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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构建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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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的经验
包海山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在无形中支配人的命运和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法则，对任何地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而能不能发现和认识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揭示和反映它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那就看人们的悟性和努力，所谓事在人为。
在内蒙古地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第一个探索构建地方学的研究机构；在自治区社科联120多个直属社团组织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第一个努力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的社团。探索和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的经验，首先要用学术成果来体现。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荣誉主任陈育宁教授认为：“鄂尔多斯学=知识体系+应用服务”。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围绕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完成《鄂尔多斯学概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等十几部专著和论文集。
2012年，由奇朝鲁、陈育宁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鄂尔多斯学概论》，是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以及学科知识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性成果。在十年探索基础上，努力把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生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向构建学科知识体系迈进了一大步。《鄂尔多斯学概论》包括六章：第一章、鄂尔多斯民族传统文化；第二章，独具特色的祭祀传统；第三章、生态演进的历史经验；第四章、鄂尔多斯经济的振兴飞跃；第五章、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第六章、敢为人先的鄂尔多斯精神。这些都是具有鲜明的鄂尔多斯特色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现象，对其历史渊源、当代表现以及未来发展的各种现象和本质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并且清晰阐述，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努力探索和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新的学科知识体系，我们的主要经验：一是打好基础，包括历史文脉的纵向连接以及当代科学的横向联合等；二是构建学科体系，包括总体方向、基本架构、核心内容、具体抓手等。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侧重点不同。
1.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
要想构建跨多学科的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那就对所跨的多学科要深入研究，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近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方面资源的经典著作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集成创新，于2015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
在跨多学科研究中，首先跨哪些学科？我们选择的标准，主要是看哪些学科相对更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客观规律。老子道学和马克思理论因为揭示客观规律而成为中华文化之根本，而中华文化之根本是中国每个地方文化之根本，因此我们首先深入研究文化之根本是必然的；在鄂尔多斯，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是成吉思汗文化，而成吉思汗之所以成为“一代天骄”、“千年风云第一人”，也是因为他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近年来我们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确立为重点课题。
对所跨学科的深入研究而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方面，我们认真学习和潜心研究老子《道德经》的每一个章节，在有关报刊书籍以及网络媒体发表《解读老子，探索规律》等一系列文章；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举办了三届成吉思汗文化论坛等，对成吉思汗文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资源方面，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出版《我们最喜爱的马克思恩格斯名言》，发表《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等文章。在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方面，学习了《21世纪资本论》《技术元素》《科技想要什么》《科技究竟是什么》《全球脑的量子跃迁》《奇点来临》《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等。
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比较研究，探索规律”；二是“集成创新，再论资本”；三是“构建学科，服务社会”。在比较研究部分有四章：一是“老子道学的含义与作用”，二是“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三是“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灵魂”，四是“融汇更多探寻规律的智慧”。在这里分别介绍其要点。
（1） “道”究竟是什么？其实老子也不清楚，如他所言：“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潜心学习和研究《道德经》之后，我觉得老子之“大道”，主要有三层含义： 一是万物本原，二是客观规律，三是自然能量。我们可以把本原、规律、能量统称为自然法则。“道”作为万物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渊兮，似万物之宗”。道生天地，道育阴阳，天地阴阳产生各种关系，在天地阴阳的各种关系中生育万物，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探索和应用自然法则的人类本身，是万物层面上的自然界的产物。“道”作为自然规律，虽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但是它却无处不在，万物生存都依赖于它，即“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中，天、地、人都有其自然规律可遵循，都有各自的系统，即从不同角度“道法自然”。而自然规律本身，是一个“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巨系统。“道”作为自然能量，“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虚空的神奇能量不会消失，这是很玄妙的能量源泉，是天地之根本。它绵绵不断、若有若无地在无限时空中存在着，它的能量和作用无穷无尽。