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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的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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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的构建与应用
包海山
2018年，注定是我心系中国学并且致力于探索和构建中国学之年。
年初，收到有关研讨会文集中对我的文章的修改意见，建议把标题中的“中国学视野下”改为“大视野下”，原因是：“中国学”是固定的学术概念，是美国及西方人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而中国学研究，一般指海外（即国外）对“中国学”成果的再研究。
我当然同意，理解现在出版有独到见解的书籍不容易。令人欣慰的是， 2018年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探讨中国学的，草根网连续刊载了“中国学及其学科体系”8篇系列博文，并且在“草根智库”重点栏目推荐了其中7篇博文。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公益性思想类网站草根网的难能可贵。
最近新浪网新闻中心刊载了“半月谈”的《高校老师注意了，学术评价体系在变！网上的好文章就是好成果！》。有关人士认为：任何成果，不管在哪发表，只要有正能量，对人有正面的促进、引领作用，都是好成果。“学术与否”以及“成果如何”不是刊出渠道可以决定的，既不能简单假定核心期刊刊出的文章就有绝对的学术成就，也不能否认未在核心期刊刊出或见于大众媒体与网络的文章就没有学术价值。如今，文科教师的科研方向已然有了变化，除了以学术期刊论文形式体现科研成果外，参与服务社会发展、在网络上发出正面好声音，敢于“亮剑”，都是文科科研应有的职能。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新知识的创造”和“旧思想的改造”，由此看来，发表渠道不应成为新思想问世的藩篱。何况，学术当为时代所用，学术交流手段当随时代而变。
我认为，在新时代对中国最有用的学术是中国学。从接受外国人的“中国学”到中国人自己创建以本土中国学为主体的系统性中国学，相信互联网能够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
对“中国学”，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据360百科：汉学(英语:Sinology)或称中国学(英语:China Studies)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有广狭两义。广义指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艺术、语言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指研究中国的文献、语言和文学。在现阶段，中国学的研究重心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包括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等，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中国人研究汉学，通常称为国学。
据世界中国学论坛网站：世界中国学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承办，是一个高层次、全方位、开放性的学术论坛。论坛旨在为海内外中国学研究界提供对话渠道和交流平台，反映中国学研究的动态与趋势，鼓励观点创新，推动学派共荣，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学术共同体。
其实，目前中国学主要包括海外中国学和本土中国学。“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学术共同体”，不能没有本土中国学，而且本土中国学成为中国学的主体是必然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胡键研究员在《关于中国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认为： 中国学论坛12年以来，始终还是停留在外宣上，在学理上始终没有任何突破。 这是远远不够的。既然由学术机构来做这件事，就是因为学者不只是讲故事，而且还要为中国故事构筑理论支撑。当前中国学研究要基于过去中国学论坛的成功之后，借助于既有的各国关于中国研究的大量作品，来构建中国学研究的基本范畴，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通过一些媒体将论坛的观点传播出去。构建理论范畴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体系。过于重视外国人的看法，这充分表明中国学术缺乏自信。构建中国话语，首先要有学术自信，为中国学术话语提供理论支撑。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则必须基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越来越注意到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学术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只有尊重自己传统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中国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学术自信。
四川大学中国学中心副主任何一民教授在《海外“中国学”与中国“中国学”》中提出新的思考：无论海外汉学还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均是在西方视野下展开的，其研究多从西方经验尤其是欧洲经验出发，其结论也往往是验证欧洲原理。这种建立在西方经验上的价值评断，对中国而言有不公正的地方，有时候甚至是极其危险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的构建才显得如此的迫切和重要。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应当以探索和总结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意识为主旨。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研究基础上展开，在多学科的交叉中展示它的多重性格。但是，“中国学”绝不应该是各学科的简单叠加，应当另有建树。“中国学”是一门以中国为整体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服务于当今中国和未来中国发展的综合性学科。通过对“中国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一是要加强相关研究，二是要培养人才，促进中国人把认识中国、热爱中国转变为一种理性自觉行为，形成科学发展中国的理性思维，并运用这种理性思维来指导中国发展的实践。
