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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发展的鄂尔多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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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发展的鄂尔多斯学
包海山
最近，“鄂尔多斯改革开放40周年研究丛书”课题组负责人在微信群里转发了《岁月如歌！改革开放40年40个“第一”》。他说：重要的思维启示，鄂市在全国、全区、全市的首先或第一次是什么，这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按照这样的思维来看，鄂尔多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新的地方学学科体系，这在全市、全区是第一次；而倡议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促进同一个主题、同一个平台共圆中国梦，这在全国是第一次；促进中国各个地方学、中国学、全球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这在全球是第一次。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新的科学知识体系，这种创新是系统性的，包括很多内容持续性的创新发展。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创立16年来有很多创新，我们简要谈谈其中的16个创新。
2012年9月16日，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10周年之际，奇朝鲁会长对研究会所取得的主要业绩概括为10个“创”：第一、创意成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第二、创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体制机制；第三、创立鄂尔多斯学，有了《鄂尔多斯学概论》；第四、创研鄂尔多斯文化的基本定位、内涵和特征；第五、创议“成吉思汗文化”新见解；第六、创造文化品牌，塑造区域文化，构建新领域新文化；第七、创编《鄂尔多斯大辞典》；第八、创导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第九、创作丛书、学刊；第十、创建“品牌地方学、和谐研究会”。
在此基础上，鄂尔多斯学研究在不断创新发展。对近6年所取得的主要业绩，也可以概括为6个创新。
1.预测“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
201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丛书十册之一《鄂尔多斯学研究》，发表了《“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到更高境界与老子文化水乳交融》。这也是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中，在网络媒体刊载和转发很多的一篇文章。
2012年初，在新浪网、光明网、求是理论网等很多网络媒体，以《西方世界重温“马克思主义”》、《世界期待“现代马克思”出现》等为题，刊载【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1月31日文章】题：“下一个马克思”（作者美国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在西方精英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苏”的迹象，金融资本体制引发的危机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的现实意义。在德国、美国以及韩国，马克思的著作开始变得热销，大学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程变得受欢迎。“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从而使左派和右派同样大吃一惊”；“如果下一位马克思正在某个地方奋笔疾书，未来可能会出现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继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后，不少德国民众也纷纷走上街头，举起“我们是那99%的大众”、“读读马克思吧!”等标语。
顺应时代潮流，鄂尔多斯学研究者认为，世界期待“现代马克思”出现，是因为马克思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邓小平：“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作者产生了许多年的影响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是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现代马克思”本身也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而无论是马克思理论还是“现代马克思”本身，最终都会遵循规律，“道法自然”。鄂尔多斯学研究者从“心理素质与精神状态”“机体组织与社会环境”“文化内涵与信仰境界”三个方面探讨“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的可能性。
按照这种创新思维方式，近年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课题，于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专著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比较研究，探索规律”；二是“集成创新，再论资本”；三是“构建学科，服务社会”。在第二部分有“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历史任务”“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与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等章节，研究探讨体现人的主体地位、改变劳动价值评判体系、改善社会分配机制、发挥资本的工具作用以及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等发生一系列整体性变化的内在规律。总之，资本是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资本的各种职能是人类所共同赋予的，而且只有社会全体成员在生产、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共同参与，资本才能运转起来。我们再论资本，说到底是再论创造和应用资本的人本身。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变。
2.阐述蒙古族宗教文化、英雄崇拜、科学信仰。
构建和应用鄂尔多斯学，这是有信仰和信念的人们共同从事的社会事业。奇朝鲁在《回顾与瞻望》中说：“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定了我们去追求这种选择，去做信仰和信念决定我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真正的鄂尔多斯文化自信，源于鄂尔多斯人的科学信仰，而有科学信仰的人们努力在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和应用综合性系统性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对此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追本溯源。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鄂尔多斯文化包括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城市文化，是这些文化的融合体。无论是研究鄂尔多斯文化，还是在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鄂尔多斯学学科体系，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热爱和信仰。信仰能够使人的天性得以自然表达，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文化研究和学科建设中，走心、动脑、全力以赴成为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
关于蒙古族信仰，在互联网上搜索“蒙古族信仰”，出现的几乎都与宗教有关：蒙古族信仰什么教？蒙古族信仰长生天吗？蒙古族信仰哪位神灵？狼是他们的神吗？诸如此类。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好像蒙古民族只有宗教信仰而没有科学信仰。2017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鄂尔多斯传奇故事》，其有一个章节“蒙古族宗教文化、英雄崇拜、科学信仰”。至此，在鄂尔多斯人撰写的正式出版著作中第一次有了蒙古族有科学信仰的章节，这是鄂尔多斯文化研究以及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成果。
