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学”16年16个创新（一） 包海山
最近，“鄂尔多斯改革开放40周年研究丛书”课题组负责人在微信群里转发了《岁月如歌！改革开放40年40个“第一”》。他说：重要的思维启示，鄂市在全国、全区、全市的首先或第一次是什么，这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按照这样的思维来看，鄂尔多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新的地方学学科体系，这在全市、全区是第一次；而倡议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促进同一个主题、同一个平台共圆中国梦，这在全国是第一次；促进中国各个地方学、中国学、全球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这在全球是第一次。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新的科学知识体系，这种创新是系统性的，包括很多内容持续性的创新发展。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创立16年来有很多创新，我们简要谈谈其中的16个创新。
2012年9月16日，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10周年之际，奇朝鲁会长对研究会所取得的主要业绩概括为10个“创”：第一、创意成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第二、创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体制机制；第三、创立鄂尔多斯学，有了《鄂尔多斯学概论》；第四、创研鄂尔多斯文化的基本定位、内涵和特征；第五、创议“成吉思汗文化”新见解；第六、创造文化品牌，塑造区域文化，构建新领域新文化；第七、创编《鄂尔多斯大辞典》；第八、创导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第九、创作丛书、学刊；第十、创建“品牌地方学、和谐研究会”。
在此基础上，鄂尔多斯学研究在不断创新发展。对近6年所取得的主要业绩，也可以概括为6个创新。
1.预测“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
201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丛书十册之一《鄂尔多斯学研究》，发表了《“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到更高境界与老子文化水乳交融》。这也是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中，在网络媒体刊载和转发很多的一篇文章。
2012年初，在新浪网、光明网、求是理论网等很多网络媒体，以《西方世界重温“马克思主义”》、《世界期待“现代马克思”出现》等为题，刊载【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1月31日文章】题：“下一个马克思”（作者美国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在西方精英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苏”的迹象，金融资本体制引发的危机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的现实意义。在德国、美国以及韩国，马克思的著作开始变得热销，大学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程变得受欢迎。“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从而使左派和右派同样大吃一惊”；“如果下一位马克思正在某个地方奋笔疾书，未来可能会出现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继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后，不少德国民众也纷纷走上街头，举起“我们是那99%的大众”、“读读马克思吧!”等标语。
顺应时代潮流，鄂尔多斯学研究者认为，世界期待“现代马克思”出现，是因为马克思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邓小平：“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作者产生了许多年的影响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是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现代马克思”本身也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而无论是马克思理论还是“现代马克思”本身，最终都会遵循规律，“道法自然”。鄂尔多斯学研究者从“心理素质与精神状态”“机体组织与社会环境”“文化内涵与信仰境界”三个方面探讨“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的可能性。
按照这种创新思维方式，近年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课题，于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专著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比较研究，探索规律”；二是“集成创新，再论资本”；三是“构建学科，服务社会”。在第二部分有“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历史任务”“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与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等章节，研究探讨体现人的主体地位、改变劳动价值评判体系、改善社会分配机制、发挥资本的工具作用以及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等发生一系列整体性变化的内在规律。总之，资本是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资本的各种职能是人类所共同赋予的，而且只有社会全体成员在生产、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共同参与，资本才能运转起来。我们再论资本，说到底是再论创造和应用资本的人本身。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变。
2.阐述蒙古族宗教文化、英雄崇拜、科学信仰。
构建和应用鄂尔多斯学，这是有信仰和信念的人们共同从事的社会事业。奇朝鲁在《回顾与瞻望》中说：“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定了我们去追求这种选择，去做信仰和信念决定我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真正的鄂尔多斯文化自信，源于鄂尔多斯人的科学信仰，而有科学信仰的人们努力在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和应用综合性系统性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对此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追本溯源。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鄂尔多斯文化包括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城市文化，是这些文化的融合体。无论是研究鄂尔多斯文化，还是在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鄂尔多斯学学科体系，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热爱和信仰。信仰能够使人的天性得以自然表达，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文化研究和学科建设中，走心、动脑、全力以赴成为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
关于蒙古族信仰，在互联网上搜索“蒙古族信仰”，出现的几乎都与宗教有关：蒙古族信仰什么教？蒙古族信仰长生天吗？蒙古族信仰哪位神灵？狼是他们的神吗？诸如此类。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好像蒙古民族只有宗教信仰而没有科学信仰。2017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鄂尔多斯传奇故事》，其有一个章节“蒙古族宗教文化、英雄崇拜、科学信仰”。至此，在鄂尔多斯人撰写的正式出版著作中第一次有了蒙古族有科学信仰的章节，这是鄂尔多斯文化研究以及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成果。
宗教文化、英雄崇拜、科学信仰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蒙古族宗教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平等的特征，在成吉思汗《大札萨》中就有“凡宗教，一律尊崇，且不得有厚此薄彼之行为”的法典条文。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祭祀、苏力德（神矛、旗帜）祭祀等，主要体现的是对英雄人物的崇拜以及对无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全体蒙古的总神祗”的本质内涵，是对长生天、祖先、英雄人物的崇拜，这比宗教领域里对“神”的膜拜，要更理性、更可贵、更具人性化。恩格斯认为，“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的多，高尚的多，因为‘神’只不过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蒙古人对“天之骄子”成吉思汗的崇拜，就是对英雄人物所固有的本质的崇拜，是对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的理解，也包涵着对长生天以及整个宇宙自然的好奇、向往、热爱、敬畏、仰慕之情。在此基础上，蒙古人的信仰升华为科学信仰。