我觉得，探讨中国学，可以从学科分类以及跨学科、去学科、超学科谈起。
一、学科分类
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的学科分类。据刘少雪等的《美国学科门类设置情况》，CIP-2000学科群设置中的“学科大类”有17类：交叉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医学、工商管理、教育学、农学、法学、建筑学、艺术学、公共管理、新闻学、图书馆学、神学、职业技术。其中，“交叉学科”包括生物与自然科学，系统科学与理论，科学、技术与社会，行为科学，自然科学与生命科学，国际/全球研究，多文化与多元化研究，神经科学，认知科学，文理综合等；“人文科学”包括语言文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宗教等；“社会科学”包括包括社会科学(综合)，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与政体，社会学，城市问题研究，心理学，历史学，区域研究，中国研究等。
美国高等教育突出交叉学科，德国学科门类设置中也体现着跨学科研究，例如“法学、经济科学和社会科学”类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而“经济科学”类有劳动学/经济学，劳动学/劳动科学等；“地理学”类有地理学/地球学，地球生态学/生物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农学”类有农业经济科学和社会科学等。
我国目前学科分类有国家推荐标准以及教育部学科分类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简称《学科分类与代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学科分类的国家推荐标准，最新版本是GB/T 13745-2009。共设5个门类、62个一级学科、748个二级学科、近6000个三级学科。门类排列顺序是:A自然科学，B农业科学，C医药科学，D工程与技术科学，E人文与社会科学。其中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学、艺术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与文化学、教育学等。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分设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13个学科门类。
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是高等教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性文件之一。本目录的学科门类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学科门类基本一致，分设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12个学科门类。新增了艺术学学科门类，未设军事学学科门类，其代码11预留。专业类由修订前的73个增加到92个；专业由修订前的635种调减到506种。
二、跨学科、去学科、超学科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在本质上是国民素质的差别，首先体现在科技教育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与学科分类以及跨学科、去学科、超学科研究直接相关。从学科分类来看，美国、德国等国家注重交叉学科以及跨学科研究，而中国高等教育目前没有设置独立的交叉学科门类，还沿用传统的学科分类。随着中国逐渐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随着中华文化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导力量，构建和应用系统性融合发展的中国学，将会成为服务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学科发展本身的内在需要。为此，我们应该对跨学科、去学科、超学科有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
1.跨学科
很多学者对跨学科有深入的研究，我们在这里先介绍刘啸霆、邹农俭两位教授的文章。
刘啸霆在《当代跨学科性科学研究的“式”与“法”》中认为：交叉学科还属于跨学科研究的初步阶段，因为这样一种研究仅限于已有学科之间，而学科都是人为设置的，因此为了取得更大的研究进展，就必须突破学科划分形成的限制，走向更大范围更高境界的跨学科性的研究。尽管跨学科研究也可能产生一些交叉学科，但它集中突出的是问题，更注重行动本身及其与社会联结的深广程度，而不以成立学科为目的，因而天然地蕴涵有吸收和集中学科之外非学科因素的意味，这就不仅比交叉学科突出了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活动的群体性，而且明显地具有实践效果的放大性。
他说：科学在20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与技术的融合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这使科学更加变成了一项社会综合事业和工程，乃至不通过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突破。科学研究已经进入跨学科行动这样一种大科学时代，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有对跨学科研究的恰当理解和正确态度。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跨学科研究目前遇到的阻力主要是深度共识的匮乏。在科学共同体外部，跨学科研究目前遇到的直接阻力是科研体制的僵化和被学科割据所垄断的流行教育。跨学科研究根据视角的不同可概要地分为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四个大的层次。其中，问题拉动是以较大的问题为中心所展开的多元综合过程，有纯粹为研究客观现象而实现的多领域综合，也有探讨重大理论问题而实现的多学科综合，更有为解决重大现实疑难而实现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文化交融是不同学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真正的文化交融又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过程，是跨学科研究的终极目标。