例如鄂尔多斯古陆、古海、盆地、高原等地质演变，就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所决定的， 这种能量现在依然客观存在，而且对鄂尔多斯的未来发展变化依然会在无形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2）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在于他主张“以诚敬天”，转化了长生天的力量。何为长生天的力量？鄂尔多斯学研究者阿云嘎认为：“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或者历史的必然性”。成吉思汗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即全球一体化的规律以及在一定时期社会财富不断高度集中的规律。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成吉思汗文化最有影响力和最具生命力的方面，就是蒙古民族在他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纸币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其核心是信用。纸币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和信用功能，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它的最大难度同时也是最大贡献，就在于用国家的强制行动，使纸币的信息和信用功能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利。“世界征服者”，在外在形式上靠武装力量，而内有本质上靠货币权利，即纸币的信息和信用功能作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权利，使四十多个国家、七百多个民族、五亿多人口都归服于大蒙古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实践了“全球化”并使自己成为“千年首富”。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利，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利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改变了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方法。
（3）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对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都具有重要意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使我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彻底弄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使我们可以看清楚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研究资本的运作规律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基础性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内在本质规律，在某些基本点上他的理论达到了后来人难以超越的高度。例如揭示了资本的高度集中、社会总资本融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以及随着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使资本关系的“外壳”“炸毁”，最终把人类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的内在本质规律。“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根据这个理论为立足点，马克思指出人类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恩格斯认为，真正的人的自由，是“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揭示了包括每个地方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要想构建跨多学科的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对马克思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研究是必须的。
（4）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使我们认识到，在遵循同样的自然法则的融合发展中，人类将共同构建“全球脑”，促进“奇点”来临；其本质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以及还原人与自然的从属关系。“全球脑”的构建，不是把全球资源和智慧集中到某一个地方，而是使全球资源在各个地方合理布局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信息都可以穿越时空重新排列组合，因此可以构建“全球脑”，互联网为此开辟了新的空间和具体路径。道生万物，即“上帝的创造不是我们察觉得到并栖居其间的宇宙本身，而是宇宙自我创造的潜力”。包括人的自然内在的整个自然界，都具有自我创造的潜能，我们需要的就是学习和应用人类智慧，把我们更多自我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奇点”是从企图征服自然转向理性回归自然，是从人想有为难有为达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发展，是人类主观意志的控制欲和控制力的逐渐消失，回归人的自然天性。“奇点”将代表我们的生物思想与现存技术融合的顶点，它将导致人类超越自身的生物局限性，使我们将获得超越命运的力量。我们将充分理解人类的思想并极大限度地拓展思想的外延。人类智能中的非生物部分将无限超越生物智能部分，非生物智能部分将占主导地位。正如思维必须遵循认知规律及支配生命和自组织的定律一样，技术元素也必须服从思维、生命和自组织——包括人脑——的定律。技术元素包括人类发明所具有的“繁殖”动力，这种动力促进新工具的制作和新的科技发明，鼓励不同技术进行沟通以实现自我改进。这个系统开始具备某种自主性。无论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其本质都不在于DNA、机体组织或肉体这样的物质，而在于看不见的能量和物质形式中包含的信息。科学文化按几何级数发展，不仅得益于人类生物机能的进化，不仅得益于世代积累传承，而更为重要的是得益于人类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使形成科学文化的内在组织结构发生系统性变化。当多个复杂系统构建成一个特大系统的时候，每个系统就开始影响直至最终改变其他系统的组织结构。当科技被生物激活之后，我们就得到了能够适应、学习和进化的人工制品；而当我们的技术能够适应、学习和进化之后，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生物文明。工业时代的标志是机械设计能力的登峰造极；而新生物文明的标志则是使设计再次回归自然，将工程技术和不羁的自然融合在一起。
通过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科学文化、自然法则这是不同层次上的三个概念。自然法则决定了地球上必然出现人类（它也是天地之母），人类发现和认识包括自身自然在内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运动规律而形成和创造各种不同的科学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地区，只是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形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科学文化，而科学文化的内在本质是所揭示和反映的自然法则。例如，在老子、探寻道的老子道学、道，成吉思汗、敬畏长生天的成吉思汗文化、长生天，马克思、揭示真理的马克思理论、真理中，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而道、长生天、真理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它们只是称谓不同而本质相同，可以统称为自然法则。自然法则与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无关，也有关：无关，是因为自然法则该什么样就什么样，不会因为有没有他们而改变；有关，是因为他们认识和遵循自然法则而形成的科学文化，在人性化世界里与人类感知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而得以永恒。