那么，什么是科学信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陈先达教授在《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区别》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和宗教信仰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信仰，是建立在规律基础上的信仰；宗教信仰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信仰，我“信”因而我信仰。宗教信仰不追问“为什么可信”，而是“信”；科学学说不是问“信什么”，而是要问“为什么可信”。不能回答“为什么信”，“可信”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科学；而穷根究底地追问为什么信，为什么可信，知道信仰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宗教信仰。
任何事物都是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从宗教文化、人物崇拜到科学信仰，也是既有内在必然联系，又是分为不同层次、具有不同内涵的不同概念。我们应该理解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即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的自身自然与外部自然都同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不是人类想成为人类才出现了人类，而是自然法则决定了在自然界必然会出现人类，所谓“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而出现了人类之后，自然法则依然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的发展变化。因此，有智慧、有灵性的人们，能够意识到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在无形中还客观存在着巨大的能量。对此，从宗教角度来感知，就会有宗教文化；从圣人天才的角度来应用，就会成为人物崇拜；从科学角度来领悟，就会形成科学信仰。当然，我们应该清楚，宗教和科学都是人的创造，宗教不是没有科学性，而所谓的科学也不是没有偏颇性，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孙中山认为：“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鲁迅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他居然早已明白地启示了”。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需要理解宗教文化。
自然法则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宗教和科学是认识论层次上的不同表现形式。对自然法则，老子认为是道法，成吉思汗认为是长生天，马克思认为是真理。这些都是探索、感知和揭示自然法则的一种角度和方法。那么，自然法则本身是什么？它在哪里？它能干什么？老子觉得：作为规律“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作为能量“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马克思认为：“真理像光一样······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真理寂兮寥兮，像光一样普照大地；真理不仅占有马克思，也占有老子、成吉思汗等古今中外任何人；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等经典，都只是构成自己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都只是在探索和遵循真理，而不是真理本身。我们是学习和掌握他们的方式方法，通过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努力更接近与自然法则，最终感悟和遵循自然法则本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信仰。有了感悟和遵循自然法则的科学信仰，我们才能构建和应用揭示和转化自然法则及其巨大能量的系统性新的科学知识体系。
3.促进中国地方学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从各地成立地方学研究机构到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从各地地方学各自研究到促进中国地方学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这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有三个第一次：2002年，创立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这在全市、全区是第一次；2005年，倡议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担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所），这在全国是第一次；2016年提出设想，2017年与相关团体共同合作完成“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这在全国也是第一次。
2016年，北京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地方学研究信息》以及《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分别以《关于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的设想》和《关于地方学课题设立的思考——以鄂尔多斯学为例》为题，发表了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关于通过具体课题合作研究来共同促进中国地方学系统性学科建设的思考。其中具体课题之一，是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主持，有关地方学研究团体合作，共同完成“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这个设想得到相关团体的理解和支持。
2017年9月，由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鄂尔多斯市社科联、鄂尔多斯市社会主义学院、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召开“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收到有关中国地方学、北京学、上海学、晋学、桂学、内蒙古学、台湾学、广州学、杭州学、敦煌学、西夏学、西域学、伊犁学、闽南学、泉州学、扬州学、大冶学、鄂尔多斯学、草根网“地方学研究”以及敕勒川文化、西口文化、巴山文化、汉水文化、元上都历史文化、察哈尔文化、内蒙古民族文化、内蒙古鄂伦春民族文化、内蒙古俄罗斯民族文化、赤峰企业文化、北宸智库等30个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研究方面的43篇文章。同年10月，在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召开的中国地方学联席会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地方学联席会学术委员会，共同系统性推进中国地方学学科建设，从2018年开始，每年出版发行2本地方学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辑刊，第一辑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以“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为基础来出版发行，这也是中国地方学研究团体部分代表第一次“集体亮相”。
鄂尔多斯是温暖全世界的地方，也是孕育地方学研究的热土：鄂尔多斯学、内蒙古学、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都从这里起飞、翱翔，在协同创新与融合发展中带给世界各地的人们热爱家乡的情感与科学探索的理智。2017年在“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上，内蒙古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杭栓柱正式提出“内蒙古学”概念，认为“构建内蒙古学是构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一个有效路径”，标志着“内蒙古学”的构建，具备了可行性条件。他在座谈会致辞中说：“在内蒙古地方学研究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15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及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为内蒙古学的探索和构建奠定了很好的实践基础，相信在内蒙古学的构建中能够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