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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构建内蒙古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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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构建内蒙古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启示
包海山
经过近16年的鄂尔多斯学研究，如果说对构建内蒙古学学科知识体系有什么启示，那么第一个启示，也是必须要面对的最实现最重要的问题，那么就是融合发展，即鄂尔多斯学与内蒙古学的融合发展。因此，我们所谈的启示，其实是对鄂尔多斯学与内蒙古学融合发展的启示，只是从构建内蒙古学学科知识体系的角度来探讨而已。
1.内蒙古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内蒙古学学科体系需要人才来构建，在构建内蒙古学学科体系过程中培养人才，构建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内蒙古文联主席阿云嘎在《试论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对几个关系的把握》中认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内容将十分庞杂。仅是它社会科学部分的内容也将会有至少二十个以上的分支，而从这些分支中再细分下去，其规模和范围将十分可观。这样必然要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不能寻找出一个角度、切入点或者方向，把所有这些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避免弄成“论文汇编”。任何一个学科研究或者课题研究都应该有一个核心问题或者“纲”，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去深化它，推动它，最后又去突破它。这应该是任何一个研究工程的必然过程，以地区命名的学科研究也应该如此。
构建内蒙古学也是如此，要有一个核心问题，并且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把所有相关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取得一系列系统性研究成果，包括专著、专题研究报告等，而避免弄成“论文汇编”；也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从各自的角度去深化它、推动它、最后又共同努力去突破它，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构建系统性学科体系，要有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要有一大批专家学者长期持续全面而深入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有不足。驻会很多年的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潘洁在“解析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时深有体会：“细心检点，这支队伍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成员人数不断增加，但原来的130名也好，如今的170多名也好，挂名的多，真正活跃的只是少数。专家们分散于全市各地的不同岗位，有的远在呼市北京，联络费力费时，多数无法承担研究会分配的任务。即使是出席相应的论坛、研讨会，专家名单、论题分配也颇费周章，时常遇到无法参加的情况。所以选来选去，参加最多，频次较高的，就是那一二十个熟悉的面孔，而每位专家的专业、研究方向是相对固定的，不可能是万能的，这就降低了论坛与研讨的丰富性和学术论点思辩与交锋的机会”。鄂尔多斯市社科联主席李洪波认为：“一个人平均每天投入时间和精力4个小时以上有可能成为专家，8个小时以上有可能成为大家。就构建鄂尔多斯学学科体系来说，取得了多少成果？多少人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其效率如何？这些都可以用研究成果来量化和评估”。他提到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包海山，在有关报刊、书籍以及网络媒体发表很多文章，完成学术专著两部，特别是在草根网“地方学研究”团体博客之外，个人博客还刊载博文730多篇，访问量达430多万，评论1600多条，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鄂尔多斯学研究需要一大批这样的专家学者，要持续潜心研究，要用具体的学术成果来构建学科体系。
道理相同。研究内蒙古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生态以及草原文化、民族文化等专家学者很多，而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把所有相关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新的学科知识体系，这的确很不容易，其中最难的还是找到能够把所有相关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的那个核心问题。其实，没有不包含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生态的经济，也没有不包含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生态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生态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我们只有意识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才能围绕这个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把所有相关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内蒙古学研究出手不凡，起点高，格局大，直奔构建学科知识体系的主题。2017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杭栓柱在“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上正式提出“内蒙古学”概念，标志着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内蒙古学”具备了可行性条件，由此设立了“内蒙古学”五项重点课题：“内蒙古学”的理论构建与实践特色研究；内蒙古学与其他学科协同创新研究；“内蒙古学”在中国地方学中的地位；内蒙古学研究与新型智库建设融合发展研究；内蒙古不同地域地方学研究的基础、经验及对构建内蒙古学的启示研究。2018年8月，将在“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活动期间，举办主题为“内蒙古学与世界交流”的学术论坛，以构建和完善“内蒙古学”学科知识体系为核心内容，邀请国内外从事地方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就近年来地方学发展现状、经验、趋势和内蒙古学的构建等前沿问题展开研讨。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内蒙古学第一批五个重点课题和正在策划的首次高规格的学术论坛，能够扩大构建内蒙古学的社会影响力，能够汇集和整合更多的智力资源。在这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对第一批五个重点课题成果进一步深入研究，整体提升；对首次高规格的学术论坛成果综合分析，系统性总结。正是通过这种不断整合、提炼，总结、提升，才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把所有相关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可以说，这是高效率构建内蒙古学的关键所在。这需要激励机制，更需要文化自觉。人才是培养出来的，也是自我成长的。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社会大众和历史老人，会用具体的学术成果来衡量内蒙古学构建到什么程度，看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2.地方学的融合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非常微妙，各个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必然联系。在历史上，曾经，鄂尔多斯地区属于西夏王国领土；曾经，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从鄂尔多斯出发消灭了西夏王国；曾经，在蒙元时期有了“西夏地区安宁”之意的“宁夏”并形成宁夏的回族。数百年之后，在鄂尔多斯有了“鄂尔多斯学”，在宁夏有了“西夏学”和“回族学”，这些学科有共同的研究对象。