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命题，需要围绕一个主题开展跨学科研究。邹农俭在《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选择》中认为：跨学科研究既是学科发展提出的内在要求，又是解决日益复杂的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一方面，学科发展日益精细化，学科分类越来越多，越来越专，这是学科发展、繁荣的标志之一；另一方面，大量研究主题需要综合地加以揭示，从多个学科视角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就有了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不同的学科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单一学科的研究决不能解决所有研究主题提出的要求，因此科学研究需要回归到主题本身上来。科学的发展要求人们对所研究的主题的方法具有高度的综合性，而跨学科的综合性正是这种实现方式，跨学科研究具有驾驭大量复杂问题的能力。只有以问题为出发点和目标的研究才有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只有能够解决人类思维提出的新问题的研究成果，只有能够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的研究成果，才是有价值的创新之作，才能体现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和学科建设的实在意义。
2.去学科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道生万物，人类为了细化、深入研究万物而出现万种学科；而随着人类整体意识的不断增强，理解万物都在一个巨系统内发展变化时，科学文化也会与此相适应，不仅会跨学科研究，而且会不断消除各种独立学科自我限定的界限，即去学科。
张小军在《跨学科与去学科：人类学的三个视角》中认为：跨学科和去学科，就是相对于学科的去范式、去制度、去结构，从而进入一种自我反省的状态，去排除杂念地进行思想的反省、审视和创新。从“学科”的具体角度讲，目前的跨学科研究多拘泥于三个层面：（1）一般理论的层面，主张超越学科局限，促进科学生长；（2）交叉学科，即多学科的杂交优势；（3）学与用的层面，强调知识与应用领域的结合。我对于此类跨学科并无异议，但更希望跨学科能够进入“去学科”的层面。“去学科”是跨学科的高境界。跨学科还是基于学科的基础之上，它难以超越学科的界限，进入无学科的反结构或共融状态。所谓去学科，就是摈除一切学科标准的干扰，进入一种超越的状态，从而开启人类的智慧和思维。我们要去探索事物的深层规律而不是关心新学科的建立。事物的存在本身是以其内在规则而不是学科划分为据的，而我们的学科划分多是依据事物的表面现象进行的，不论“政治”、“经济”、“历史”、“人类”还是“社会”。这个意义上的跨学科，仍然是跨现象的学科，是表面事物的学科。其实，现象后面的探索（包括“问题”意识）才是超越性的、才可能是真正“去学科”的。可惜，我们今天的主流人文、社会科学对此还相当乏力。
“地方学”是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包括每个地方之内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各个地方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例如，就内蒙古学和鄂尔多斯学而言，在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中，内蒙古学必然包含鄂尔多斯学，鄂尔多斯学必然融入内蒙古学，这是跨学科与去学科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所谓跨学科，是吸收过去已经形成的学科知识精华的过程；所谓去学科，是在更大的系统内融会为一个新的学科知识体系时，对过去的存在形式来说就是去学科。形式上的去学科，实质上则是构建新的学科，是在更大的系统内形成一个新的共融的有机整体。去学科也包含着去复杂化，就是发现并且抓住最基本规律与现实问题之间的最近、最直接的联系，不必太在意各种学科自我限定的概念、范式之类，而主要看怎样有效解决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
3.超学科
学科研究的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而现实问往往超越任何独立学科的界限，因而需要超学科研究，即不仅要跨学科研究，还要系统性促进学科融合。
据冯志伟教授《超学科理念—计算语言学的超学科研究之一》介绍：Piaget认为“当思维的常规结构和基础模式成熟以后，将会形成一种系统或结构的普遍理论”，这就是“超学科”的理论。Jantsch认为，超学科就是以普遍公理和新兴的认识论范式为基础，在教育或创新系统中对所有学科和交叉学科进行的协调，这样的协调是一种研究、创新和教育间多层次的系统化合作。有些学者从学科结构、认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将超学科看成一种具有协同作用和整体效应的研究理念。也有学者认为可以按照学科融合的程度对超学科进行阐释：超学科处在学科融合的最高层次，它要从实际问题开始，并从整体的角度考察问题，超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种新的知识价值观和教育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超学科” 做了这样的描述：“超学科”要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横跨这些不同的学科，取代并超越它们，从而发现一种新的视角和一种新的学习体验。
从学科分类到跨学科、去学科、超学科，是不断促进学科的融合过程，也是逐渐回归人的认知本真的过程。如刘啸霆在《当代跨学科性科学研究的“式”与“法”》中所言：当代科学表现出了明显的整体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演化性等“有机”特征；各门学科之间不仅相互联系增加，而且越来越多地按照自身的“规律”自主地“成长”并对社会形成影响，显示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学科的多对象化和对象多学科化趋势，必然导致跨学科（包括跨技术）研究与“跨界行动”成为必然和普遍的模式，使人类的研究规范从以往的“无学科”阶段经由学科研究为主导和学科间交叉渗透阶段而进展到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层次。
科学文化是人所创造出来，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所谓“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是自然法则决定了必然会出现人类，并且决定了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因此决定了人类怎样创造科学文化。相对而言，在注重人的创造阶段，人们注重的是学科分类以及跨学科研究；而注重科学文化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本身时，人们则注重去学科和超学科研究。
