄂尔多斯学研究》季刊以及在鄂尔多斯日报每月一期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发表一千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等；编辑出版《鄂尔多斯大辞典》《我与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品牌战略》《鄂尔多斯文化论文集》《第二届鄂尔多斯文化学术研讨会既魅力鄂尔多斯高层学术论坛文集》《成吉思汗文化与伊金霍洛——成吉思汗文化论坛文集》《祥瑞阿尔寨，幸福鄂托克——阿尔寨文化高层论坛文集》等100多部著作。
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编辑出版了《地方学与鄂尔多斯发展研讨会专辑》《地方学的应用与创新座谈会专辑》《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鄂尔多斯学研究》《探索·收获·展望——鄂尔多斯学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等十几部论文集，还有《鄂尔多斯学概论》等专著。
《鄂尔多斯学概论》，由奇朝鲁、陈育宁主编，2016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鄂尔多斯学概论》包括序、导论以及鄂尔多斯民族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祭祀传统、生态演进的历史经验、鄂尔多斯经济的振兴飞跃、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敢为人先的鄂尔多斯精神六章。概论努力从多方面综合性系统性科学阐释鄂尔多斯历史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现象和规律。
地方学研究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当鄂尔多斯还没有能够系统性解决现实问题的具有学理性的学科体系的时候，鄂尔多斯人并不是等待，而是大胆探索，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努力创建一门有实践、有经验、有理论、有价值的学问，把它理解和表述为“鄂尔多斯学”，这是难能可贵的。《鄂尔多斯学概论》是探索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只能在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结构及理论方法等方面给予尽可能准确、科学的阐释。鉴于鄂尔多斯学研究对象的动态性和社会功能的实践性，鄂尔多斯学理论建设也要逐步发展、逐步深化。随着全国地方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入，鄂尔多斯学理论问题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研讨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范围会更加广泛，认识也会更加深入，会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鄂尔多斯学理论体系。
在“地方学”研究中，每个“地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发展都有鲜明特色，而“学”即科学原理具有普遍性，因此地球自然村里的各个地方学在更大的系统内协同创新、融合发展非常重要。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两个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
1.创建学术联盟
2005年，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倡议下，温州学、泉州学、潮州学、扬州学、徽学六家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第一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所，目前会员单位有30多家，还有一部分非会员的朋友单位，比如广州学、杭州学等也以不同方式经常参与相关活动。通过联席会的方式，把分散在各地的全国地方学研究机构以及海内外从事地方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和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发挥人才的聚集效应，形成合力，有组织地开展学术交流、互通 信息、共享成果，把地方学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北京学研究所担任轮值主席方以来，举办“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第三届京台学者共研会·京台地方学分论坛”等，有效扩大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的影响力。在这过程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也一如既往，积极参与和支持联席会的各项工作，努力使联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如联席会轮值主席方负责人、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在“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致辞中所言：十几年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为鄂尔多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智力支持，为国内地方学研究树立了榜样和标杆。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牵头搭建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这个学术平台，一直践行着民间学术联盟的使命，发挥着联系、联络、联合、联谊的职能，正在将地方学研究工作逐步引向深入和走向世界。
2018年9月，北京学研究基地在北京联合大学组织召开了北京学、首尔学、富士学三家中日韩地方学研究机构座谈会。北京学研究所目前是成立于2005年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首尔学研究所自2014年开始带头联合全韩国地方学研究机构，形成韩国地方学论坛联盟，每年4月和10月轮流举办学术论坛研讨活动；富士学会也计划组织日本地方学研究机构形成学术联盟。三方就进一步带领各国地方学加强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达成共识，并初步形成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北京学、首尔学、富士学中日韩三家研究机构共同主办、各个地方学研究机构轮流承办亚洲地方学学术研讨会的意见。初步计划于2019年11月在北京举办第一届亚洲地方学学术研讨会。
北京学研究所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带领中国地方学与日本和韩国地方学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在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的前期，中日韩三国轮流每年举办一次亚洲地方学学术研讨会。初步计划于2019年在北京举办第一届亚洲地方学学术研讨会，那么2022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时候，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内蒙古学研究会可以合作，有机会争取共同举办第四届亚洲地方学学术论坛。
