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具有包容性和系统性的内蒙古学 包海山
2017年9月,在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召开的“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上,内蒙古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杭栓柱提出创建“内蒙古学”的构想。他在题为《伟大的实践呼唤内蒙古学的构建》致辞中说:“我们对内蒙古学的学科内涵、对象内容、基本特征、外延边界、研究方法路径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将通过课题立项等形式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会15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及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为内蒙古学的探索和构建奠定了很好的实践基础,相信在内蒙古学的构建中能够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例如这次的《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就是一个具体成果”。
随后,10月在北京联合大学召开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工作会议”上,联席会决定成立学术委员会,共同系统性推进中国地方学学科建设,组织编写出版《地方学研究》辑刊系列,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以所主持的“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为基础,来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第一辑。正如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轮值主席方负责人、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教授所言:“这也算是地方学研究机构的部分代表第一次集体亮相。”
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地方学研究》第一辑,应该有探索构建“内蒙古学”的文章,而且应该由鄂尔多斯学研究者来写。
构建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所谓系统性也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在中国,中国学是系统性学科;在内蒙古,内蒙古学是系统性学科;在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学是系统性学科。各有各的系统,大系统包含着小系统,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例如,在杭州有各自成系统的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道)学、钱塘江学、湘湖(白马湖)学等,而杭州学包含着这些系统;在岭南地区有各自成系统的广西桂学、海南学、广州学、香港学、澳门学等,而岭南学包含着这些系统。
对于地方学, 可以分解为“地方”和“学”两个部分来理解。每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都是独特的,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而“学”科具有普遍性,科学所揭示和反映的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相对来说,地方文化反映的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文化现象,而地方学是在此基础上研究探讨在无形中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规律得以实现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形成不同的文化,而规律本身具有普遍性,揭示规律可以构建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演化中,总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草原、森林、山川、河流、海洋,都有鲜明特征,但同时又是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正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事物的个性与共性的对立统一,需要我们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
一、促进社团组织融合发展
内蒙古地域辽阔,全区面积为118.3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丰富,形成了草原文化、黄河文化、森林文化、能源文化等等;民族众多,主要有汉、蒙、满、藏、回、达斡尔、鄂伦春等49个民族,2014年末全区常住人口为2504.8万人。
在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融合发展中,构建和应用内蒙古学的主体是人。因此,人作为主体,就情感交流而言,应该注重包容性;从理性思维来说,应该注重系统性。
内蒙古是民族团结“模范自治区”,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各民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然而,作为地方学研究,在构建内蒙古学中,草原文化、蒙古族文化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点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显而易见。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锡林郭勒等盟市的名称是蒙古语,阿拉善、鄂尔多斯、察哈尔、科尔沁等盟市旗区名称源自蒙古族部落名称。因此,从研究蒙古族文化为切入点,是构建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内蒙古学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入编《地方学研究》第一辑的文章中,钢土木尔教授的《编撰出版<察哈尔史>的重要意义》,主要研究的就是蒙古族察哈尔部落的历史;而研究蒙古族鄂尔多斯部以及系统性研究鄂尔多斯学的成果更多。据活力内蒙古网《内蒙古地区蒙古族部落名称来历》一文,内蒙古地区蒙古族有28个部落。其中,鄂尔多斯和察哈尔是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两个部落,而且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现在都是内蒙古社科联直属社团。