据有关资料，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并将全国划分为36个郡，宁夏隶属北地郡，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1038年，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国建立，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即今天的银川市，于1227年被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所灭。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当时全国实行行省制，下设路、府、州、县四级，宁夏初属甘肃行省，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甘肃行省下设的中兴路为宁夏路，取“西夏地区安宁”之意，“宁夏”之名由此得来，并一直沿用至今。元初，忽必烈亲派郭守敬到宁夏主持整修水利工程，使宁夏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古代的宁夏是一个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地区，汉、羌、戎、蒙古等民族都曾生活在这里。宁夏又是历史悠久的回族聚居区。早在隋唐年间，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沿海城市，如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而另一部分则沿丝绸之路长途跋涉来到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地。时至宋代、西夏时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宁夏经商定居，可以说他们是宁夏回族的最早先民。宁夏的回族形成于蒙元时期。蒙古大军西征，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其他中亚人被迁发或自愿迁移到宁夏，在这里与其他民族通婚，生息繁衍。安西王之子阿难答，从小生长于穆斯林家庭之中，深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在继承王位后，率领部下15万余众集体信奉伊斯兰教，为宁夏的回族形成奠定了人口基础。元末明初，回族户籍的确立使回族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对于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相关地方学和民族学都需要深入研究，需要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2016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奇朝鲁、陈育宁等一行，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北方民族大学考察学习，就鄂尔多斯学、西夏学、回族学等研究情况交流经验，共同探讨跨学科、跨地域合作研究的可能性。特别是宁夏大学原校长陈育宁教授，在鄂尔多斯工作过十年，他同时研究着鄂尔多斯学、西夏学、回族学，这是非常奇妙的现象。一方面，某一个学科需要各地各专业的专家共同研究；另一方面，某一个学者可以参与多个学科的研究。毕竟，每个人都需要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而所谓的多学科在更大的系统内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鄂尔多斯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全国18个典型地区之一。今年广州学和鄂尔多斯学都将举办有关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两地相互邀请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促进深入交流合作。我们收到“开放·变革?——广州学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学术研讨会“征稿通知”，正在构思撰写《改革开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一国两制”到“一区两制”一体化融合发展》。改革开放的影响力是全局性、系统性的，例如“一国两制”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脉相承的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等一般湾区经济特征之外，最大的特点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对接与融会的优势，是全世界唯一“一区两制”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地方。这对“一国两制”、“一球两制”的融合发展具有启示和推动作用，对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融合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近年来，我们连续为广州学相关研讨会提交并入选文集的《地方学遵循同一规律来协同发展》《地方学学科建设的个性与共性》《中国学共融点与地方学协同发展》等，都在持续研究探讨地方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
在地球自然村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每个地方学、国家学以及全球学都是融合发展的地方学，都在建学科、跨学科、去学科、超学科的融合发展过程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超学科” 做了这样的描述：“超学科”要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横跨这些不同的学科，取代并超越它们，从而发现一种新的视角和一种新的学习体验。也有学者认为可以按照学科融合的程度对超学科进行阐释：超学科处在学科融合的最高层次，它要从实际问题开始，并从整体的角度考察问题，超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种新的知识价值观和教育观。当代科学表现出了明显的整体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演化性等“有机”特征；各门学科之间不仅相互联系增加，而且越来越多地按照自身的“规律”自主地“成长”并对社会形成影响，显示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学科的多对象化和对象多学科化趋势，必然导致跨学科（包括跨技术）研究与“跨界行动”成为必然和普遍的模式。
