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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民歌是一个有机整体，都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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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民歌是一个有机整体，都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包海山
蒙古族是热爱自然、崇尚自然、遵循自然法则的民族。在辽阔无际的大草原，在人与自然的灵性沟通与交融中，蒙古族民歌是天籁之音，是人的自然天性的自由表达。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说：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蒙古文化不仅过去有过惊天动地的雄伟史诗，到今天为止还以自己的歌声可以在全世界独占鳌头。
蒙古族文化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蒙古人以自己的歌声在全世界独占鳌头。我觉得这讲得非常生动、形象、深刻。就蒙古族民歌而言，长调民歌和呼麦很有魅力，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蒙古族短调民歌，其实与蒙古族长调民歌和蒙古族呼麦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可以在全世界独占鳌头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音乐是世界通用语言。包括民歌和马头琴等在内的蒙古族音乐，是人与人心灵的交流，是思想的表达和情感的融会；是人与自然灵性的感应，是自然信息的转化和生命能量的培植。音乐，可以与数学、物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等有机结合，形成一种新的科学文化。我们从音乐的角度来系统性研究科学文化，或许能够形成新的思维和方法，产生更多的灵感和激情。科学家钱学森夫人、音乐教授蒋英说：“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我们认为，对人的生命本能来讲，音乐能够起到其他科学技术、思想意识、政策法规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音乐达到最高境界时，它就是对人的生命能量的振动和增强，是直接对人的内在本质和自然天性的呼唤和呵护，形成某种振动形式的生命信息和能量的转换。
音乐也是人与自然的一种信息沟通与交流。柏拉图说：“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白居易认为：“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 ，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从物质方面来讲，莫扎特等音乐大师，相信宇宙存在一种神圣的几何学，大自然以及人类的身体，都是受一些既定的比值所管治。如果将这些比值用在音乐创作上，就会与宇宙的生命力产生一种共振，因而它具有支持生命的影响力。物理学家也说，任何物质及能量，其实都是一种振动。小至原子结构，大至银河星系，其振动的频率都是依据一定的比值，非常之数学化。例如自然界的山川河流、大陆海洋的地质构造运动和自然生态演变等，其实也是以一定的比值振动所至。
有关研究显示，当听到17及18世纪欧洲音乐时，人的心率、脉搏、脑电波等都倾向与音乐的节奏同步，因而变得舒缓而协调；血压也会保持更有利于健康的状态。这是由于作曲家创造了一种理想的数学形式以及自然的和谐感在作品里。他们对音乐的节奏感、对称感、规律感、对比效果等非常讲究，像科学家一样严谨。那么，一个风驰电掣的马背上的民族，一种所向披靡的天之骄子的心态，在与时俱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存的社会环境里，他们的民歌以及音乐又会表现出怎样的个性特色？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重要内容。
蒙古族民歌与蒙古人的生活习惯、情感世界、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等有关。曾经，有些牧民也许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但在他的言行中，或许处处表现着一种简练、坦然、机智，而这一切又往往都会体现在他所唱的民歌里；换句话说，包含着这些内容的民歌，影响和形成了他如此言行特点和生活习惯。如果说劳动和语言创造了人，那么对蒙古族来说，似乎民歌与语言同等重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劳动、语言和民歌创造了蒙古族。这也就决定了蒙古人的思维方式的独特性。歌乃心声，歌声可以形成气场和条件反射。由蒙古族民歌，可以看到蒙古人的内心世界，也 可以体会到他们轻松愉快地完善着咽喉胸腔头脑等自身自然条件。
2005年，由中国和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长调歌，蒙古语称“乌日图道”。蒙古族长调民歌是一种具有鲜明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它以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述说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婚礼、乔迁新居、婴儿降生、马驹标记以及其他蒙古游牧民族的社交活动和宗教节庆仪式上，特别是摔跤、射箭、赛马的“那达慕”大会上，都能听到长调民歌的演唱。
长调是抒情歌曲，它赞美美丽的草原、山川、河流，歌颂父母、爱情、友谊等，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命运的思索。长调歌词绝大多数内容是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蓝天、白云、江河和湖泊。长调的演唱和创作与牧民悠然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这是蒙古族至今仍然广泛延续的生活方式。长调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声多词少、气息绵长，旋律极富装饰性（如前倚音、后倚音、滑音、回音等），尤以“诺古拉”（蒙古语音译，波折音或装饰音）演唱方式所形成的华彩唱法最具特色。