当然，不管是否有机会举办亚洲地方学学术论坛，总之积极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是应该的。最近在草根网以及美国中文网等社交网站刊载了《鄂尔多斯学与日本地方学研究的联系》《鄂尔多斯学与韩国地方学研究的联系》《鄂尔多斯学与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的建设》《鄂尔多斯学与全球地方学研究的关系》等，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有网友评论，“文章结构宏伟，气势磅礴”。韩国关东大学东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关东大学中国学系教授李奎泰在微信中说：有幸认识中国地方学界同仁，包括北京学研究所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等地专家，感到非常助于我学术研究和更好认识多样的中国地方文化。地方研究确实不局限于当地，而是可以扩大为国外地区联系到世界各地，可以延伸到系统性认识人类世界多种文化。包先生关于鄂尔多斯学和其他地方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几篇文章，包括《鄂尔多斯学与韩国地方学研究的联系》，给我也很大的启发和引导，非常非常感谢您。
由此可见，地方学学术联盟为各地学者广泛、深入、高效交流合作创造了条件。
2.创办交流平台
目前，中国地方学研究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现主要是建立了线上和线下两个平台：一是在思想类公益性网站草根网建立了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二是创办了中国地方学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辑刊。
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
2016年2月，由北京学研究基地担任轮值主席方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合作，共同在公益性思想类网站草根网建立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为地方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和空间，目前团体和个人博客发表有关地方学的博文2200多篇，访问量达2300多万人次，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刊载了三方面的文章：一是中国学，包括国外的“中国学”，例如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蒙古国等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和信息；以及本土“中国学”，例如《如何思考和建构一门真正的中国学》、《时代的呼唤：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江苏高校召开“中国学”一级学科建设研讨会》 等，这是未来中国学构建的必然趋势。二是中国各个地方学，例如北京学、上海学、重庆学、晋学、桂学、内蒙古学、新疆学、台湾学、香港学、澳门学、广州学、杭州学、西安学、成都学、鄂尔多斯学等40多个地方学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三是把鄂尔多斯学作为地方学研究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案例，把16年来有关鄂尔多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民族、历史等一系列研究成果陆续集中展现出来，为广泛、系统宣传以及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鄂尔多斯奠定基础。
从地方学研究角度来看，互联网空间也是一个地方，是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物质空间的新的具有无限容量的“空间”。台湾地方学研究者陈惠龄教授在《在地感、多元化与国际性——台湾地方学推展概况》中认为：地方学研究趋势足以说明，全球化时代非但没有忽略地方身份感，反而更加增强了地方身份意识。然而让地方更像地方的同时，也必须进行一种地方改造，使地方表现出第二次生命。在互联网时代，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即不只是在“空间”中从事生产，更是在生产“空间”。
可以说，“互联网+地方学研究”，使我们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能够生产把各个地方学的成千上万研究者的智慧融合起来的新的具有无限容量的“空间”。公益性思想类网站草根网站长郎洌与草根网“地方学研究”负责人包海山合作，在《同一个平台、主题和梦想——充分发挥草根网与地方学优势》中认为：草根网博主们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群体，他们勇于探索，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包括不少政府部门采纳的建言献策以及社会大众认可的畅销书；而中国地方学研究者更是凝聚智慧、整合资源，共同创建一个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在互联网，学者专家的“地方”和“单位”印记被淡化，人们看重的是他们的观点、判断和预测。他们会变得很单纯，目的就是一个，计划探索真理。草根网与地方学研究的优势互补、融合发展、发挥整体能量表现在多方面。从研究人员来看，草根网博主与地方学研究者可以融为一体。例如，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他既是草根网博主，同时也在我国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参与“世界中国学论坛”；还有，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陈耕、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包海山、汉水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杜汉华等，他们既是草根网博主，又是地方学地方文化研究者。我们相信这种融合会越来越多，在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把地方学研究的同一个主题与互联网的同一个平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互补优势。
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辑刊