顺应这种跨界行动和融合发展，“内蒙古学与世界交流”的学术论坛所选专家学者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蔡拓教授研究“全球学”，他也希望全球学和地方学研究者交流合作；四川大学中国学中心副主任何一民教授研究“中国学”，同时也研究地方学，撰写出版专著《成都学概论》。构建内蒙古学，要研究内结构，包括与鄂尔多斯学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也要探讨外结构，与全球学、中国学以及中国各个地方学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毕竟，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每个地方所有人的命运共同体，真正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3.互联网+地方学研究与智库建设
“互联网+”是技术、路径、方法，互联网可以+地方学研究，也可以+智库建设。地方学=学科体系+应用服务。其中，学科体系的构建侧重学术研究，而应用服务的最好途径是智库建设。
学术研究奠定基础，智库建设高效发挥作用。上海社科院胡键研究员在《学术思想是智库的灵魂》中认为，学术与智库，是鸟之两翼。只有当学术与智库二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之时，学术与智库就达到了“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和谐境界。这样的智库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智库，在灵魂的统领下而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战略性智库。当前大多数智库仅仅是对具体问题提供一种应对之策，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某种深远而持久的战略理论。政府的功利倾向也迫使智库紧跟形势去思考现实中具体问题的应对之策，而难以对热点问题进行理论的冷思考，更难以从长远来构建一种战略理论。智库不是要淡化学术研究，而是更加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智库为理论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只有这种有深厚理论底蕴的智库才是有灵魂的智库，才是智慧之库。
内蒙古学注重学术研究，也注重智库建设，注重在学术思想基础上建设有灵魂的智库。在内蒙古学首批重点课题项目中就有《内蒙古学研究与新型智库建设融合发展研究》。承担内蒙古学首批重点课题项目的内蒙古北宸智库、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全国社科联第十八次学术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全国社科联创建新型智库先进社会组织”，对学术和智库有长期的研究和实践。
全国很多地方学都注重智库建设。杭州学研究者马智慧博士在《现代智库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范式创新——以杭州学与鄂尔多斯学为例》中列举：近年来，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提出了两大奋斗目标：一是打造具有国际特征、中国特点、杭州特色的城市学、杭州学学派；二是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城市学、杭州学智库。同时，出台了《关于加强城市学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打造集优秀成果评选、论坛、平台、课题、人才、宣传、基金、基地、培训、咨询等“十位一体”的智库研究链。开展面向管理者、研究者的培训，培养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推出了特色鲜明的战略研究报告、概念性规划、城市设计等智库“思想产品”，受到各方好评。马智慧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放开眼界，居高望远，力争建成鄂尔多斯的一流智库”，非常关注学科建设、学术活动、研究成果转化、服务社会等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构建起区域建设发展不可或缺的新型智库。举办了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地方学应用与创新研讨会、“一带一路”与鄂尔多斯发展学术研讨会、康巴什论坛——草原·城市·文化研讨会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高端会议。在公益性思想类网站草根网建立“地方学研究”团体博客，传播地方学知识信息，开辟传播交流平台，刊载了全国40多家地方学团体的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点击量已经达千万次量级，是联结地方学研究单位和专家学者的无形纽带。
地方学研究需要融合发展，智库建设需要合作联盟，而互联网是联结地方学研究单位和专家学者的无形纽带，学术、智库和互联网三个要素的有机结合能够形成新的能量。内蒙古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杭栓柱在自治区社科联六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三个要素：“以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为重点，促成社科类社团向社会智库转型”；“以创建‘内蒙古学’为重点，提升社科基金项目的水平”；“以大数据项目建设为重点，抓好社科文献平台建设”。杭栓柱说：推进“内蒙古社会科学文献大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工程，搭建完整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功能系统，形成“一网一中心五大库”的平台基础架构。利用技术手段开放系统相关接口，收集整理全区社科文献资源。
地方学研究和智库建设都需要“互联网+”，一方面是文献大数据项目的建设，另一方面是社交网络平台的搭建，需要有深度，也要有广度。从地方学研究的应用服务功能来说，智库建设体现的是高度，社科普及展现的是广度，而学术研究、智库建设、社科普及又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公益性思想类网站草根网建立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实践。正所谓“高手在民间”，社科普及真正意义并不是谁给谁讲解，而是互动交流，共同提高，特别是通过社科普及促进学术研究与智库建设。在已经拥有七亿网民、还将汇聚更多网民的中国，网络空间，就是一个广大而真实的民间，是不可不进入、不可不融入的最广大的社科普及基地，也是学术生产基地，例如胡键研究员的《互联网在重组人类思维》、《互联网+学术生产》等给我们很多有益启示。在互联网条件下，海量的文献决定了研究者从一开始就是“大思维”。由于掌握的文献相对比较全，而且没有封闭性，研究者的研究与外部的研究完全处于同一水平上。因此，这种“大思维”之下的研究才真正体现其研究的创新性。就构建和普及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而言，最大的平台一定是互联网。只有在互联网平台，我们才有可能自由、便捷、广泛地汇集智力资源，有效整合人类共同的智慧，从而构建和普及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新的学科知识体系。
互联网+地方学研究与智库建设融合发展的高境界是构建“全球脑”。信息的集成可以获得和形成知识，信息和知识的集成可以获得和形成智慧，而信息、知识、智慧的集成，可以构建“全球脑”，可以促进人类科学文化在一个巨系统内一体化融合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所意识到的智慧，都可以信息化、数字化，而信息和数字可以穿越时空重新排列组合，可以按几何级数迅速发展，这就是人类可以构建“全球脑”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信息交流、互动、共享已经不再是最迫切的需求，而在全球化的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上，对人类从古至今所有信息、知识、智慧，进行规模化、专业化、系统化的分析、识别、分解、重组、融汇、整合、创新，将会成为最大的挑战、机遇和发展方向，而且将由此带来人类社会发展方式根本性的巨大变革。 地方学研究和智库建设必须研究探讨其内在本质规律，顺应这种发展趋势。
