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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鄂尔多斯学与闽南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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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与闽南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杨勇 包海山
近期将由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学术委员会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共同编辑出版的《地方学研究》第一辑，收录有关中国地方学、北京学、上海学、晋学、桂学、内蒙古学、台湾学、广州学、杭州学、敦煌学、西夏学、西域学、伊犁学、闽南学、泉州学、扬州学、大冶学、鄂尔多斯学以及敕勒川文化、西口文化、巴山文化、汉水文化、元上都历史文化、察哈尔文化、内蒙古鄂伦春民族文化、内蒙古俄罗斯民族文化、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赤峰企业文化、北宸智库、草野思想库等30个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研究方面的43篇文章。这是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并具体主持、由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以及相关团体共同合作开展“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基础上完成的成果，也是中国地方学研究部分团体第一次“集体亮相”。由此，我们能够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看到各个地方学研究的个性特色与普遍原理，以及各个地方学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集中涉及到鄂尔多斯文化与闽南文化的文章有：成志芬、 张宝秀的《中国地方学的形成、发展与未来趋势——以北京学、泉州学、鄂尔多斯学为例》、姚鸿起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的创立发展与中国地方学学科建设》、杭栓柱的《伟大的实践呼唤内蒙古学的构建——在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致辞》、包海山的《构建具有包容性和系统性的内蒙古学》、陈惠龄的《在地感、多元化与国际性——台湾地方学推展概况》、陈耕的《关于闽南学》、林丽珍、彭志坚的《传承海丝精神，打造泉州特色文化品牌的研究》以及陈育宁、夏日、雷·额尔德尼、奇·朝鲁、杨勇、潘洁、包海山、王春霞、龚萨日娜有关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文章等。
地方学是跨多学科的系统性学科体系，包括当地各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的系统性，也包括各地方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的系统性。系统性是相对而言的，总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泉州学、厦门学各自有系统性，而闽南学包含了这些系统性；北京学、上海学、内蒙古学、台湾学各自有系统性，而中国学包含了这些系统性。在更大的系统内，全球学包含了地球自然村内所有的地方学。例如，地球自然村中的山川河流、草原森林、大陆、海洋等，都是彼此联系、密切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所谓草原文化、江河文化、海洋文化等等，原本就是一个有机整体。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陈耕会长在《闽南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中提出：在不断客体化研究对象的同时，应当将闽南民系及其文化视为一个系统、开放、动态发展的有机生命体进行研究。这一研究应从两个路径展开，一是静态的结构性研究，其中应特别关注决定文化价值取向的文化结构中核心要素的源起、形成和发展。二是动态的过程性研究。他们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结构研究使我们可细致入微地剖析文化的各个构成要素，及要素间的关联关系。过程研究则使我们可以从时间的视角来审视文化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变迁，及影响这种变化的因素。二者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陈耕在讲到“运用系统学和结构理论对闽南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和结构研究”时说：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这个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和他同处于这一系统的还有许多子系统，这是闽南文化的外结构。在闽南文化系统之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核心要素，一层层排列，这是闽南文化的内结构。无论是内结构，还是外结构，其间的关系和规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他强调：“任何文化的核心精神都在信仰里面”，“闽南文化的核心也以闽南的方式展现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
由此，我们理解地方文化研究以及构建系统性地方学的一些共性。每个地方的文化都是一个系统、开放、动态发展的有机生命体，而各地文化的系统、开放、动态发展形成更大系统性的有机生命体。闽南文化、鄂尔多斯文化以及北京文化、上海文化、内蒙古文化、台湾文化等等子系统，都是以当地的方式展现中华文化大系统的核心精神。中华文化有相同的文化根基即中华文化有相同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在本体论层次上客观存在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自然法则及其能量，它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系统、开放、动态发展的有机生命体。地方学要在更大的系统内研究当文化的内结构、外结构以及其间的关系和规律。
一、地方的稳定性、人员的流动性、文化的交融性