鄂尔多斯部和察哈尔部,都起源于成吉思汗时期创建的“斡耳朵组织”和“怯薛组织”基础上的特殊部落。内蒙古社科院奇·斯钦研究员认为:“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鄂尔多),不仅是皇帝和后妃的居住之地,也是成吉思汗处理军国大事的地点,同时也是相互独立的经济集团。用通俗的话说,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是集帝后住所、办公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场所,起着大蒙古国政治中心的作用”。“成吉思汗斡耳朵的禁卫职任并不是由全体斡耳朵人户担任,而是由其中一部分人——怯薛丹担负。换言之,成吉思汗时期的怯薛组织是斡耳朵人户的一个组成部分”。【1】大约到了14世纪末,由斡耳朵人户形成了鄂尔多斯部,其中的怯薛军形成了察哈尔部。历史上的鄂尔多斯部和察哈尔部,都不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而是以职业关系为纽带组合在一起的社会群体。他们起源相同,后来有了一个“文”、一个“武”之别。
在蒙古族文化中,鄂尔多斯最具传奇故事和神秘色彩。鄂尔多斯不只是部落,曾经还是成吉思汗亲自创建和居住的“众多的宫殿”,是蒙古帝国的第一个都城,成吉思汗是鄂尔多斯居民。成吉思汗去世后,作为汗廷的众多宫殿鄂尔多斯,逐渐改变为祭祀成吉思汗圣物的宫帐、八白室;众多宫殿的精锐卫护部队,后来成为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英灵的鄂尔多斯部落。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蒙古族鄂尔多斯,历经数百年沧桑岁月,经过上万里流动迁徙,最终来到并植根于成吉思汗生前眷恋的并且愿作为享乐安息之地的古老而神奇的鄂尔多斯大地,而且又与新兴城市鄂尔多斯融为一体,从而能够温暖全世界,这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文化,是作为地域鄂尔多斯、蒙古族宫殿和部落鄂尔多斯以及新兴城市鄂尔多斯的综合体;而鄂尔多斯学,是在鄂尔多斯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正是鄂尔多斯文化的这种地域、民族、城市的融合性,形成了鄂尔多斯人特有的胸怀、视野和格局,也充分体现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包容性。
大道至简,有容乃大。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心灵领域的扩大,与外部世界的开拓和融合是同步的。可以说,正是鄂尔多斯人的开拓精神与包容心,使鄂尔多斯学研究为内蒙古学的探索和构建奠定了很好的实践基础,能够在内蒙古学的构建中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内蒙古的历史变迁、当代变革、未来发展,是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上,研究文脉相连、碰撞融合、创新发展的内蒙古文化,形成了各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学科体系等。“内蒙古学”,是在这些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新的学科知识体系。
二、探寻学科体系本质规律
科学所揭示的是客观规律,例如数学、物理等都有定律、定理。社会科学也如此。我们是否能够构建具有科学内涵的内蒙古学,最终取决于能不能发现和揭示内蒙古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当人们共同遵循“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时,才能真正构建和应用具有包容性和系统性的内蒙古学学科知识体系。
11月2日,内蒙古社会科学网刊载了《关于组织申报内蒙古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内蒙古学”专项课题的通知》。2017年“内蒙古学”专项课题有3个:1.“内蒙古学”的理论构建与实践特色研究。基本要求:借鉴国内地方学研究的成果和内蒙古的实践,研究如何构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内蒙古学”学科知识体系,明确学科内涵和外延,在此基础上为内蒙古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2.内蒙古学与其他学科协同创新研究。基本要求:研究有效整合相关学科研究能力,坚持学科、人才、科研三位一体,准确把握适应“内蒙古学”学科建设的创新方向,推进内蒙古学与国际国内创新力量的深度融合,构建相对独立、集人才培养和解决重大问题为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完善协同创新机制,明确创新方向。3.“内蒙古学”在中国地方学中的地位。基本要求:研究“内蒙古学”与国内其他地方学的关系,探讨内蒙古学在中国学中的地位,进一步丰富中国学。
内蒙古学的这3项重点课题,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可以看作是一部系统性专著的三个部分,重点可以概括为学科内涵、协同创新、丰富中国学。我们应该特别说明一点,鄂尔多斯学是内蒙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内蒙古学包含了鄂尔多斯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换句话说,鄂尔多斯学15年的研究探索和取得的成果,不仅为内蒙古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而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就是内蒙古学的经验和成果的组成部分。明确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以鄂尔多斯学为例,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来研究内蒙古学的学科内涵、协同创新、丰富中国学等重点课题。
(一)学科内涵
中国学、内蒙古学、鄂尔多斯学作为“地方学”,在地球自然村这个地方中,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首先都是某个“地方”的概念,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学”,不仅包括有关地方的自然科学,也包含着有关地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综合性系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
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2】
对此,我们应该在两个层次上来理解:1.在认识论层次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2.在本体论层次上,外部世界即包括人的自身自然在内的整个宇宙自然也在一个巨系统内运动,其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也是同一的。虽然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这两个系列”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人类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能够意识到自然界的演化以及人类的出现和发展都是由自然法则在无形中所支配时,也就能够深刻理解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这两个系列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非常明确地提出,地方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即在无形中支配人的命运和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法则。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也只有找到这个核心,我们构建跨所有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新的学科知识体系,才成为一种可能。