从融入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巨系统看来，就是把个人的全息图与别人的全息图以及整个人类的全息图拼接和融汇的过程。美国全球问题专家欧文·拉兹洛在《全球脑的量子跃迁》中认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A场中留下了他们的全息图的轨迹。个人的全息图可合成一幅超全息图，它包含了群族、社会或文化。所有人的全息图连接并整合，就形成了极超全息图。这是人类共同的内化仓库。通过调节，使我们的脑与其他人的脑和躯体产生的全息图进行‘适应性共振’，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不同的人们以及自然界发生微妙而有效的联系”。他说：人类的一种高水平的意识组成了知觉和感觉的精密方式，享有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自由：一是关于时空领域中能量流和贯穿场域的“信息流”的由自己决定的选择权利，一是对于两者的反应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反应决定因素因为处于生物进化的较高层次而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物种的自由水平的上升。
全息图是由各种不同的信息、知识和智慧构成的，但是因为有共同的核心而形成一个巨系统。例如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各不相同，但是都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又如地球表面上的山川、草原、大海各不相同，但是同样拥有唯一的地球核心。能够认识的这一点，这就是人类智慧。学者认为，我们像海洋中的岛屿，表面分离，实际底部相连。多样性是自然界和艺术领域一切事物的基础。人类世界里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多样性，同自然界和艺术领域中的一样，处于最根本的地位。人类社会必须由年龄、性别、个性、肤色和信条等各不相同的成员组成，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各自发挥特长、相互弥补，从而使人类社会取得进步。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就像一个人身体内的不同器官一样，必须相互配合来维持他们所属的系统即地球上的人类社会。这是地方个性与全球共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4.内蒙古学的草原文化特征与蒙古族文化特点
内蒙古地域辽阔，全区面积为118.3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丰富，形成了草原文化、沙漠文化、江河文化、森林文化等；民族众多，主要有蒙、汉、回、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55个民族。内蒙古2511万总人口中有少数民族人口551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约为462万。内蒙古八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是多民族混合家庭，成为民族团结的一道风景线。
在内蒙古文化中，草原文化、蒙古族文化等具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点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锡林郭勒等盟市的名称是蒙古语，阿拉善、鄂尔多斯、察哈尔、科尔沁等盟市旗区名称源自蒙古族部落名称。我们在研究内蒙古文化基础上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新的科学知识体系内蒙古学，应该对草原文化与蒙古族文化以及内蒙古学与内蒙古草原文化、内蒙古学与蒙古学等要有清晰的认知。我们在这里简要探讨内蒙古学与草原文化以及内蒙古学与蒙古学的关系。
1）内蒙古学与草原文化的关系
内蒙古有草原、沙漠、江河、山脉、高原、平原、森林等，这些是自然生态系统。草原文化、黄河文化等，都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的文化。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等，都只是人为的一种划分，而自然生态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性发展变化过程。
文化有很多种类，是因为划分文化的视角和标准不同。草原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等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汉族文化、壮族文化、回族文化、藏族文化、维吾尔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是以不同民族来区分的民族文化；而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工商文化等是以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文化或者说经营文化。
相对来说，自然生态系统是长久的，各民族是交流融合的，而生产生活方式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传统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正在淡化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农牧业文化、现代工商业文化、高科技新兴产业文化等。从自然生态系统来看，江河两岸有草原，草原怀中有江河，江河源头在草原，所谓“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例如长江黄河源区在青藏高原腹地，就是高寒草原系统；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母亲河的源头在草原。可见草原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等，原本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是便于说明，我们把内蒙古原本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可以划分为草原文化、黄河文化、森林文化等，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而已。
从自然生态系统来看，草原是内蒙古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主要特征。可以说，草原文化就是在草原上形成的文化，以及有关草原的文化。一般认为，草原是指由草本植物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在草原一词中的“原”字，有高原、平原、原野以及辽阔之意，也有指草为“原生植被”之意。草原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自然资源。世界上所有植被中最广的就是草原。草原面积仅次于森林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4％。草原生态系统是由草原地区生物（植物、动物、微生物）和草原地区非生物环境构成的，具有进行物质循环与能量转换的基本功能。应该说，草原文化，是针对一种自然生态系统而言的文化，它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一样，是以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地域文化。在中国，草原是“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因此，在以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中，草原文化是比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地域分布更广阔、生态功能更全面的文化。
