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海山

           一、鄂尔多斯学与日本地方学研究的联系

          2016年8月，由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主办“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韩三国各地方学的8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这是一次具有较大影响的研讨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中国社会科学网、环球网等作了报道。会后由北京学研究所编辑出版《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2016》一书。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地方学研讨会，带着“同声翻译”耳机听日本、韩国等国家学者关于他们地方学研究的发言。而且，我的文章也是第一次入选正式出版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未来，中日韩地方学研究者将共同推动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因此对日本和韩国有更多的了解乃至深入研究是必要的。

         我第一次去日本，是2010年5月。随黄喜庆团长带领的鄂尔多斯市老干部合唱团原生态蒙语部，赴日本联欢演出、观光旅游。东京、富士山、京都、大阪，一路走来，无论是与日本民间艺术团体的文化交流，还有日本国土50%以上的森林覆盖的自然景观，都让人感动、赞叹。整洁卫生、井然有序、服务热情、敬业精神、产品质量高、看不到警察、听不到汽车喇叭声等等，确实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日本人对蒙古族很友好。刚到东京机场，看到日本安检人员开包抽查，而鄂尔多斯市老干部合唱团原生态蒙语部穿蒙古袍的数十人团队，一个也没有检查，全部直接放行了。我们穿着蒙古服饰，无论走进日本居民社区演出，还是走在东京大街，都是一道亮丽风景。有人向我们微笑致意，也有人竖起拇指点赞。

         蒙古族原生态民歌，很受日本人喜爱。我想起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说的两点很有意思：一是“蒙古文化不仅过去有过惊天动地的雄伟史诗，到今天为止还以自己的歌声可以在全世界独占鳌头”；二是“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带来很多很多的滋养。它的辽阔，它对自然的热爱，特别是它对于流动性的赞颂，对于农耕文化的保守、狭隘都有所冲撞。对商品交换，游牧文化远远超过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更多的是自足自给，游牧文化是很早就有商品交换的概念”。

       蒙古族民歌受到普遍欢迎，这是大家都能够直接感受到的。而作为地方学研究者，我思考更多的还是游牧民族很早就有的商品交换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的运作规律。因此，我回来之后，在《鄂尔多斯学研究》2010第2期“理论思维”栏目发表了两篇文章：《求同化异论主义》《日本之行与文化思考》。我想，鄂尔多斯学与日本地方学研究的联系，应该有文化艺术的交流，也应该有理论研究的合作。

         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发达的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科研、航天、制造业、教育水平均居世界前列。此外，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也是其重要的文明象征。日本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许多方面堪称世界典范，其国民普遍拥有良好的教育、很高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素质。

         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他们是高度发达的国家，我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才使7亿多人脱贫但还在打脱贫攻坚战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国家的国民素质还差得很远。这是我们应该理性面对的客观现实。当然，中国具有辉煌的历史，也有后发优势。或许不必去想谁赶超谁，应该共同探寻和遵循的规律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共同构建中国和日本命运共同体。

          蒙古族鄂尔多斯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而日本人非常崇拜成吉思汗，因此，研究成吉思汗文化或许是鄂尔多斯学与日本地方学研究联系的一个文化纽带。

          据内蒙古学者巴拉吉尼玛等编著的《千年风云第一人：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选最理想的老板，结果令调查人员大吃一惊：许多新任公务员心目中理想的老板不是日本首相或者其他当代日本人，而是13世纪的成吉思汗名列榜首，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领袖”。日本学者饭村穣说：“成吉思汗千方百计吸取时代精华，东西方文化交流也被他推进了。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我把成吉思汗诞生可以看作改变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而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如果我们理解这种货币和资本的发展脉络，就能够体会成吉思汗“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的深刻含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货币转化为资本”时认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形式，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

          由此可见，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的产物，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从产品交换到商品流通、产生货币，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之所以能够交换，能够变成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二重性；另一方面，产品作为独立的物，它可以转移和让渡。产品交换和商品流通，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取决于环境的适宜，天生的种族性格等等”。

         由此可见，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特别是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某种意义上国际通用纸币，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们一般认为，成吉思汗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经典，包括他创造的文化以及在他的影响力下创造的文化，因此把蒙元货币文化也可以视为成吉思汗文化的组成部分。