内蒙古文联第五、第六届主席阿云嘎认为:“关系”,是世间一切事物的一个普遍属性,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外部关系即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有它的内部关系即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要办好任何事情,首先必须了解这些关系,并且在具体操作中时常把握和处理好这些关系。地方学研究的内容将十分庞杂,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仅是它社会科学部分的内容也将会有至少二十个以上的分支,而从这些分支中再细分下去,其规模和范围将十分可观。这样必然要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不能寻找出一个角度、切入点或者方向,把所有这些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学科研究或者课题研究都应该有一个核心问题或者“纲”,大家从各自角度去深化它,推动它,最后又去突破它。这应该是任何一个研究工程的必然过程,以地区命名的科学也应该如此。【3】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找到这个核心,把所有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以蒙古族文化为例,可以说成吉思汗文化是其经典和代表。成吉思汗之所以成为“一代天骄”、“千年风云第一人”,主要是因为他借助了长生天的力量。阿云嘎看到了内在本质,他说:何为长生天的力量?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或者历史的必然性。成吉思汗主张“以诚敬天”,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4】
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最终目的是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构建内蒙古学的最终目的也是遵循自然法则。那么,自然法则是什么?老子称其为道、成吉思汗称其为长生天、马克思称其为真理。近年来,我们对此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且努力集成创新,到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了包海山的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我们意识到,道、长生天、真理,只是称谓不同,而内在本质是相同的,我们可以统称为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对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它作为规律“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作为能量“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自然法则是否客观存在是一回事,能否发现、认知和遵循它又是一回事。我们探索和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就是努力在更大的系统内,把所有的知识和研究创新都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而所有的知识和研究创新原本就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现在我们之所以要构建综合性系统性的新的学科知识体系,是因为原有的知识和学科没有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二)协同创新
构建内蒙古学不仅是社会发展需要,也是学术转型的需要。高速发展的社会带动了“学术研究的快速转型”,传统的学术体系研究划分已经不适用于现代学术的构建要求。当代许多的研究项目要求亲近社会生活,破解一个个具体的发展难题,强调应用型与社会服务性。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这也是学术界在迎接新时代必然要面对的“学术结构调整和组建新学科”的历史责任。内蒙古学从一开始就提出协同创新构想,顺应了新时代学术研究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
1.从有效整合相关学科研究能力来看,以“内蒙古学”为同一个主题,促进自治区社科联各个社团组织共同参与内蒙古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是形成合力,高效服务社会发展的途径之一。其中,学术期刊对形成社会共识、培养和凝聚学术团队、推动学术研究有重要作用。杭栓柱在2017年全区社科期刊协会致辞中强调:“自治区社科期刊应充分利用地域资源,体现地缘特色,彰显地区个性,为推动‘内蒙古学’构建服务。社科期刊不仅要做学术研究的传播者,还要对学术发展、学科构建起到引领作用”。
2.从推进内蒙古学与国际国内创新力量的深度融合来看,我们努力“融汇更多探寻规律的智慧”,从地方学研究与构建“全球脑”以及创建学科体系与促进“奇点”来临等方面进行着研究探讨。科学文化按几何级数发展,不仅得益于人类生物机能的进化,不仅得益于科学文化能够穿越时空世代传承和积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得益于人类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使形成科学文化的内在组织结构发生系统性变化。当多个复杂系统构建成一个特大系统时,每个系统就开始影响直至最终改变其他系统的组织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融合的深入,那些使系统产生变化的规则自身也产生了变化。【5】这些是推进内蒙古学与国际国内创新力量深度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3.从构建集人才培养和解决重大问题为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来看,内蒙古学可以把学术研究、智库建设、社科普及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我们通过学术研究来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在应用服务方面,通过智库建设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发展战略、决策咨询、规划设计等方面的理论与智力支持,通过走进大学、走进基层、走进网络等途径向社会大众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努力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以此为基础来创建新型智库和普及社科知识,这应该是地方学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学术与智库,是鸟之两翼。