人是创造、发展和享受文化的主体。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草原地区，哪里首先有了人，哪里就首先形成和创造了文化。姜戎在其艺术表现与历史知识融为一体的作品《狼图腾》中认为：“辽阔美丽的草原，不仅是华夏民族的祖地，也是全人类的祖地和摇篮。草原是人类直立起来‘走向’全球的出发地。草原大地是人类最古老的始祖母。”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草原文化就是人类文化之源。毕竟，最容易使人的自身自然与宇宙自然形成同构同序的共振感应、使人的灵气与自然灵性形成相互流动、和谐交融的地方，即天然形成人杰地灵的地方，就是辽阔无际的大草原。
从内蒙古草原文化与内蒙古学的关系来看，内蒙古草原文化是内蒙古学研究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自然生态系统文化，而内蒙古学不仅研究草原文化，而且跨多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沙漠、江河、山脉、高原、平原、森林等内蒙古所有自然生态系统文化。生态文化、民族文化、行为文化等是相互依存、彼此关联的系统性文化。例如，在草原上，有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自然资源，也有煤炭、矿产、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非生物自然资源；在草原上，可以游牧、狩猎，也可以旅游、定居，而且还有“草原都城”、“草原钢城”、“草原明珠”等。当农牧业、工商业、旅游业、生态建设、通讯交通物流等现代高科技新兴产业以及农村、牧区、城市一体化融合发展时，就已经超越了草原文化的概念，而是综合性系统性的内蒙古学研究的内容。
2）内蒙古学与蒙古学的关系
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不同。每个地方都有某个或多个民族生存发展，每个民族都居住或者流动迁徙于某些地方。从地方角度来看是地方文化，从民族角度来看是民族文化；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学科体系是地方学，在民族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学科体系是民族学。各个地方的延伸扩展形成一个地球自然村，或者说把一个地球自然村分解为了各个不同的地方；各个民族的融合发展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说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分解为了各个不同的民族。在更大的系统内，地球自然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地方学与民族学能够融合发展。
内蒙古学是地方学，蒙古学是民族学。内蒙古学是研究内蒙古草原、沙漠、江河、山脉、高原、平原、森林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蒙、汉、回、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多民族人文历史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蒙古学是以蒙古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哲学思想、宗教、法律、艺术、民俗等蒙古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在内蒙古，蒙古学研究和教学机构有中国蒙古学学会、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以及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师大蒙古学学院等。
蒙古族文化，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蒙古民族，与它的名字“蒙克——郭勒”（永久的河）或“蒙克——嘎勒”（永久的火）一样，如奔腾不息的河流，像燃烧不灭的火焰，永远屹立于世界东方。800年前，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随后组织多次远征，先后有40多个国家、700多个民族都归附于他，他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领土面积空前的蒙古大帝国。当前很多领域：国家版图、政治体系、哲学、科技、战争、商业、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的影响。今天，各国的学者普遍认为：成吉思汗打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之路，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拉开了人类全球化的序幕。蒙古族是个性特色鲜明的民族，也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民族。
鄂尔多斯学是地方学而不是民族学，其原因，虽然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是蒙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作为地域和城市的鄂尔多斯超越了蒙古学的概念。作为地域，鄂尔多斯地区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例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距今14—7万年；作为新兴城市，鄂尔多斯市是多民族共同的家园。因此，蒙古学包含鄂尔多斯学的一部分，而内蒙古学包容了鄂尔多斯学的全部。也由此可见构建内蒙古学的必要性。内蒙古的历史变迁、当代变革、未来发展，是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上，研究文脉相连、碰撞融合、创新发展的内蒙古文化，形成了各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学科体系等。“内蒙古学”，是在这些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新的学科知识体系。
构建内蒙古学需要合力。目前，内蒙古社科联有120多个直属社团组织。据内蒙古社会科学网“社团一览”，直属社团分为经济、政法、史学、文教、民办5类，这些社团研究的对象即内蒙古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例如，经济类社团有内蒙古经济学会、宏观经济学会、商业经济学会、农业经济学会、畜牧经济学会、粮食经济学会、煤炭经济研究会、县域经济研究会、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以及内蒙古金融学会、城市金融学会、农牧金融学会、农村合作金融学会等等；又如，史学类社团有内蒙古史学会、民族研究学会、契丹辽文化研究会、敕勒川文化研究会、鄂温克族研究会、鄂伦春民族研究会、达斡尔历史语言学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等等。这些学会、研究会所研究的对象本身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必然联系。一方面，这些学会、研究会可以深入交流合作，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共同构建内蒙古学；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内蒙古学，有效整合相关学科研究能力，发挥整体优势，同创共享研究成果，从而为内蒙古的科学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和智力支持。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各民族只有广泛交流、融合发展才能形成一个和谐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流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内蒙古学以全球化视野，跨草原文化、蒙古学等多学科，构建综合性、系统性新的学科知识体系，从而有效整合更多的科学文化资源，促进各民族、各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