在蒙古族形成时期，长调民歌就已存在。长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13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已有记载。直至今日，长调仍保留着丰富的不同地域的风格。蒙古国和中国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牧民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在表演和当代音乐创作中，长调都扮演着主要角色。根据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音乐形态的现状，长调可界定为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畜牧业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在野外放牧和传统节庆时演唱的一种民歌，演唱者根据生活积累和对自然的感悟来发挥，演唱的节律各不相同。
2009年，中国蒙古族呼麦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呼麦”（汉语古籍称为“啸”），又名“浩林·潮尔”（Holin-Chor），即“喉音歌唱”艺术。据有关资料，呼麦的历史可以远溯至匈奴时期，即在匈奴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呼麦。蒙古高原的先民在狩猎和游牧中虔诚模仿大自然的声音，他们认为，这是与自然、宇宙有效沟通、和谐相处的重要途径，由此人体发声器官的某些潜质得到开发，一人模仿瀑布、高山、森林、动物的声音时可以发出“和声”，即呼麦的雏形。“呼麦”的基本特征是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个人同时啸唱出两个以上声部的旋律。具体的啸唱方法是首先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在喉咙中挤压出沙哑而粗犷的“泡性”持续低音；在此基础上，利用卷舌的技巧调节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于高音区飘荡出纤细而清亮的泛音旋律，从而获得独特而神奇的多重结构的复音音乐。声乐专家形容这种唱法是“高如登苍穹之颠，低如下瀚海之底，宽如于大地之边”。
应该说，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蒙古族长调民歌和呼麦申遗成果，蒙古族短调民歌申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蒙古族音乐历史来看，经历山林狩猎音乐文化时期和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在狩猎音乐文化时期，其音乐风格以短调为代表，民歌具有结构短小、音调简洁、节奏明了、词多腔少等特点。整体音乐风格具有叙述性与歌舞性，抒情性较弱，这也是原始时期人类音乐艺术的共同特征。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到，一些明显带有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特征的蒙古族民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如《追猎斗智歌》、《白海青舞》。伴随着狩猎生产方式向游牧生产方式的转变，音乐风格也发生了从短调民歌向长调民歌风格上的演变，形成了蒙古族音乐史上的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从音乐形态学角度上看，此时期既保留发展了狩猎时期的短调音乐风格，又逐步创新形成了长调音乐风格。因此，从公元7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千年历史中，蒙古族民歌发展的总趋势可概括为：以短调民歌为基础，以长调民歌为创新，长调民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蒙古族整体音乐文化风格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蒙古族民歌在鄂尔多斯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短调民歌和长调民歌古如歌都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鄂尔多斯市目前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有6个：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鄂尔多斯古如歌、鄂尔多斯婚礼、漫瀚调、成吉思汗祭典、察干苏力德祭祀。这6个项目，都与蒙古族文化有关，可见蒙古族文化在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成吉思汗祭典、察干苏力德祭祀可谓是成吉思汗文化范畴；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鄂尔多斯古如歌、漫瀚调3项是民歌，而鄂尔多斯婚礼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集中展现着蒙古族民歌风采，可见蒙古族民歌在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很高的比例。
近年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不断研究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例如阿云嘎的《试论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歌词的情感表达特色》、包海山的《浅谈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研究》《唱响鄂尔多斯经典民歌》等。有关文章在网络媒体发表后，网友“liushuai2009”在美国中文网评论：蒙古歌曲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它唱出的是人最原始、最真实的情感，不受权力、荣誉、地位、金钱等这些东西的污染，从而才显得纯净而崇高，所以才好听。“无心者无痕”评论：“一方水地养一方人，地域的独特性和规定性体现在游牧民族与自然的距离最近，与自然生物的关系相对就更平和而亲昵，人性中的自然成份更多，社会成份更少，故其声天籁，其气宽畅，其调悠扬，其词言简意赅即韵味悠长······有机会真的想去感受大草原的天无边、地无际，与天地合一的神妙。 ”
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古如歌（长调民歌）以及蒙汉艺术融合的漫汉调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鄂尔多斯享有“歌的海洋，舞的故乡”之美誉是恰当的。从全球视野来看，蒙古族长调民歌 、短调民歌、呼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的长调民歌和呼麦已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现在需要的是短调民歌也应该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在蒙古族短调民歌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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