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源于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各种定律的发现和应用。正如思维必须遵循认知规律及支配生命和自组织的定律一样，技术元素也必须服从思维、生命和自组织（包括人脑）的定律。技术元素包括人类发明所具有的“繁殖”动力，这种动力促进新工具的制作和新的科技发明，鼓励不同技术进行沟通以实现自我改进。这个系统开始具备某种自主性。
如果我们把穿越时空、自成体系、自我繁殖的人类科学文化，看作是一个具有内在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那么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认识和应用各种定律的个体生命，就是融入和支撑人类科学文化有机整体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活细胞。科学文化的创造和应用的整个系统和全过程，都是围绕定律形成和进行的。科学文化的发展，就是发现、认识和应用各种定律的过程。一方面，通过观察各种现象和事实，归纳和推理出定律和理论，包括在前人发现的定律和创造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认识新的定律和创造新的理论。另一方面，解释和演绎定律和理论，根据定律和理论来预见、推测事物和现象将会发生的新的变化。
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过程中，造物者的“创造不是我们察觉得到并栖居其间的宇宙本身，而是宇宙自我创造的潜力”。包括人的自身自然内在的整个宇宙自然，都具有自我创造的潜能，我们需要的就是学习和应用人类智慧，把我们更多自我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欧文·拉兹洛在《全球脑的量子跃迁》中说：宇宙通过能量和信息的传递、转移和保存环节进行演变。在场域中，信息不仅可保存，还可通过与时空领域的相互作用被生产出来。信息逐渐积累被渐渐地“内化”演变过程，调节我们的大脑使之与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全息图发生适应性共振，意味着超出今天的自我界限和感官限制的意识，成为一种更宽阔的超越个人的意识。这种转变可能会导致重大的结果。当人们产生超越个人的意识，开始意识到彼此之间、同生物圈的、同宇宙的深厚联系。同远近不同的人与文化产生更大的共鸣，而对动物、植物及整个生物圈的敏感性也增加。从而一种新的生物文明将会问世。
工业时代的标志是机械设计能力的登峰造极；而新的生物文明的标志则是使设计再次回归自然，将工程技术和不羁的自然融合在一起。智能时代的到来，并不只是靠机械设计能力的提高，而主要是对原本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与一种新的生物文明一同问世的，就是去学科、超学科研究。
三、中国学的构建与应用
一方面，人类科学文化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是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才把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科学文化分类为各种独立的专业知识，因此，随着整体意识的提高，能够促进各类专业知识围绕同一个主题一体化融合发展，这也是科学文化还原本真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是综合性系统性巨大工程，而目前中国没有与此相适应的服务这种巨大工程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体系，因此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构建综合性系统性的中国学。我们探索和构建系统性中国学的目的，是应用中国学来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融合发展服务。对此，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构建系统性中国学学科体系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学文化最终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科学文化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马克思说：“真理像光一样”，“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
老子道学和马克思理论，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地区的科学文化。我们通过比较研究并且努力集成创新，真切地意识到，老子之曰大道、马克思所言真理，只是称谓不同，而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客观存在，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自然法则；它先天地生，它像光一样普照大地，它不仅占有马克思也占有老子等古今中外任何人。老子道学、马克思理论、中国学以及整个人类科学文化，都只是在认识论层次上构成自己的某种表现形式，都只是在探索和遵循自然法则，而不是本体论层次上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本身。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内涵，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我们之所以说老子道学和马克思理论是中华文化之“根本”，是因为他们所揭示和遵循的道、真理即自然法则，是中华文化之根本，也是人类科学文化之根本。