5.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奠定基础
经过近16年鄂尔多斯学研究，对鄂尔多斯文化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当我们开始在更大的格局，以更开阔的视野，开展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内蒙古学时，更能够体会到鄂尔多斯文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我们意识到，鄂尔多斯文化不只是鄂尔多斯地方文化，也不只是内蒙古地方文化，同时也是蒙元帝国文化，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因此应该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奠定基础。能否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是一回事，客观上是不是世界级文化遗产又是一回事。我们系统性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把穿越时空的环境变化和人文历史完整地展现出来。
1）成吉思汗亲自创建的蒙古帝国第一个都城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文化作为地方文化，人们一般研究15世纪中叶蒙古族鄂尔多斯部入驻鄂尔多斯地区之后的文化，而作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内蒙古学学科体系，应该系统性研究蒙古族鄂尔多斯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及其历史和社会背景。对于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根据其形成时代、主要职能、活动地域等，可以从总体上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蒙元时期，鄂尔多斯形成和发展于蒙古高原，那是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二是15世纪中叶，蒙古族鄂尔多斯部入驻鄂尔多斯地区，这是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相对而言，对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对曾经在蒙古高原上形成和发展的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研究的很少，这也是在内蒙古学视野下整合更多的社会力量全面而系统性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的来看，鄂尔多斯是在蒙古族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宫殿与部落。在成吉思汗时期，他亲自创建的作为“众多宫殿”的“鄂尔多斯”，在当时是起着首都作用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由各万户、千户长选派的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员组成的精锐卫队守护。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作为汗廷的众多宫殿鄂尔多斯，逐渐改变为祭祀成吉思汗圣物的宫帐、八白室；众多宫殿的精锐卫护部队，后来成为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室圣物的鄂尔多斯部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教授那日斯、斯琴高娃在《鄂尔多斯文化与蒙古学的关系》中认为：今天定位的鄂尔多斯概念，源于13世纪蒙古语的“斡尔朵”即“众多的宫殿”；“鄂尔多斯部落”是由元代至元年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从成吉思汗麾下8位将领的后代中抽调组成鄂尔多斯部落”。鄂尔多斯部落是个特殊的部落，它的使命与生俱有，这就是守护祭祀圣主成吉思汗。中国文化报驻内蒙古记者站陈鹤龄也认为：鄂尔多斯文化是地方文化，同时也包含穿越时空的蒙古帝国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特别是在丝绸之路，在蒙元帝国时期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发挥了特殊作用。
从宫殿的角度来看，蒙古语“鄂尔多”（斡耳朵），汉意为宫殿、宫帐；“斯”是表示复数的词，意为很多、众多。所以把“鄂尔多斯”可以理解为“众多的宫殿”。成吉思汗时期，作为汗廷的四大鄂尔多分布于蒙古高原，每个鄂尔多是由上千座营帐组成的帐幕群，均由成吉思汗的夫人负责管理日常事务。成吉思汗与第一夫人孛儿贴居住的大鄂尔多当时起着首都的作用，是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如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奇·斯钦在《鄂尔多斯部的由来考》中所言：大蒙古帝国的大汗斡耳朵并非由一座斡耳朵组成，而是一处以一座斡耳朵为中心，有“车帐千百”。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鄂尔多），不仅是皇帝和后妃的居住之地，也是成吉思汗处理军国大事的地点，同时也是相互独立的经济集团。用通俗的话说，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是集帝后住所、办公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场所，起着大蒙古国政治中心的作用。
对蒙古帝国都城四大斡耳朵（鄂尔多）遗址，奇·斯钦研究员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原址的发见记》中说：成吉思汗有四大斡耳朵，分属于四大皇后孛儿贴、忽兰、也遂和也速干。有关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的所在地在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在《成吉思汗实录》中，根据《元史·后妃表》的记载，对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的所在地，进行了比较权威的考定，在此节录如下：第一斡耳朵即大斡耳朵，在曾可尔河回流点附近，克鲁伦河中岛上；第二斡耳朵即萨里川行宫，在清朝《一统舆图》标注为“噶老台泊”之湖边；第三斡耳朵即土剌河合剌屯斡耳朵，在克烈部汪罕旧营；第四斡耳朵在色楞格河支流伊德尔河畔，原是乃蛮部塔阳汗旧营。其后，研究有关蒙元斡耳朵体系的日本学者箭内亘继承发展了那珂说，提出蒙元皇帝的斡耳朵是固定宫殿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冈田英弘对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的来源做了简要的说明：大斡耳朵为主儿勤部的薛扯别乞、台出的旧营；第二斡耳朵为萨里川的乞颜部旧营；第三斡耳朵为克烈部汪罕的旧营；第四斡耳朵为杭爱山中的乃蛮部塔阳汗的旧营。换言之，所谓的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是在蒙古四大部落首领旧营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把原有的主儿勤部、乞颜部、克烈部、乃蛮部部落首领的旧营分别交由四位夫人管领，形成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其中自然包括大量的财产和人马。