马克思指出：“真理像光一样”普照大地，“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马恩全集》第一卷第6页）其实，真理即自然法则不仅占有马克思，而且占有古今中外任何人，不同的只是看自己是否能够感觉和意识到而已；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以及鄂尔多斯学、内蒙古学、中国学等任何学科，都只是个体或者群体思想认识的表现形式而已。说到底，我们跨多学科研究以及努力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只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类智慧，更全面更深刻更自然地认识和遵循自然法则而已。
2.广泛交流与融合发展
如果说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侧重的是历史文脉发展的纵向连接，那么广泛交流与融合发展侧重的是当代科学研究的横向联合。每个地方学都是努力构建跨多学科的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那么各个地方学之间怎样跨学科研究以及在更大的系统内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这是每个地方学研究者都必须深入思考并且付诸实践的具体问题。
中国是由中国的各个地方组成的，中国学也由中国的各个地方学组成；中国各个地方学的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将构成跨中国所有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中国学学科知识体系。中国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规律。各个地方学研究都必须顺应这种发展规律，一方面看怎样立足当地，努力构建和融入这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学科知识体系；另一方面看怎样应用这个跨多学科的新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融合发展服务。
地方学研究立足当地、服务当地，而当地本身是与全球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张利群教授在《桂学研究的区域文化理论基础》中认为：在现代社会发展及其特定语境下，区域含义有所扩大和延伸，一方面在地理空间范围含义基础上，赋予其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等空间范围含义；另一方面在行政划分所指区域含义基础上，超越行政区域而扩大延伸到非行政划分区域含义；再一方面扩大延伸为跨域、跨界所形成的区域范围，带有跨区域的特征和色彩，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构成跨省水系区域等。从国际区域关系看，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及其世界各国发展需求，形成国际社会（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性跨国联盟（如欧盟、东盟）等概念含义；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在全球化视野中着重于经济的区域联盟或跨区域联盟，构建跨国、跨界、跨境的经济联合体、共同体、同盟体，以及不结盟的区域间合作、协作、协同关系，构成国际社会及其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格局。从国内区域关系看，也相继构建跨区域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合作区，还有更大范围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等区域概念的划分。区域发展观念比任何时期都深入人心，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顺应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全国各地的地方学研究团体保持着密切联系，积极参与和组织有关学术交流活动。例如，我们去参加的学术研讨会有：温州学“区域文化研究与地方学建设学术研讨会”、泉州学“走向世界的地方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广州学“广州学与城市学地方学学术报告会”、扬州学“城市的变迁——2015年中国地方学学术研讨会”、杭州国际城市学“中国城市学年会”、晋学“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学“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等。我们也组织并邀请全国各地方学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文集《地方学与鄂尔多斯发展研讨会专辑》《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地方学的应用与创新座谈会专辑》等。在促进中国地方学研究的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方面，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三个方面做出比较突出的贡献。
一是倡议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2005年，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倡议下，温州学、泉州学、潮州学、扬州学、徽学六家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第一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基地，目前会员单位有30多家，还有一部分非会员但经常保持联系的单位，比如广州学、杭州学等也以不同方式经常参与相关活动。通过联席会的方式，把分散在各地的全国地方学研究机构以及海内外从事地方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和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发挥人才的聚集效应，形成合力，有组织地开展学术交流活动。2017年，在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召开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工作会上达成共识：成立学术委员会，共同系统性推进中国地方学学科建设，从2018开始出版发行《地方学研究》辑刊系列，为中国地方学研究的合作交流、共享成果搭建新的平台。
二是建议各地方学以具体项目共同合作开展课题研究有成效。2016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提出共同开展“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的建议，得到相关团体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以《关于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的设想》为题发表在北京学研究所值编、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编辑出版的《地方学研究信息》，并以《关于地方学课题设立的思考——以鄂尔多斯学为例》为题，入编张宝秀主编的《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2016》。2017年，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并主持，与相关地方学研究团体共同开展“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收到有关中国地方学、北京学、上海学、晋学、桂学、内蒙古学、台湾学、广州学、杭州学、敦煌学、西夏学、西域学、伊犁学、闽南学、泉州学、扬州学、大冶学、鄂尔多斯学以及敕勒川文化、察哈尔文化、元上都历史文化、西口文化、汉水文化、巴山文化、北宸智库、草野思想库等30个地方学、地方文化研究的文章40多篇。以此为基础，决定由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学术委员会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共同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第一辑，这是中国地方学研究团体部分代表“第一次集体亮相”，是中国地方学以具体项目共同合作开展课题研究的成功案例。