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如恩格斯所言：“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在特定的人类历史阶段，相对而言，每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是稳定的，而地球自然村里的人们在不断流动迁徙，科学文化更是穿越时空交流融会、传承创新、按几何级数迅速发展。
台湾清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专任教授陈惠龄在《在地感、多元化与国际性——台湾地方学推展概况》中说：数世纪以来，国际间交流互动的规模与密度都极为可观，然而现代世界却是一个全新的互动系统。延至十九世纪以来，主要的科技进展则在于交通和信息方面，诸如蒸汽船、汽车、飞机、相机、计算机和电话出现后，世界即处于“全球村”环境中。直至21世纪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伴随着人群物流的“变迁”与“移动”现象，才真正落实了“天涯若比邻”的世界观。
人们的“在地感”感受到客观存在的“天涯”，人员的流动与文化的交融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网络信息，不仅能够体会到“若比邻”而且是融为一体。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个子系统的内结构和外结构以及静态的结构性和动态的过程性，都是具有内在必然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例如，闽南文化与鄂尔多斯文化，都是一个子系统，同时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又融为一体。我们对此分别简要探讨。
1.聚居世界各地的闽南人及其文化
闽南人聚居世界各地。陈耕在《关于闽南学》中说：“当今闽南人主要聚居于六个区域：本土闽南，指生活于厦漳泉行政区和龙岩新罗、漳平的闽南人，有2千万人；对岸闽南，台湾人75％祖籍闽南，有1800万人；港澳闽南，港澳25％祖籍闽南，有120多万人；南洋闽南，在南洋各国祖籍闽南有1800万；欧美闽南（从港澳、台湾、闽南前往欧美的闽南人）400万；外地闽南（在大陆其它地区的闽南人）400万，总计7000万以上”。
他说：人即文化，文化即人。六个闽南，体现出闽南文化是超越闽南地域的所有闽南人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文化，即闽南民系文化。也因此使闽南文化成为维系台湾同胞、华侨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使推动两岸和平统一，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闽南人义不容辞的历史担当。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闽南文化只有走向世界，敢于在世界万紫千红的花海中争奇斗艳，善于在百花之中汲取营养，才可能扎根闽南、花开两岸、香飘四海，傲立于世界百花丛中。
闽南人走向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人们也来到闽南。在古代，闽南地区的泉州是一个发达的海港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文化、宗教都在这里交融，马可·波罗曾称其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学研究者林丽珍、彭志坚在《传承海丝精神，打造泉州特色文化品牌的研究》在说：元代，泉州港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海港都市。本土文化与舶来文化在泉州汇合交融，成就泉州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海洋文化特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不同宗教文化和信仰在泉州和谐共处。在多元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泉州逐渐包容和接受了舶来文化。开元寺、元妙观、清净寺、灵山圣墓、草庵等各种宗教遗迹的存在印证了泉州“开放包容，和谐共存”的历史脉络。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在泉州考察，认为“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在泉州得到了充分体现”。
闽南文化是走出去的文化，也是引进来的文化，在人员的流动迁徙中促进了闽南文化在一个更加宽广的空间和更加深邃的时间内更加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融合。
2.万里迁徙的鄂尔多斯人及其文化
鄂尔多斯文化是鄂尔多斯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历史发展的有机整体。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主要有三个含义。
一是地理区域名称。鄂尔多斯市地理位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西、北、东三面黄河呈“几”字形环绕，南面以古长城为界与陕西相邻，即古长城与黄河环绕之中的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就是鄂尔多斯。从自然生态来看，鄂尔多斯有草原文化、黄河文化、能源文化等；从人文历史来看，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有萨拉乌苏文化、朱开沟文化、长城文化等。鄂尔多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共同活动的历史舞台。鄂尔多斯地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多民族人民共同培植的一种多元融合、风格独特的文化。陈育宁教授说：“几乎古代北方的主要游牧民族都先后在鄂尔多斯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二是在蒙古族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宫殿与部落。在成吉思汗时期，他亲自创建的作为“众多宫殿”的“鄂尔多斯”，在当时是起着首都作用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由各万户、千户长选派的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员组成的精锐卫队守护。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作为汗廷的众多宫殿鄂尔多斯，逐渐改变为祭祀成吉思汗圣物的宫帐、八白室；众多宫殿的精锐卫护部队，后来成为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室圣物的鄂尔多斯部落。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蒙古族鄂尔多斯，历经数百年沧桑岁月，经过上万里流动迁徙，创造过辉煌，经历过磨难，书写过无数传奇故事，最终来到并植根于成吉思汗生前眷恋并且愿作为享乐安息之地的古老而神奇的鄂尔多斯大地，而且又与新兴城市鄂尔多斯融为一体，这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三是当代新兴城市。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伊克昭盟设鄂尔多斯市，使地域鄂尔多斯、蒙古族鄂尔多斯、新兴城市鄂尔多斯融为一体，形成了温暖全世界的文化能量。