目前中国各种学科分类，是为了使各种专业“榜上有名”，以此为据能够入学、考研、获得学位和职称等，而综合性系统性体现科学本真的中国学在中国却“没有户口”，中国人研究中国学还名不正、言不顺，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中国学目前主要有国外（或称世界）中国学和本土中国学。顺应知识大融通、智慧大融合的必然趋势，国外的“汉学”较快升级为“中国学”，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都有“中国学”。据有关资料，欧盟委员会已经注意到了欧洲中国学研究的分散状况，正着手研究相关框架协议，来促进欧洲各地机构的相互合作。国内很多学者甚至政府部门，主要关注的是国外（或称世界）中国学。2004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自2010年起，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由此升格为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到2017年共举办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中国学”是在中华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中华文化是由中国各地文化组成的，中国学也由中国各个地方学组成。目前中国学、地方学都没有进入“学科目录”，也因此没有特定学科概念、范式之类的束缚，更能激发人们自然而然地探索科学本真内涵的潜能。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地方学的协同创新与融合发展，将会成为构建本土中国学的强大力量。毕竟，中国人对家乡、对祖国、对传统文化、对创新发展，都有更真切、更深厚的感情和理解，这是构建本土中国学的基础和优势。
学科分类可以有千万种，而老子告诉我们其道只有一个，道“玄之又玄”，是“众妙之门”；恩格斯告诉我们“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任何科学文化最终所遵循的都是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而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与外部整个自然界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此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是人类“玄之又玄”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众妙之门”。这就是中国学的学科内涵，由此自然而然地形成综合性系统性的中国学学科知识体系。
（二）构建和应用中国学是服务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科学研究揭示客观规律，社会发展需要遵循客观规律，因此需要我们探索和构建学科体系，从而应用学科体系来为社会发展服务。
对于中国人来说，之所以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恩格斯在谈到《资本论》时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马恩选集》十六卷263页）他说：“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马恩选集》三卷366页）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时，对社会主义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将会成为构建和应用中国学的重要内容。
1.中国学学科体系的三个主要内容
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称谓。我认为，怎么理解，怎么称谓，这是一回事，而事实上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不会因为称谓而改变，这又是一回事。我们构建和应用中国学，用大多数中国人知道的概念来探讨问题，效果会更好。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党领导一切，并且由此形成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时，党的领导成为政治力量和组织资源，使组织、劳动、资本的关系成为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从而形成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即有组织的市场经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征。
草根网博主余云辉、翟玉忠认为：“国家作为人民整体意志的体现，必须依托强大的公共资本，去组织、管理和平衡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本不再垄断一切，让资本服务于人民”。余云辉在《建设“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中认为：市场经济区分为“初级的、无序的、非组织化和非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和“高级的、有序的、高度组织化和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前者简称为“欠组织的市场经济”，后者简称为“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要完成市场经济制度由“欠组织的市场经济”升级为国有资本主导的“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
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言，当政治力量和组织资源作为第三方出现，就能够打破在欠组织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奴役，从而使组织、资本、劳动形成三个支点，在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形成某种新的平衡，实现新的转型发展。最近我在草根网、网易、美国中文网等社交网站刊载《有组织的市场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一文，对组织和资本的关系、组织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和劳动的新型关系以及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等进行了初步研究探讨。
在中国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社会环境中，有三个重要力量及其内在关系非常微妙。1.党领导一切，当然包括领导资本运营和劳动生产；2.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资本包括生产力，“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马恩选集》一卷345页）；3.劳动是人的内在本质，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组织和资本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都是劳动的一种体现。研究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就会超越任何学科的界限，而把这些融为一体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就是中国学。在本质意义上，中国学是去学科、超学科研究。