2017年10月，在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召开的中国地方学联席会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地方学联席会学术委员会，加大推进中国地方学学科建设的力度，并从2018年开始，组织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辑刊，每年出版两辑。作为联席会的系列出版物，汇集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成果，促进相关系列成果的持续积累，推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交流与分享，不断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扩大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打造“中国地方学”特色品牌。《地方学研究》第1辑和第2辑，分别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和北京学研究所负责编辑出版。
2017年9月，由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鄂尔多斯市社科联、鄂尔多斯市社会主义学院、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召开“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收到有关北京学、上海学、晋学、桂学、内蒙古学、台湾学、广州学、杭州学、 敦煌学、西夏学、西域学、伊犁学、闽南学、泉州学、扬州学、大冶学、鄂尔多斯学以及敕勒川文化、西口文化、巴山文化、汉水文化、元上都历史文化、察哈尔文化、内蒙古民族文化、内蒙古鄂伦春民族文化、内蒙古俄罗斯民族文化、赤峰企业文化、北宸智库、草野思想库等30个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研究方面的43篇文章，其中有关内蒙古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的文章占一半。以此为基础，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18年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第1辑。这是各位作者共同合作完成的成果，也是中国地方学研究团体部分代表第一次“集体亮相”。
2017年10月，“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联合大学召开，会议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由北京市级哲学社会科学基地——北京学研究基地、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和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主办，由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台湾研究院、应用文理学院和学报编辑部联合承办，来自台湾、澳门和大陆（内地）的40余家单位的60多位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分享海峡两岸地方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思想与智慧。北京学研究所以此次学术研讨会收到的论文为基础，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第2辑。论文内容主要包括海峡两岸地方学理论思考、实践探索、地方历史和文化研究等，是海峡两岸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研究者的成果汇集。
《地方学研究》第3辑，也将由北京学研究所编辑出版。2018年6月，“第三届京台学者共研会·京台地方学分论坛”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召开，研讨主题是“京台地方学研究互鉴与地方文化交流展望”。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台湾高雄中山大学、屏东大学、台中科技大学、慈济大学、中正大学以及内蒙古、福建、山西、陕西等地的地方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现状与前瞻、地方文化传承与认同、地方性与地方感、地方文学、地方戏剧、民间信仰、文化创意、文化遗产保护、互联网+地方学、地方学服务地方发展实践等方面展开研讨和交流，以期促进海峡两岸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研究经验互鉴和交流合作。在此基础上，北京学研究所将于2019年上半年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第3辑。
在未来，北京学研究所在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辑刊中将会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中国地方学联席会学术委员会决定，从2018年开始，每年编辑出版2辑《地方学研究》，其中1辑由北京学研究所负责编辑出版。北京学研究所作为联席会轮值主席方，计划于2019年11月，由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与日本和韩国地方学联盟合作，共同举办中日韩地方学研究学术年会，并且开始推进亚洲地方学研究学术联盟的建设，未来也有可能发展为全球性的地方学研究学术联盟，并且每年举办一次学术年会。这是一种发展趋势。这样，每年编辑出版2辑《地方学研究》，其中1辑由北京学研究所负责编辑出版，另一辑由承办亚洲乃至全球性的地方学研究学术年会方编辑出版。顺应这种趋势，北京学研究所以及由北京学研究所作为轮值主席方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将会在全球地方学研究领域，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而《地方学研究》辑刊就会成为重要的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现平台。
3.需要改进之处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承担了内蒙古学专项课题“内蒙古不同地域地方学研究的基础、经验及对构建内蒙古学的启示研究”。在课题评审过程中，有评审专家提出：“在鄂尔多斯学研究进程中，要总结成功的经验，也应该总结不足的经验”。也有评审专家认为：“对于创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来说，论文汇编只能算是探索性的积累，根本不能算是研究成果。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必须要有各种明确概念的一系列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著作来构建”。
的确，我们应该总结成功经验，也应该看到需要改进之处。从创建之初就参与鄂尔多斯学研究，并且驻会八年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潘洁，在《解析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中谈到“不足、局限和需要改进之处”时说：细心检点，这支队伍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第一，成员人数不断增加，但原来的130名也好，如今的170多名也罢，挂名的多，真正活跃的只是少数。专家们分散于全市各地的不同岗位，有的远在呼市、北京，联络费力费时，多数无法承担研究会分配的任务。即使是出席相应的论坛、研讨会，专家名单、论题分配也颇费周章，时常遇到无法参加的情况。所以选来选去，参加最多，频次较高的，就是那一二十个熟悉的面孔，而每位专家的专业、研究方向是相对固定的，不可能是万能的，这就降低了论坛与研讨的丰富性和学术论点思辨与交锋的机会。第二，选题、立项不规范，有很强的随意性，结项的程序也没有很好的遵守。