与固定的城池不同，蒙元帝国的第一个都城鄂尔多斯，可以算得上是流动的城市，而且从人与城的关系来看，这种崇尚自然、以人为本的流动城市群，不是人受围城所封闭，而是城随人所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蒙古族鄂尔多斯，作为宫殿与部落，具有转换自如的应变能力和生命活力，她历经数百年沧桑岁月，经过上万里流动迁徙，创造过辉煌，经历过磨难，书写过无数传奇故事，最终来到并植根于成吉思汗生前眷恋并且愿作为享乐安息之地的古老而神奇的鄂尔多斯大地，而且又与新兴城市鄂尔多斯融为一体，这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蒙古族不仅有游牧文化，也有城市文化和商贸文化。蒙古人所建的哈剌和林、元上都、元大都，在当时都是举世瞩目的“草原皇城”、“国际大都会”。哈剌和林遗址、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故宫等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现在的北京就是历史上的元大都，她保留和蕴涵着许多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特别是“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的北京中轴线也在申遗。可见蒙古族城市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影响力。
从城市演变和生命活力来看，在蒙元帝国子孙三代的都城中，儿子窝阔台的哈剌和林成为遗址；孙子忽必烈的元上都成为遗址，元大都也改变了名称；而爷爷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依然还是鄂尔多斯，古老都城演化为新兴城市。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忠诚部落鄂尔多斯，守护着成吉思汗陵寝和英灵，来到成吉思汗生前眷恋的有温度的地方鄂尔多斯，与新兴现代化城市鄂尔多斯融为一体而温暖全世界，这是鄂尔多斯文化神奇魅力所在。对此，全面了解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人们能够深刻理解，特别是世代传承和弘扬其优质文化基因的人们有更真切的体会。如老子所言：“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2）蒙古族民歌是一个有机整体，都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蒙古族是热爱自然、崇尚自然、遵循自然法则的民族。在辽阔无际的大草原，在人与自然的灵性沟通与交融中，蒙古族民歌是天籁之音，是人的自然天性的自由表达。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说：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蒙古文化不仅过去有过惊天动地的雄伟史诗，到今天为止还以自己的歌声可以在全世界独占鳌头。
蒙古族文化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蒙古人以自己的歌声在全世界独占鳌头。我觉得这讲得非常生动、形象、深刻。就蒙古族民歌而言，长调民歌和呼麦很有魅力，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蒙古族短调民歌，其实与蒙古族长调民歌和蒙古族呼麦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可以在全世界独占鳌头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音乐是世界通用语言。包括民歌和马头琴等在内的蒙古族音乐，是人与人心灵的交流，是思想的表达和情感的融会；是人与自然灵性的感应，是自然信息的转化和生命能量的培植。音乐，可以与数学、物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等有机结合，形成一种新的科学文化。我们从音乐的角度来系统性研究科学文化，或许能够形成新的思维和方法，产生更多的灵感和激情。科学家钱学森夫人、音乐教授蒋英说：“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我们认为，对人的生命本能来讲，音乐能够起到其他科学技术、思想意识、政策法规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音乐达到最高境界时，它就是对人的生命能量的振动和增强，是直接对人的内在本质和自然天性的呼唤和呵护，形成某种振动形式的生命信息和能量的转换。
音乐也是人与自然的一种信息沟通与交流。柏拉图说：“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白居易认为：“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 ，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从物质方面来讲，莫扎特等音乐大师，相信宇宙存在一种神圣的几何学，大自然以及人类的身体，都是受一些既定的比值所管治。如果将这些比值用在音乐创作上，就会与宇宙的生命力产生一种共振，因而它具有支持生命的影响力。物理学家也说，任何物质及能量，其实都是一种振动。小至原子结构，大至银河星系，其振动的频率都是依据一定的比值，非常之数学化。例如自然界的山川河流、大陆海洋的地质构造运动和自然生态演变等，其实也是以一定的比值振动所至。
有关研究显示，当听到17及18世纪欧洲音乐时，人的心率、脉搏、脑电波等都倾向与音乐的节奏同步，因而变得舒缓而协调；血压也会保持更有利于健康的状态。这是由于作曲家创造了一种理想的数学形式以及自然的和谐感在作品里。他们对音乐的节奏感、对称感、规律感、对比效果等非常讲究，像科学家一样严谨。那么，一个风驰电掣的马背上的民族，一种所向披靡的天之骄子的心态，在与时俱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存的社会环境里，他们的民歌以及音乐又会表现出怎样的个性特色？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重要内容。
蒙古族民歌与蒙古人的生活习惯、情感世界、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等有关。曾经，有些牧民也许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但在他的言行中，或许处处表现着一种简练、坦然、机智，而这一切又往往都会体现在他所唱的民歌里；换句话说，包含着这些内容的民歌，影响和形成了他如此言行特点和生活习惯。如果说劳动和语言创造了人，那么对蒙古族来说，似乎民歌与语言同等重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劳动、语言和民歌创造了蒙古族。这也就决定了蒙古人的思维方式的独特性。歌乃心声，歌声可以形成气场和条件反射。由蒙古族民歌，可以看到蒙古人的内心世界，也可以体会到他们轻松愉快地完善着咽喉胸腔头脑等自身自然条件。
2005年，由中国和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长调歌，蒙古语称“乌日图道”。蒙古族长歌民歌是一种具有鲜明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它以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述说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婚礼、乔迁新居、婴儿降生、马驹标记以及其他蒙古游牧民族的社交活动和宗教节庆仪式上，特别是摔跤、射箭、赛马的“那达慕”大会上，都能听到长调民歌的演唱。