只有当学术与智库二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之时,学术与智库就达到了“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和谐境界。这样的智库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在理论灵魂的统领下而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战略性智库。智库不是要淡化学术研究,而是更加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智库为理论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只有这种有深厚理论底蕴的智库才是有灵魂的智库,才是智慧之库。内蒙古学由此构建集学术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从而有效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三)丰富中国学
“内蒙古学”在中国地方学中的地位,这项课题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研究“内蒙古学”与国内其他地方学的关系;二是探讨内蒙古学在中国学中的地位,进一步丰富中国学。在这两方面,鄂尔多斯学作为内蒙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代表内蒙古学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并将努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1.创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在民间智库草根网建立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主持开展“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学术委员会主办的《地方学研究》专刊系列第一辑,系统性推动中国地方学学科建设。
2005年,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倡议下,温州学、泉州学、潮州学、扬州学、徽学六家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第一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基地,目前会员单位有30多家。2016年,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在草根网建立“地方学研究”团体以及个人博客。一年多来,刊载北京学、上海学、晋学、桂学、徽学、湘学、内蒙古学、香港学、澳门学、广州学、杭州学、西安学、成都学、鄂尔多斯学等40多个地方学(民族学)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发表文章1600多篇,访问量达1100多万人次。2017年,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主持开展“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以此为基础,将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由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主办的《地方学研究》第一辑,其中有关内蒙古地方学和地方文化方面的文章有20多篇,占半壁江山,在为内蒙古喝彩!
2.在草根网“地方学研究”刊载国内外“中国学”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为有关学术研讨会提交中国学研究文章,努力推动中国各个地方学研究共同构建系统性中国学,预测中国学的构建与应用将会成为与每个中国人息息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
我们在草根网“地方学研究”刊载“中国学”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一是国外的“中国学”,例如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蒙古国等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和信息;二是本土“中国学”,例如《如何思考和建构一门真正的中国学》《时代的呼唤: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江苏高校召开“中国学”一级学科建设研讨会》等,这是未来中国学构建的必然趋势。我们为相关学术研讨会提交的文章也入选论文集,例如为北京学研究基地等举办的“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的《中国学视野下的海峡两岸地方学研究》、为“广州学和城市学学术报告会”提交的《中国学共融点与地方学协同发展》等,还有《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对中国学构建与应用的预测》等,也入编2017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包海山专著《鄂尔多斯传奇故事》。
中国是中国的各个地方组成的,中国学也将由中国地方学协同发展、融为一体而组成。内蒙古学的构建,把“内蒙古学在中国地方学中的地位”确立为首次立项的重点课题,研究“内蒙古学”与国内其他地方学的关系,探讨内蒙古学在中国学中的地位,进一步丰富中国学。几乎与此同时,11月5日,在厦门召开的首届“厦门学”学术研讨会上,厦门学研究者也在探讨“推动中国学视野下的厦门学研究和中国特色地方学学科建设”的问题。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以老子道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中国化创新发展的马克思理论是中华文化之本,而中华文化之“根”、“本”,是中华大地每个地方的文化之根本,也是每个地方在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之根本。鄂尔多斯学研究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通过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非常明确地提出地方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老子探寻的道、马克思揭示的规律即自然法则。或许这一点,正是鄂尔多斯学、内蒙古学,在努力促进中国地方学协同发展,共同构建中国学过程中的最大亮点。
参考文献:
【1】奇·斯钦:《鄂尔多斯部的由来考》.《鄂尔多斯学研究》2015年第2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阿云嘎:《试论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对几个关系的把握》.《鄂尔多斯学研究》2002年第1期.
【4】阿云嘎:《读<成吉思汗箴言选辑>所感——箴言是思想的浓缩》.《鄂尔多斯学研究》2016年第2期.
【5】包海山:《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草根网地方学研究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