二、地方学研究的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北京学研究者成志芬、张宝秀在《中国地方学的形成、发展与未来趋势——以北京学、泉州学、鄂尔多斯学为例》中，主要研究探讨中国地方学形成和发展的地方自然地理环境背景、地方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中国地方学的使命与主要研究内容等。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思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泉州学、闽南学、鄂尔多斯学、内蒙古学等地方学，都可以研究这些问题，由此能够促进地方学研究的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从地方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内蒙古学研究元上都，北京学研究元大都，而历史上元朝实行的是“两京制”，元上都与元大都原本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决定了内蒙古学与北京学的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历史上就有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文化完美的融合发展。例如，元大都的缔造者是忽必烈，设计者是刘秉忠。元大都集中了蒙古族宫殿的传统风格，又结合了中原建筑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溶纳了波斯、欧洲地区建筑风格，反映了当时国际性大都会的特点。北京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建平在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也有学者提出，从元大都时就确定下来的北京城中轴线并没有和经过该地的子午线重合，而是有2度多的偏角。上都的兴建早于大都，多次测量已证实，上都的中轴线与经过该地的子午线重合。忽必烈为了治理汉地的便捷，选择在燕京建大都，但为了不离开上都这一根本，才用上都来确定大都的中轴线，从而把上都整体放在了270多公里的元大都的中轴线上，使大都成为上都的延伸，构成了一个整体，可见元朝实行的是形式上的两都制，而实质上是一都制。北京城历经风霜，几次改朝换代，如今更是扩大规模，提高品位，但是北京城的中轴线没有变，是元朝蒙古人所设定的。
又比如，鄂尔多斯学研究草原丝绸之路，泉州学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也是一个有机整体。鄂尔多斯文化不仅是鄂尔多斯市地域文化，要从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来看，也是蒙元帝国文化。蒙古族鄂尔多斯的历史辉煌、宫殿与陵寝、部队与部落、历尽沧桑、万里迁徙等神秘而传奇故事，几乎都是在蒙古高原形成和演绎的，这是鄂尔多斯文化与草原丝绸之路之间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所在。围绕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鄂尔多斯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曾经发挥过特殊作用。如果说“草原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那么可以说，是成吉思汗为此奠定了基础，而且当时很多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决策，出自蒙古帝国最早的都城即“众多宫殿”的“鄂尔多斯”。可见鄂尔多斯在草原丝绸之路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香料之路、陶瓷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到了元朝，泉州港更加繁荣。“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号为天下最”说明泉州在全国海外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古丝绸之路体现着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这是鄂尔多斯学和泉州学都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新时代“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全球学以及每个地方学都要深入研究的大课题。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蔡拓教授在《全球学的时代价值》中说：“对中国而言，全球学还较为陌生，在中国构建、发展这门学问大有可为。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能力，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他希望全球学与地方学研究者“保持联系，相互关心两个学科的发展，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参加相关会议进行交流”。
地球包括地球上的每个地方，全球学包含全球每个地方学。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地方学学科体系，包括当地各学科也包括各地方学之间的跨学科系统性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形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科学文化，而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本身是相同的。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对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不同地方的人们从当地角度探索时所构建的地方学，而以全球视野探索时所构建的就是全球学。全球学与地方学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作者：杨勇、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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