长调是抒情歌曲，它赞美美丽的草原、山川、河流、歌颂父母的爱情、亲密的友谊，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命运的思索。长调歌词绝大多数内容是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蓝天、白云、江河和湖泊。长调的演唱和创作与牧民悠然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这是蒙古族至今仍然广泛延续的生活方式。长调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声多词少、气息绵长，旋律极富装饰性（如前倚音、后倚音、滑音、回音等），尤以“诺古拉”（蒙古语音译，波折音或装饰音）演唱方式所形成的华彩唱法最具特色。
在蒙古族形成时期，长调民歌就已存在。长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13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已有记载。直至今日，长调仍保留着丰富的不同地域的风格。蒙古国和中国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牧民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在表演和当代音乐创作中，长调都扮演着主要角色。根据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音乐形态的现状，长调可界定为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畜牧业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在野外放牧和传统节庆时演唱的一种民歌，演唱者根据生活积累和对自然的感悟来发挥，演唱的节律各不相同。
2009年，中国蒙古族呼麦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呼麦”（汉语古籍称为“啸”），又名“浩林·潮尔”（Holin-Chor），即“喉音歌唱”艺术。据有关资料，呼麦的历史可以远溯至匈奴时期，即在匈奴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呼麦。蒙古高原的先民在狩猎和游牧中虔诚模仿大自然的声音，他们认为，这是与自然、宇宙有效沟通、和谐相处的重要途径，由此人体发声器官的某些潜质得到开发，一人模仿瀑布、高山、森林、动物的声音时可以发出“和声”，即呼麦的雏形。“呼麦”的基本特征是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个人同时啸唱出两个以上声部的旋律。具体的啸唱方法是首先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在喉咙中挤压出沙哑而粗犷的“泡性”持续低音；在此基础上，利用卷舌的技巧调节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于高音区飘荡出纤细而清亮的泛音旋律，从而获得独特而神奇的多重结构的复音音乐。声乐专家形容这种唱法是“高如登苍穹之颠，低如下瀚海之底，宽如于大地之边”。
应该说，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蒙古族长调民歌和呼麦申遗成功，蒙古族短调民歌申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蒙古族音乐历史来看，经历山林狩猎音乐文化时期和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在狩猎音乐文化时期，其音乐风格以短调为代表，民歌具有结构短小、音调简洁、节奏明了、词多腔少等特点。整体音乐风格具有叙述性与歌舞性，抒情性较弱，这也是原始时期人类音乐艺术的共同特征。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到，一些明显带有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特征的蒙古族民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如《追猎斗智歌》、《白海青舞》。伴随着狩猎生产方式向游牧生产方式的转变，音乐风格也发生了从短调民歌向长调民歌风格上的演变，形成了蒙古族音乐史上的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从音乐形态学角度上看，此时期既保留发展了狩猎时期的短调音乐风格，又逐步创新形成了长调音乐风格。因此，从公元7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千年历史中，蒙古族民歌发展的总趋势可概括为：以短调民歌为基础，以长调民歌为创新，长调民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蒙古族整体音乐文化风格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蒙古族民歌在鄂尔多斯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短调民歌和长调民歌古如歌都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鄂尔多斯市目前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有6个：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鄂尔多斯古如歌、鄂尔多斯婚礼、漫瀚调、成吉思汗祭典、察干苏力德祭祀。这6个项目，都与蒙古族文化有关，可见蒙古族文化在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成吉思汗祭典、察干苏力德祭祀可谓是成吉思汗文化范畴；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鄂尔多斯古如歌、漫瀚调3项是民歌，而鄂尔多斯婚礼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集中展现着蒙古族民歌风采，可见蒙古族民歌在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很高的比例。
近年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不断研究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例如阿云嘎的《试论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歌词的情感表达特色》、包海山的《浅谈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研究》《唱响鄂尔多斯经典民歌》等。有关文章在网络媒体发表后，网友“liushuai2009”在美国中文网评论：蒙古歌曲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它唱出的是人最原始、最真实的情感，不受权力、荣誉、地位、金钱等这些东西的污染，从而才显得纯净而崇高，所以才好听。“无心者无痕”评论：“一方水地养一方人，地域的独特性和规定性体现在游牧民族与自然的距离最近，与自然生物的关系相对就更平和而亲昵，人性中的自然成份更多，社会成份更少，故其声天籁，其气宽畅，其调悠扬，其词言简意赅即韵味悠长······有机会真的想去感受大草原的天无边、地无际，与天地合一的神妙。 ”
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古如歌（长调民歌）以及蒙汉艺术融合的漫汉调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鄂尔多斯享有“歌的海洋，舞的故乡”之美誉是恰当的。从全球视野来看，蒙古族长调民歌 、短调民歌、呼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的长调民歌和呼麦已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现在需要的是短调民歌也应该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在蒙古族短调民歌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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