          据有关资料，我国是最早创造和使用纸币的国家。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曾使用过白鹿皮币，唐代又出现过飞钱，这些都属于纸币的雏形。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则是北宋天圣元年发行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流通的现金收据，随时可以兑现。金代也用纸币，但是因为币值不稳，三五年就更换新钞，所以流通范围并不很广。而到了元代蒙古帝国时期，则以使用纸钞为主，使纸币成为主要流通的主体货币。最基本的是“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两种。这种纸币的功能与现代的钞票已基本相同。

          元朝币制的最大特点是长期、广泛、大量地发行和流通纸币。元朝版图辽阔，横贯欧亚，由于纸币本身轻便，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当年，从欧洲前来中国游历的马可·波罗，在元大都见到这种纸币时惊叹不已：“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说它可以用于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

          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有形的物质功能；而蒙古民族最先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功能。蒙古帝国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现在，蒙古族曾经打天下的武装力量早已消失，而蒙古族最先赋予纸币所形成的货币权力依然统治着整个世界。这是最微妙、最神奇的地方，也是蒙古族历史文化中很辉煌、很有价值和很有生命活力的部分。解铃还须系铃人。对纸币无形的“幽阴”信息作用，或许蒙古族在冥冥之中有更多的直觉、灵感以及本能反应。当货币形式发展成为资本，特别是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无形的信息形态具有了资本属性之后，研究资本的信息结构和信息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写过《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论文。在调整、改变以及最终消除货币权力和资本职能过程中，或许蒙古族能够发挥非常特殊的重要作用。

          对待金钱，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认知和心态，例如，“钱是命，命是钱，钱命紧相连”；与“钱是驴，驴是钱，钱驴等价交换”，就不同。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是为了交换牲口；后来自作聪明的人们用来交换自己，使自己的劳动本质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一种商品，造成了人的自我异化。如恩格斯所言：商品“表现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货币和资本都是人所创造和应用的，只要人们都把自己当人看，还原货币和资本只是抵押品和工具的地位和作用，那么货币和资本的权力和职能以及运作方式等，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鄂尔多斯学与日本地方学研究形成某种联系时，我们应该看到，日本人很有钱，而鄂尔多斯蒙古人理解钱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必然规律。或许，这些方面的交流合作，使鄂尔多斯学与日本地方学研究能够形成优势互补。

           二、鄂尔多斯学与韩国地方学研究的联系

          在思想类公益性草根网建立的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主要刊载中国地方学研究的成果和信息，也刊载海外和本土“中国学”的文章。其中，刊载了《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一文，作者是韩国关东大学东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关东大学中国学系教授李奎泰。在未谋面之前，我通过草根网对李奎泰教授的文章和名字有印象，后来在北京学研究所举办的几次相关学术研讨会都与李奎泰教授相见，我们相互听过发言、读过文章，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我们再向别人介绍对方时，首先都会说，我们是草根网网友，都在“地方学研究之友”微信群里。毕竟，我们还是通过博客和微信交流的更多。

         韩国很重视地方学研究。据李奎泰教授介绍，韩国16个一级行政区都有地方学，如首尔学、仁川学、江源学等；二级行政区地方政府也根据“地方文化振兴法”支援成立各市、郡、区“地方文化院”，主要以各地方大学为中心运行。各地方政府和民间地方学研究的合作关系也逐渐在制度化中形成。一些地方大学将该地区的地方学指定为大学的必修课。据2010年统计，韩国成立了228个“地方文化院”。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成立了“韩国文化院联合会”，主要职能是促进地方文化院数据化、文化设施和团体之间的合作体系及信息交流、完成国家或地方政府委托的推广地方文化的业务等。

          韩国是20国集团成员之一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是拥有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经合组织发达国家。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未来11国（N-11）中唯一一个发达国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韩国非常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据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KISTEP）的调查显示，韩国政府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居OECD国家榜首，预算规模排名第六。韩国的资讯科技产业多年来一直执业界之牛耳，制造业与科技产业发达，除高速互联网服务闻名世界外，内存、液晶显示器及等离子显示屏等平面显示装置和移动电话都在世界市场中具领导地位。韩国已是世界上网络通讯发达的国家之一，网速全球最快，宽带普及率世界第一。