其实，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在中国地方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必须要有各种明确概念的一系列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著作来构建”，这是对的。而以此来衡量，各地方学研究团体并没有真的构建起新的学科知识体系。
那么，是已经构建起了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之后，才可以称地方学研究；还是提出概念、明确方向之后，探索和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的全过程，都可以称为地方学研究？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例如，2002年创建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只是提出构建鄂尔多斯学的概念、目标、任务，目前还在探索和构建之中。据我们所知，中国各地方学研究都是如此。
在这些方面，上海学发展30多年，学者们有相似的观点，也有争议。在中国城市学地方学研究中，或许上海学研究者的不同观点的表达更直接、更坦诚，有学术论点的思辨与交锋，对各地方学的探索和构建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唐振常研究员在《关于上海学》中认为 ：所谓此学彼学，名目不少，其实只是形式问题，多只图个热闹。过早为之定一名目，未必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上海研究方兴，何必匆匆即定上海学一词，以成固定。各家各派，国内域外，无妨各展所长，待其大盛，再作定论，岂不自然。姜义华教授说 ：关于“上海学”，前些年就有学者提倡过，后来似乎没有原先所希望的那样发展起来；上海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就，但是仔细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其深度与广度还远远不够，请恕我泼了一点冷水。他认为，未来能否真正形成“上海学”，一要看上海本身的发展与它在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上升到一个什么高度，二要看上海研究内涵与外延深化和拓展到什么程度。
而在《上海学》创刊座谈会上，沈祖炜研究员则表示，对上海学概念是否认同可以研究讨论，但有人举起“上海学”的旗帜，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研究人员汇聚到这一旗帜之下；杨国强教授也认为，学术期刊对培养和凝聚学术团队、推动学术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熊月之教授在《是建立上海学的时候了》中更是明确表态，经过1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上海在1992年以来的惊人变化，带来了国际、国内对上海研究的空前繁荣，上海学的建立已到了“实至而名归的地步”。他认为：有没有必要建立上海学，最关键的有两条，一是上海有没有值得研究的特质，有没有一门独立的学问所要研究的内涵；二是学术界能否聚集起比较成规模的研究力量。
由此可见，关于上海研究，认为现在不应该称其为“上海学”的主要原因，一是担心过早为之定一名目，以成固定，无助于学术的发展 ；二是觉得现在的研究，其深度与广度还远远不够。而赞成构建“上海学”的主要原因， 一是上海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所要研究的内涵，上海的惊人发展变化带来国内外对上海研究的空前繁荣 ；二是建立上海学，能够聚集起成规模的研究力量，这对培养和凝聚学术团队、推动学术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综合来看，上海研究与“上海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和内涵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对“上海学”这个概念认可与不认可，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我们从地方学研究的普遍意义来看，构建“上海学” 不见得“定一名目，以成固定”，“上海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可以说，在本质意义上，上海具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所要研究的内涵；在表现形式上，建立上海学能够聚集起成规模的研究力量。
我们认为，地方学研究以及创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是包括提出概念、任务、目标以及构建和应用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全过程。我们切身体会到，从实际需要来看，一方面，社会实际问题往往超越任何学科界限，解决问题需要跨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另一方面，科学文化本身的发展需要各学科之间协同创新、系统性融合发展。对于很多地方来说，探索、构建和应用综合性系统性地方学，能够满足这种现实需要。因此说，探索和构建综合性系统性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是现实需要。目前很多地方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远远不够”，而且按照原有的某些思维定式难以改变这种状况；而努力探索和构建综合性系统性地方“学”，就有希望整合更多的智力、资金、组织等各种资源，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有效推进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地方学是知识体系+应用服务，即应用学科知识体系来为社会发展服务，而构建可以应用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是基础，是前提条件，否则就不成其为地方“学”。鄂尔多斯学研究需要改进之处，不是现在还没有构建起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而是持续探索和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的意识和力度不够。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探索、构建、应用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是“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定了我们去追求这种选择，去做信仰和信念决定我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必须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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