2.构建和应用中国学的两个主要力量
构建和应用中国学的两个主要力量：一是组织力量，包括党政领导下的高校、科研等研究机构的组织力量；二是社会力量，即只有与每个中国人相关并且社会大众能够共同平等参与构建和应用的系统性工程才是真正的中国学。构建和应用中国学的基本条件主要有三个：一是学科内涵，二是构建和应用人员，三是资金投入和价值体系。对此，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别简要探讨。
1）在地球自然村，中国也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学也是一个地方学。地方学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而这两个系列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对自然界来说，自然规律“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自然能量“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对人类社会而言，“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每个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中国学的构建和应用，最终就是全方位系统性发现、认识和遵循本体论层次上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中国学学科体系之内涵。
自然法则是组织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的力量之源。由于组织和社会逐渐共同遵循同样的自然法则，从而使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组织和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等都会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对于遵循自然法则的理性和谐的未来社会组织形式，恩格斯认为：“真正的人的自由，是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那时社会将“在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的方式来组织生产”；那时“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631页）由此可见遵循相同自然法则的未来组织和社会的和谐关系。
2）对中国学也可以理解为是知识体系+应用服务。人作为主体，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思考：一是谁来怎样构建，二是谁来怎样应用，三是为谁怎样服务。中国学的构建、应用、服务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一个有机整体，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是基础，有了学科体系才能应用它来为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学包含中国地方学，中国地方学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促进共同构建中国学。目前中国地方学研究正从“机构+个人”向“机构+平台+个人”延伸扩展。例如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草野思想库共同在民间智库草根网建立的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就围绕地方学研究这个同一主题，在草根网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互动交流，顺应了“机构+平台+个人”的发展趋势。中国各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都有鲜明特色，而中华文化的文化之“根本”是相同的，共同遵循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在一个巨系统内，鲜明特色与本质规律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相结合就是中国学，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互联网+中国学”将会成为中国最宏大的系统性工程。
3）从资金投入和价值体现来看，相对而言，“机构+个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依靠机构的资金投入来支撑学术研究，是学科建设和应用服务的培育阶段；而“机构+平台+个人”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因此有机会、有条件汇集和凝聚更多的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使学科建设与应用服务具备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可以同创共享学科建设与应用服务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历史条件下，智慧可以成为资本。科学文化不仅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改善社会生产关系的第一法宝；系统性的科学文化能够使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成为社会资本的主导力量和资本集中的“引力中心”。恩格斯认为：科学文化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能够“把这一切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马恩全集》十八卷246页）在中国，系统性的中国学是真正最有价值的东西。当作为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的社会资本介入时，将会充分发挥并且充分体现出中国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应用的巨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草根网地方学研究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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