      李奎泰教授研究韩国地方学，也研究中国学，参加中国地方学学术交流活动，与我们用汉语交流。他在《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中说：从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观点来看，这有助于形成韩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互相学习，也是发展认同感的最好途径之一。描述韩中关系很具代表性的一句话是“悠久历史文化的纽带关系”。因为这种文化的纽带关系和特殊的地缘情结，两国在各方面的交流才可以迅速发展。两国间的“韩流”和“中国热”，加上研究“中国学”和“韩国学”的热潮，都是提供两国形成新时代的韩中文化纽带关系的机遇和机制，其核心应是学术性的沟通。于是两国学术交流需要扬弃以“自己”为中心的观念和思考方式，更宽容地接收与自己不同的制度和文化思想。韩国的“中国学”和中国的“韩国学”研究也要采取以尊重对方为基础的客观的研究态度。

       那么，中韩“悠久历史文化的纽带关系”的主要内涵是有什么？我们或许从韩国国旗可以感悟和体会得到。韩国国旗的太极和八卦思想来自中国的《周易》。和谐、对称、平衡、循环、稳定等原理代表着中华民族对宇宙，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朝鲜半岛长期受中华文化影响，韩国国旗正是这种影响的反映。韩国国旗中间的太极图是道家取法于自然的意念核心，只是颜色上改变了中国太极图阴阳鱼的黑白基本色，而变成红蓝两种色调，是火与水、日与月、动与静、陆地与海洋的系列象征，但它的基本理念还是阴与阳，正是"一阴一阳谓之道"，有了这个道，就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太极所在而无所不包。韩国国旗是世界上唯一体现道法自然理念的国旗，这使我们几千年来探寻和遵循自然法则的中国人也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由此可见，韩国人也非常注重道法自然。还有，韩国人对成吉思汗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贡献，也给予高度评价。韩国学者金正洛在《千年历史人物》一书中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成吉思汗的经济政策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因特网的前奏。成吉思汗的开放政策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先行。

         讲到老子道学与成吉思汗文化，鄂尔多斯学与韩国地方学研究的联系就很密切。在北京学研究所安排的相关交流活动中，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向韩国首尔学研究所所长李益柱教授、韩国关东大学东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奎泰教授等介绍了鄂尔多斯文化。

         从地方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对韩国学者以及对全球地方学研究者介绍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学，都应该讲鄂尔多斯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成吉思汗祭典、查干苏力德祭祀、鄂尔多斯古如歌等6个项目，以及鄂尔多斯人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反思、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就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而言，鄂尔多斯人祭典成吉思汗、祭祀查干苏力德、传唱古如歌，使象征大蒙古国的圣主、国旗、国歌八百年整体性得到守护和传承，这也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奇迹，其核心是蒙古人对长生天的信仰即对自然规律或者说历史必然性的信仰。如果说现代韩国人的国旗体现着道法自然的理念，那么在中华文化、特别是改变了中华文化体量和质量的蒙古族文化里，道法自然的理念自古以来就以圣主、国旗、国歌的形式整体性得到守护和传承。

         相对而言，鄂尔多斯学不仅研究老子道学和成吉思汗文化，而且与马克思理论联系起来，努力融会贯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地区的人类智慧结晶。鄂尔多斯学的探索与构建，是在“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基础上推进的，因此我们充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学术自信。具有了这种自信，我们的探索和研究就会更全面、更深刻。

         就研究成吉思汗文化来说，自美国《华盛顿邮报》把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以来，成吉思汗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出现一批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或力作。这些经典力作，成为畅销欧美的热血读物，再掀英雄史诗的热潮，主要是能够与现实联系起来，把它看作融合谋略、斗志、文化为一体的历史解谜之作，看作召唤梦想、守护自由和平的生命启示录，鼓舞人们为梦想而战，为自己出征，像成吉思汗一样创造英雄传奇！

         德国历史学家巴克霍森在《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帝国的崛起》中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一位几乎白手起家的卓越经营者，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卓越的团队。他是兼容并蓄的革新者，打破一个旧世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文化、科技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中认为，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觉醒。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个在自己征服过的各个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是促进商业发展的通道，而且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特别重视成吉思汗文化中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三大创举：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三是蒙古族在他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实质上是因为他本能地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自然规律客观存在，谁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和更准确地把握它，则是要看人的天分和历史机遇。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一方面是研究成吉思汗的天分，而另一方面是他所遵循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