宗教文化、英雄崇拜、科学信仰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蒙古族宗教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平等的特征，在成吉思汗《大札萨》中就有“凡宗教，一律尊崇，且不得有厚此薄彼之行为”的法典条文。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祭祀、苏力德（神矛、旗帜）祭祀等，主要体现的是对英雄人物的崇拜以及对无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全体蒙古的总神祗”的本质内涵，是对长生天、祖先、英雄人物的崇拜，这比宗教领域里对“神”的膜拜，要更理性、更可贵、更具人性化。恩格斯认为，“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的多，高尚的多，因为‘神’只不过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蒙古人对“天之骄子”成吉思汗的崇拜，就是对英雄人物所固有的本质的崇拜，是对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的理解，也包涵着对长生天以及整个宇宙自然的好奇、向往、热爱、敬畏、仰慕之情。在此基础上，蒙古人的信仰升华为科学信仰。
那么，什么是科学信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陈先达教授在《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区别》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和宗教信仰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信仰，是建立在规律基础上的信仰；宗教信仰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信仰，我“信”因而我信仰。宗教信仰不追问“为什么可信”，而是“信”；科学学说不是问“信什么”，而是要问“为什么可信”。不能回答“为什么信”，“可信”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科学；而穷根究底地追问为什么信，为什么可信，知道信仰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宗教信仰。
任何事物都是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从宗教文化、人物崇拜到科学信仰，也是既有内在必然联系，又是分为不同层次、具有不同内涵的不同概念。我们应该理解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即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的自身自然与外部自然都同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不是人类想成为人类才出现了人类，而是自然法则决定了在自然界必然会出现人类，所谓“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而出现了人类之后，自然法则依然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的发展变化。因此，有智慧、有灵性的人们，能够意识到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在无形中还客观存在着巨大的能量。对此，从宗教角度来感知，就会有宗教文化；从圣人天才的角度来应用，就会成为人物崇拜；从科学角度来领悟，就会形成科学信仰。当然，我们应该清楚，宗教和科学都是人的创造，宗教不是没有科学性，而所谓的科学也不是没有偏颇性，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孙中山认为：“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鲁迅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他居然早已明白地启示了”。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需要理解宗教文化。
自然法则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宗教和科学是认识论层次上的不同表现形式。对自然法则，老子认为是道法，成吉思汗认为是长生天，马克思认为是真理。这些都是探索、感知和揭示自然法则的一种角度和方法。那么，自然法则本身是什么？它在哪里？它能干什么？老子觉得：作为规律“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作为能量“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马克思认为：“真理像光一样······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真理寂兮寥兮，像光一样普照大地；真理不仅占有马克思，也占有老子、成吉思汗等古今中外任何人；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等经典，都只是构成自己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都只是在探索和遵循真理，而不是真理本身。我们是学习和掌握他们的方式方法，通过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努力更接近与自然法则，最终感悟和遵循自然法则本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信仰。有了感悟和遵循自然法则的科学信仰，我们才能构建和应用揭示和转化自然法则及其巨大能量的系统性新的科学知识体系。
3.促进中国地方学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从各地成立地方学研究机构到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从各地地方学各自研究到促进中国地方学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这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有三个第一次：2002年，创立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这在全市、全区是第一次；2005年，倡议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担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所），这在全国是第一次；2016年提出设想，2017年与相关团体共同合作完成“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这在全国也是第一次。
2016年，北京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地方学研究信息》以及《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分别以《关于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的设想》和《关于地方学课题设立的思考——以鄂尔多斯学为例》为题，发表了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关于通过具体课题合作研究来共同促进中国地方学系统性学科建设的思考。其中具体课题之一，是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主持，有关地方学研究团体合作，共同完成“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这个设想得到相关团体的理解和支持。
2017年9月，由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鄂尔多斯市社科联、鄂尔多斯市社会主义学院、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召开“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收到有关中国地方学、北京学、上海学、晋学、桂学、内蒙古学、台湾学、广州学、杭州学、敦煌学、西夏学、西域学、伊犁学、闽南学、泉州学、扬州学、大冶学、鄂尔多斯学、草根网“地方学研究”以及敕勒川文化、西口文化、巴山文化、汉水文化、元上都历史文化、察哈尔文化、内蒙古民族文化、内蒙古鄂伦春民族文化、内蒙古俄罗斯民族文化、赤峰企业文化、北宸智库等30个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研究方面的43篇文章。同年10月，在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召开的中国地方学联席会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地方学联席会学术委员会，共同系统性推进中国地方学学科建设，从2018年开始，每年出版发行2本地方学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辑刊，第一辑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以“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为基础来出版发行，这也是中国地方学研究团体部分代表第一次“集体亮相”。
鄂尔多斯是温暖全世界的地方，也是孕育地方学研究的热土：鄂尔多斯学、内蒙古学、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都从这里起飞、翱翔，在协同创新与融合发展中带给世界各地的人们热爱家乡的情感与科学探索的理智。2017年在“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上，内蒙古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杭栓柱正式提出“内蒙古学”概念，认为“构建内蒙古学是构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一个有效路径”，标志着“内蒙古学”的构建，具备了可行性条件。他在座谈会致辞中说：“在内蒙古地方学研究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15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及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为内蒙古学的探索和构建奠定了很好的实践基础，相信在内蒙古学的构建中能够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
