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鄂尔多斯学

                 包海山

         一、鄂尔多斯学与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的建设

        2018年9月，北京学研究基地在北京联合大学组织召开了北京学、首尔学、富士学三家中日韩地方学研究机构座谈会。北京学研究所目前是成立于2005年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首尔学研究所自2014年开始带头联合全韩国地方学研究机构，形成韩国地方学论坛联盟，每年4月和10月轮流举办学术论坛研讨活动；富士学会也计划组织日本地方学研究机构形成学术联盟。三方就进一步带领各国地方学加强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达成共识，并初步形成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北京学、首尔学、富士学中日韩三家研究机构共同主办、各个地方学研究机构轮流承办亚洲地方学学术研讨会的意见。初步计划于2019年11月在北京举办第一届亚洲地方学学术研讨会。

       北京学研究所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带领中国地方学与日本和韩国地方学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在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的前期，中日韩三国轮流每年举办一次亚洲地方学学术研讨会。初步计划于2019年在北京举办第一届亚洲地方学学术研讨会，那么2022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时候，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内蒙古学研究会合作，有机会共同举办第四届亚洲地方学学术论坛。

       当然，不管是否有机会举办亚洲地方学学术论坛，总之积极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是应该的。

       据百度百科，亚洲的历史和文化都非常悠久。在古代，亚洲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整个世界主要强国-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都位于亚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中国、印度和古巴比伦都位于亚洲。亚洲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曾经在世界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人发现“0”、发明阿拉伯数字，等等，许多科学上的发明创造，都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亚洲是七大洲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洲。其复盖地球总面积的8.7%（或言总陆地面积的29.4%）。人口总数约为4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约60.5%（2010年）。亚洲绝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半球和东半球。亚洲与非洲的分界线为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以东为亚洲。亚洲与欧洲的分界线为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大高加索山脉、土耳其海峡和黑海。乌拉尔山脉以东及大高加索山脉、里海和黑海以南为亚洲。大陆东至白令海峡的杰日尼奥夫角，南至丹绒比亚，西至巴巴角，北至切柳斯金角，最高峰为珠穆朗玛峰。跨越经纬度十分广，东西时差达11-13h。西部与欧洲相连，形成地球上最大的陆块欧亚大陆。

       亚洲是世界上大江大河汇集最多的大陆，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大洲，是半岛面积最大的一洲。亚洲是世界上火山最多的洲。伊拉克巴士拉极端最高气温曾达58.8℃，为世界最热的地方。亚洲有世界陆地上最低的洼地和湖泊－－死海（湖面低于地中海海面392米），有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还有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亚洲资源丰富，主要产油国家都位于亚洲，中国和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是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高的地区。

       亚洲辉煌过，也衰落过，特别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垂死挣扎”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亚洲因为农业革命而辉煌，也因为长期束缚于小农生产而衰落。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小农生产方式之所以会几千年来长期存在，这除了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民族性格等深层次的文化因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主要还是劳动资料这个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这个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

       马克思在谈到亚洲时说：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只要村庄保持完整，他们就不问村庄隶属于什么权力，或受哪一个君主统治。村庄内部经济保持不变），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都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资本论》第一卷 397页）在亚洲，国家既是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资本论》第三卷 891页）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资本论》第三卷 875页）

       我们应该看到，从国家是最高“地主”的封建社会，到整个人类社会都不是土地所有者的科学社会主义，靠的就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靠的就是对人本身属于和存在于自然、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存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经济基础来看，如果说，“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决定了传统农业经济只能是封建主义，工业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而只有在文化经济才能出现科学社会主义，那么，瓦解封建社会的最后标志就是农村不再成为农村，农民不再成为农民。

       对于通过大工业改变传统的农业、农村、农民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陈旧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资本论》第一卷 551页）

       在现代社会，不管新旧，农村就是农村，它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直接反映，因此，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农村，这只是一个发展过程，而不是建设目的。我们的目的使农村不再成为农村，而是成为能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化、社会化的农业生产基地；使农民不再成为农民，而是成为能够融入现代文明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从事农业生产的新型劳动者。消除“农民”这个旧社会最后的堡垒，不能靠政治运动，而是靠经济发展；不能靠强攻，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使其顺势自然解体。之所以会有“堡垒”，是因为堡垒内外存在着生产方式、文化素质、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和对立，一旦消除了这种差异和对立，堡垒就会自然解体，并使内外融为一体。

       社会融合发展包括多方面，而最根本的一点是通过改变人的生存条件和生产方式等来构建命运共同体。恩格斯说：“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在此基础上，在当地社会，还要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信息通道和手段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等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而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就是通过构建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共同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型升级。

       在亚洲发展中，能够带来“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为什么不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而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我想，在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中，这也肯定是值得亚洲人共同深入研究探讨的重点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中国的时候，正是清王朝衰相尽显、危机四伏之时。他们没有来过中国，却比中国人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当时现状和未来发展，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和把握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

       对于中国当时现状的改变，马克思说：“英国的大炮首先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力，恩格斯有两个预言。一是在亚洲范围内，恩格斯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二是在全球范围内，恩格斯预言：“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的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带来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恩格斯的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中国的参与和融入，将会使整个世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相信恩格斯的这个预言也会变成现实。

       是资本主义最后征服了中国，还是中国人自觉主动地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劳动生产力和改善社会生产关系，并且有智慧、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人类共同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对此可以有“一样共识，不同表述”。而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在中国“两岸四地”中，三地中国人接受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整个中国实行的是“一国两制”，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了“一区两制”一体化融合发展。

       经过人类一百多年的文明进程，我们把“征服”理解为融合发展，把“崩溃”理解为转型升级，那么中国、欧洲、美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能够一体化融合发展，共同实现转型升级，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不仅会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及其发展的最大增量，而且会成为整个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及其发展的最大增量。

      二、鄂尔多斯学与全球地方学研究的关系

      在首届“内蒙古学”论坛上，全球学专家也参加了地方学论坛。在论坛期间，内蒙古社科联副主席朱晓俊还专门主持召开了“全球学与地方学研究交流座谈会”。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国内学术界第一本全球学理论著作《全球学导论》作者蔡拓教授，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方负责人、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教授，厦门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陈耕，内蒙古北宸智库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蔡常青，内蒙古民族产业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杰以及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北宸智库、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承担首批内蒙古学专项重点课题的负责人等参加座谈会，就内蒙古学与全球学、内蒙古学与全国各地方学之间的相互借鉴、融合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这也是中国地方学与全球学的第一次学术交流座谈会。

          全球学不仅有全球视野，而且是全球范围跨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蔡拓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全球学的时代价值》中说：全球学是一门以世界为视角的综合性学科，它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问题研究。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演变，全球学有了新的研究内涵。它以经济全球化为时代和学科背景，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所催生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探寻全球治理为目标，以挖掘、揭示全球性规律为学术宗旨，探究世界的整体联系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特点、进程与趋势。任何一个学科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与条件，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识增进的需要。全球学正是基于上述两种需要而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