三是走进网络，促进互联网+地方学研究。2016年，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在公益性思想类网站草根网建立“地方学研究”团体博客（也有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包海山、厦门学研究者陈耕等个人博客），到目前发表地方学研究文章1860多篇，访问量近1500万，在近600个海内外学者博客中“地方学研究”团体博客排名前14位，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草根网“地方学研究”主要刊载了中国学、中国各个地方学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特别是把鄂尔多斯学作为地方学研究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案例，把16年来研究成果陆续集中展现出来，为广泛宣传以及进一步深入研究鄂尔多斯奠定基础。地方学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地方，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综合性、系统性的本质，恰恰是打破局限性、片面性、狭隘性。可以说，互联网同一个平台为同一个主题的地方学研究，插上了穿越时空、互动交流、整合资源的隐形翅膀。以草根网为例，每个草根网博主都生活在某个地方，能够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很多地方都有地方学研究结构，需要汇集草根网博主们的创新智慧。互联网思维以及草根网博主参与地方学研究，有利于打破某种思维定势，开拓更广阔的交流合作的空间。因此，这两个群体的联合，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一个核心与两个系列
鄂尔多斯学，是在鄂尔多斯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新的学科知识体系。鄂尔多斯学学科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两个系列。一个核心：是发现、认识和遵循在无形中支配人类命运并且支配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法则。在存在资本关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规律得以实现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由此形成学科建设的两个系列：一是提高人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二是科学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通过集中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
鄂尔多斯文化是鄂尔多斯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历史发展的有机整体。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是地理区域名称。鄂尔多斯市地理位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西、北、东三面黄河呈“几”字形环绕，南面以古长城为界与陕西相邻，即古长城与黄河环绕之中的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从自然生态来看，鄂尔多斯有草原文化、黄河文化、能源文化等；从人文历史来看，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有萨拉乌苏文化、朱开沟文化、长城文化等。二是在蒙古族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宫殿与部落。在成吉思汗时期，他亲自创建的作为“众多宫殿”的“鄂尔多斯”，在当时是起着首都作用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由各万户、千户长选派的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员组成的精锐卫队守护。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作为汗廷的众多宫殿鄂尔多斯，逐渐改变为祭祀成吉思汗圣物的宫帐、八白室；众多宫殿的精锐卫护部队，后来成为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室圣物的鄂尔多斯部落。三是当代新兴城市。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伊克昭盟设鄂尔多斯市，使地域鄂尔多斯、蒙古族鄂尔多斯、新兴城市鄂尔多斯融为一体，形成了温暖全世界的文化能量。
鄂尔多斯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而蒙古族文化赋予鄂尔多斯文化更多神秘色彩。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蒙古族鄂尔多斯，历经数百年沧桑岁月，经过上万里流动迁徙，创造过辉煌，经历过磨难，书写过无数传奇故事，最终来到并植根于成吉思汗生前眷恋并且愿作为享乐安息之地的古老而神奇的鄂尔多斯大地，而且又与新兴城市鄂尔多斯融为一体，这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其中，成吉思汗文化更具有生命活力，而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就在于转化了长生天的力量，即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相对而言，每个地方的自然生态和地理位置是固定的，每个地方的人员是不断流动迁徙的，而每个地方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是普遍的、同一的。在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地方学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其核心就在于发现、认识和把握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提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在无形中支配人类命运并且支配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法则。
自然法则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不管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怎样感觉和认知它，它本身对任何人任何地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我们在研究鄂尔多斯学、内蒙古学、中国学、全球学，而不管什么学科，最终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是本体论层次上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如果理解了这一点，那就能够一通百通；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那就什么学科也构建不了，只能反映某些现象而难以揭示内在本质规律。
最近收到有关地方学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3月将在厦门市召开主题为“新世纪闽南文化回顾和新时代闽南文化前瞻”的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2017学术年会；6月将在北京召开“北京学研究与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第二十次北京学学术年会暨北京学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7月将在广州市召开“开放·变革——广州学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学术研讨会；8月将在呼和浩特市举办“内蒙古学与世界分享”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我们综合起来系统性思考时，就既可以看到地方特色，也能够清楚普遍原理。不仅各地需要协同发展，而且各国需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蔡拓教授所言：“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跨国性问题、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增多，人们不能再局限于国家视域和领土边界来思考解决之道，而需要以宏观视角从整体上予以回应和处理”。