4.提出地方学研究有相同的一个核心、两个抓手。
地方学是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包括跨当地各学科，也包括各地方学之间的跨学科。在无数个地方组成的地球自然村，可以构建无数个地方学，但不可能都是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而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既有自身鲜明特色，又能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
在“地方学”中，“地方”是定语，例如无论是平行关系的北京学、上海学、内蒙古学、广西桂学，还是局部与整体关系的鄂尔多斯学、内蒙古学、中国学、全球学，其每个地方之称都是定语；而“学”即学科知识体系是中心语，科学所揭示和反映的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现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一般规律支配着每个地方的历史进程，每个地方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都应该是发现、认识和把握在无形中支配当地历史进程的内部隐蔽着的规律；另一方面，支配着每个地方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而且揭示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的科学本身，也具有与人类认知能力系统性提高相符合的跨学科、去学科、超学科的发展趋势。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各地构建地方学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不同地方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研究探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并且通过协同创新、融合发展，来共同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应用共同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所构建的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为各自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融合发展服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地区，只是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形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是同一的。因此，鄂尔多斯学研究者不仅提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支配鄂尔多斯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即自然法则，而且还认为每个地方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都应该是支配当地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而支配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同一的。明确提出这种观点，这在中国地方学研究领域是第一次。
马克思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包括每个地方内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最根本的一点，是揭示了人类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恩格斯说：“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真正的人的自由，是“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这个规律对任何人、任何地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地方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实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时，每个地方都在围绕着这个轴心在旋转，因此每个地方学都应该研究这个实质性的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就业、收入、分配、消费、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养老等等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和钱的问题。因此，解决当地实际问题的地方学，主要就是解决人和钱的问题。应该说，内在本质规律是无形的，而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具体的。因此，鄂尔多斯学研究者提出，地方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是自然法则；而两个抓手一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科学应用资本运作规律。有了这样一个核心和两个抓手，地方学研究的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就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就会找到共同前行的具体路径和可操作的方式方法。
5.中国学视野下理解中华文化之根本以及学科建设的最大增量。
目前，“中国学”主要有国外中国学和本土中国学两种。顺应知识大融通、智慧大融合的必然趋势，国外的“汉学”较快升级为“中国学”，例如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都有“中国学”；与此同时，国内有识之士也致力于促进侧重于传统文化的“国学”和立足于地方的“地方学”，也有效整合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本土“中国学”。由于研究对象的确定性、统一性，海内外尊重客观事实的中国学研究也会一体化融合发展，而本土中国学的构建，将会成为中国学的主体。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过程中，人类本身是万物层面上的产物；而人类作为域中四大之一，最终与天地一同道法自然。由此可见人类的来龙与去脉。人类生存于不同的地域，分为不同的民族，但是最终都受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支配。如果把中国文化比做一颗大树，那么各个地方文化是各具特色的枝干和树叶，而树根则是相同的。因此中国文豪鲁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都认为“中国文化之根在于道家”。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也不管这句话的原意是什么，总之在本质意义上，老子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不仅是中国文化之根，也是世界文化之根，这是本土中国学与国外中国学也将融合发展的根本原因。随着中国优秀文化成为引导人类社会发展并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构建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中国学，将会成为人类共同关注和参与的跨界、跨国、跨民族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
中国是由中国的各个地方组成的，中国学也将由中国各个地方学融合发展而成。近年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率先或者说第一次，有明确方向来持续推动在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在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鄂尔多斯传奇故事》中有“对中国学构建与应用的预测”“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等章节。我们请进来，邀请各地地方学研究者参加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地方学的应用与创新”座谈会论文集》《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等；我们也走出去，去参加北京学、内蒙古学、晋学、西夏学、广州学、杭州学、闽南学、泉州学、扬州学、温州学等相关学术活动。例如，我们连续几年参加广州学学术报告会，相继提交论文《地方学遵循同一规律来协同发展》《地方学学科建设的个性与共性》《中国学共融点与地方学协同发展》《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之魂——地方学融合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都是努力在中国学视野下推动地方学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中国地方学之所以能够融合发展为一个有机整体，就是因为包括各个地方内在的中华文化有共同的文化之“根”与“本”。对中华文化根与本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书俊教授在《用“根”的营养，丰富马克思主义之“本”》中认为：如何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营养来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本”，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或创新性发展极为关键的问题。关注人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它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本”深深地扎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上成为可能。
看到中华文化之根本，也就找了到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各个地方化，这是一个有机整体。构建地方学是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地方学的融合发展以及共同构建中国学，都必然包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我们正是以此为依据，预测“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提出地方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和两个抓手以及中国学视野下促进地方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这些都直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相关。
6.互联网+地方学——网上网下同心圆，构建命运共同体。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时，引用古语“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他说：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
网民是草根，网络是草野，互联网空间把草根和草野融为一体。《小草》那首歌很好听，曲调自然流畅，歌词朴素无华。作为单个的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或许都是无人知道的小草；但是当小草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时，那就没有人不知道那一片绿色原野。而且，春风吹绿、阳光照耀、河流山川所育哺、大地母亲所拥抱的是一个丰富多彩、充满生机的整个生态系统，不仅有小草，还有香花的芬芳，高树的挺拔。正是这种丰富多彩、充满生机的整个生态系统，是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现实基础。
一般来说，学术研究者都愿意多渠道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希望有更多的互动交流，生产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又想到一些其他因素而犹豫和纠结，不想把成果展现在网上。而鄂尔多斯学研究走进网络，把16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陆续集中展现出来，充分体现了鄂尔多斯人的开放意识和坦荡胸怀。正是在2016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和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合作，在公益性思想类网站草根网建立了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把地方学研究的“同一个主题”和互联网的“同一个平台”结合起来，为“互联网+地方学”找到具体路径，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目前在草根网团体博客和个人博客集中刊载海内外中国学、中国各个地方学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的博文2000多篇，访问量达1800多万人次，引起海内外网友广泛关注，生产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在中国地方学研究领域是第一次。
“互联网+”对地方学的协同创新与融合发展来说，可以促进三个方面的改变。一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在互联网条件下，海量的文献决定了研究者从一开始就是“大思维”。由于掌握的文献相对比较全，没有封闭性，研究者的研究与外部的研究完全处于同一水平上，而这种“大思维”之下的研究才真正体现其研究的创新性。二是选题方式的改变。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自己认为社会需要来主动选择研究课题，而不再被动地应付别人指定的课题项目。三是组织方式的改变。专家学者的“单位”印记被淡化，研究者合作的主要壁垒逐渐被打破，你是北京学、广州学还是鄂尔多斯学研究者，这些都不重要，人们更看重的是观点、判断和预测等具体内容。专家学者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提供的便利相互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合作。他们会变得很单纯，目的就是一个，探索真理。例如，草根网博主王青松教授研究《资本论》很多年，最近他把自己很多年的研究成果“社会主义资本论”初稿，作为参考资料完整地发给他未见过面的鄂尔多斯学研究者。王教授在电子邮件中说：“《资本论》是社会主义的资本论，我们不应该辜负马老先生在贫病交加中著作的苦心孤诣，既已悟到，就应把自己的解读告诉世人，莫走或少走弯路。我已是快进入80代了，精力大不如前。我知道你深入研究资本论多年，自有见地，想把这个事请你来做，意下如何？就是：社会主义资本论，当然你尽可以自己另开课题。”这种彼此的理解和信任，都是通过互联网经常阅读博文以及互动交流产生的。
互联网是虚拟世界，但也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互联网+地方学，可以研究促进思维、选题和组织方式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正是现实世界的需要，只是互联网为这些改变创造了技术条件。人类实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天地人同样道法自然，这是人类最终的归宿，也是网上网下同心圆的原点。
从宏观上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未来社会，“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现在我们体会到，互联网以及共享经济等为此创造着条件。二是社会总资本高度集中为唯一的单个资本，资本的集中才能达到极限，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的资本属性的外壳炸毁，最终把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马克思认为：无论通过吞并即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他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
那么，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促进社会总资本高度集中为唯一的单个资本，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高度集中的社会总资本之间会形成什么关系？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将是全人类共同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之，鄂尔多斯学研究的创新是综合性系统性的创新。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内蒙古文联主席阿云嘎在《鄂尔多斯学研究》第1期发表的《试论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对几个关系的把握》中提出：“任何一个学科研究都应该有一个核心问题，并且把所有相关研究都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以地区命名的科学也应该如此”。围绕着探索包括鄂尔多斯内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个核心，努力把所有相关研究在更大的系统内都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或许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创新。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中，充分体现出鄂尔多斯人胸怀天下的底气和大气，蒙古人雄视全球的勇气和霸气，鄂尔多斯文化温暖全世界的能量和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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