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蔡拓教授在《全球学的时代价值》中认为，全球学是一门以世界为视角的综合性学科，它以经济全球化为时代和学科背景，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所催生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探寻全球治理为目标，以挖掘、揭示全球性规律为学术宗旨，探究世界的整体联系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特点、进程与趋势。任何一个学科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与条件，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识增进的需要。全球学正是基于上述两种需要而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他说：“对中国而言，全球学还较为陌生，在中国构建、发展这门学问大有可为。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能力，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全球是人化自然界与人文历史相结合的一个有机整体。地球自然村中的山川河流、草原森林、大陆、海洋等，都是彼此联系、密切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都遵循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自然规律。“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恩格斯语）。全球学就是挖掘、揭示地球上的人和自然共同遵循的同样规律的学科。地球包括地球上的每个地方，全球学包含全球每个地方学。总有一个巨系统包含所有的系统，全球学与地方学是整体性与个性特色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不同地方的人们从当地角度探索时所构建的地方学，而以全球视野探索时所构建的就是全球学。地方学研究，一方面，通过协同创新与融合发展，可以共同构建和融入更大系统的全球学；另一方面，应用全球化的综合性系统性全球学，能够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球一体化融合发展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时，全球学以及每个地方学都不可能不研究其内在规律。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马恩全集》二卷609页）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能够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合作，共同解决人类所面对的最大社会难题即把人类劳动逐渐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这是全球学研究的问题，也是全球各个地方学研究的问题，因为它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任何地方的社会问题，由此探究世界的整体联系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特点、进程与趋势。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把劳动逐渐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之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能够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和最大增量，就是因为它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马克思认为，从资本角度来看，社会总资本高度集中为“唯一”的“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才算达到极限，从而使资本关系的外壳炸毁，最终把人类劳动从商品定位解放出来；从人的角度来看，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马恩选集》一卷119页）
那么，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在共同体中现实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另一方面，怎样促进社会总资本高度集中为一个单个资本？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高度集中为一个单个资本的社会总资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包括每个地方学在内的全球学探究世界的整体联系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全局性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系统性创新的起点，也是持续创新的动力源。解决这些全局性社会问题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将是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新的学科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和最大增量，而这种新的学科体系的称谓不重要，重要的是解决全局性社会问题的系统性。
很多微信群里发的一个信息很有意思，表达了人们普遍心理：“一千个人爱你，你是偶像；一万个人爱你，你是领袖；所有的人爱你，你是人民币！”中国人爱人民币，美国人爱美元，欧盟人爱欧元，人民币、美元、欧元都是钱。在市场研究条件下，为地球人都知道、都喜爱的东西找一个“最大公约数”，那肯定就是钱。
马克思指出：“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马恩全集》一卷448页）
如果说地球人都爱钱、都需要钱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那么探索钱为什么成为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钱是怎样从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异化出来的？钱为什么能够异化整个世界本身的价值？人类将会怎样还原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这些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研究。“人类”不是抽象空泛的概念，而是每个地方的你我他共同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从根本上揭示了每个地方的社会发展规律，因而它也会成为探索当地发展规律的地方学研究的“主体内容”，而马克思理论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因而它也会成为构建跨多学科的系统性新的学科体系中的“最大增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社会总资本的融合包含着资本的全民人格化。就劳动的解放而言，恩格斯认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马恩全集》二十卷318页）劳动的解放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包括受资本支配的劳动者人数的渐变以及每个人受资本奴役程度的渐变。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都是人类所共同赋予的。在生产、分配、消费各个环节中，只有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社会资本才能动起来。从其产生、发展到消亡，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变。这是全球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涉及到每个地方每个人的具体细节问题。鄂尔多斯学研究把提高人的基本素质和改变资本的社会职能作为两个抓手，由此在构建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中，努力在这两个方面取得更多具有更大社会影响力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研究资本方面，《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中的“集成创新，再论资本”，是重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包括“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历史任务”“资本基础上的现代家庭与人的自身生产”“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与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等章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荣誉会长夏日认为：“‘再论资本’立题主论很好。今后要单写课题方案，要论出新观点，要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解释《资本论》发表以来，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历史发展到现在，重新论资本，应该结合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在一个巨系统内统筹考虑问题。这是真正的科学研究。”我们认为，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必须要有真正的科学研究。
我们“再论资本”，努力创造性发展马克思理论，重点研究探讨的是创造和应用资本的人本身的发展变化。如果说《资本论》是科学研究的一个系列，那么通过“再论资本”重点研究创造和应用资本的人本身的发展变化，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系列。恩格斯在谈到《资本论》时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马恩全集》十六卷263页）他认为：“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马恩选集》三卷366页）实现科学社会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将是人类构建新的真正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的最大增量。区别于共产主义的学科社会主义也存在资本，但是劳动形态、资本构成以及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等都将发生一系列系统性改变。我们在这里简要探讨两个要点。
1）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种带有偏激情绪的狭隘意识，扩展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种具有科学内涵的博大思想，就能够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资产多少与劳动分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恩格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恩全集》十九卷243页）如果用物质资产多少来划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根据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来划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高级智力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联合，不是无产者的联合，而是劳动者的联合。随着劳动者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普遍提高，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简单重复性的程序化劳动将逐渐由智能机器来代替，从而把大多数完全委身于直接生产的创造低价值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向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创造高价值的创新型高级智力劳动方向发展，创新型高级智力劳动将会成为人类未来主要劳动形态和主要价值形成来源。把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就更容易推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善，也更有条件让无产者变为有产者。
2）资本的实质可以改变。马克思认为：“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成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马恩选集》一卷346页）对此进一步深入思考，我们意识到，从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与现在直接的活劳动的关系来看，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与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可以是同一个人的劳动，例如比尔盖茨过去创业时积累起来的劳动，与他现在参与战略决策的直接的活劳动，是同一个人的不断连续和积累起来的劳动；从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与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的关系来看，它们完全可以是一个有机整体，例如比尔盖茨所创造的资本，就是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也是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由此可以看出资本的实质是可以改变的：1.科学文化是在过去劳动中形成和积累的，同时也是现在直接活劳动所掌握和发展的，因此当科学文化成为第一生产力并在生产力体系中发挥决定性的指数效应时，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将有条件有智慧有能力支配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2.当只有在创新和共享中才能无限增值的科学文化，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时，这种共享性和无限增值性决定了，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在创造剩余价值时，便可以使社会资本具有为未来活劳动提供服务的功能，对于未来直接的活劳动来说，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成为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3.随着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具备几十天之内就能够使科学文化这个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总量翻一番的能力，随着资本具有为直接的活劳动提供服务的功能，人类不仅可以改变资本实质，而且还能够通过充分体现巨大自然能量的可共享性和不断提高社会公共产品比例和总量，来逐渐淡化和消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属性，并最终消灭资本关系，从而把人类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
综合来看，科学文化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改善生产关系的第一法宝，它将成为可共享而且只有在共享中才能不断增值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有能力、有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们，将有机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和信任而成为管理和执行“资本”社会职能的专“家”。通过改变资本的构成、资本的实质以及劳动价值评判体系等，将会使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将逐渐体现劳动的主体地位而发挥资本的工具作用。这是每个地方都遇到的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全局性的重大社会问题，每个地方学都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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