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视野下的海峡两岸地方学研究
包海山
地方学既要立足当地,对当地个性特色细化研究;也要跳出当地鸟瞰全貌,在更大的时空范围综合性、系统性研究。例如,内蒙古学研究元上都,北京学研究元大都,而历史上元朝实行的是“两京制”,元上都与元大都原本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决定了内蒙古学与北京学的协同发展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也非常需要中国学视野下的系统性地方学研究。
在历史上就有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文化完美的融合发展。例如,元大都的缔造者是忽必烈,设计者是刘秉忠。元大都集中了蒙古族宫殿的传统风格,又结合了中原建筑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溶纳了波斯、欧洲地区建筑风格,反映了当时国际性大都会的特点。北京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建平在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也有学者提出,从元大都时就确定下来的北京城中轴线并没有和经过该地的子午线重合,而是有2度多的偏角。上都的兴建早于大都,多次测量已证实,上都的中轴线与经过该地的子午线重合。忽必烈为了治理汉地的便捷,选择在燕京建大都,但为了不离开上都这一根本,才用上都来确定大都的中轴线,从而把上都整体放在了270多公里的元大都的中轴线上,使大都成为上都的延伸,构成了一个整体,可见元朝实行的是形式上的两都制,而实质上是一都制。北京城历经风霜,几次改朝换代,如今更是扩大规模,提高品位,但是北京城的中轴线没有变,是元朝蒙古人所设定的。
在当代地域文化研究、特别是在地方学建设中,内蒙古与北京的交流合作也非常密切。2002年创建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内蒙古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学研究会。2005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与泉州学、扬州学、温州学等研究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基地担任。2016年2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在草根网建立了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2016年8月,北京学研究基地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举办“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之后,国内学者认为应该通过具体课题推动中国地方学研究有实质性的交流合作,由北京学研究所值编、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编辑出版的《地方学研究信息》,发表了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包海山的文章《关于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的设想》,与相关研究团体共同开展《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和《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课题,促进中国地方学系统性融合发展。2017年9月,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等,共同举办“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会后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
可以说,近年来,北京学与鄂尔多斯学的合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通过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平台,促进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最终在更大的系统内融合发展为中国学;二是在方法上,通过促进“互联网+地方学研究”,使同一个主题与同一个平台相结合,最终提高中国学的构建与应用效率。
一、同一个主题:探索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地方学研究,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发展中,地方文化研究侧重于“多元”,而地方学建设即遵循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促进融为“一体”,海峡两岸地方文化研究与地方学学科建设也顺应这种发展趋势。从2001年内蒙古文联等举办首届“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到2017年北京学研究基地、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等首次举办“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的文化与学术交流的层次在提高,规模在扩大。
2001年,内蒙古文联等有关部门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了“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参会人员还一同去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响沙湾,包头的五当召,乌兰察布的格根塔拉草原等地参观考察;在篝火旁手拉手一起跳蒙古舞,在宴会上共同唱台湾歌曲《我们都是一家人》。内蒙古与台湾相比,人口差不多,2010年内蒙古24706291人,台湾23162123人;而土地面积相差几十倍,内蒙古约118.3万平方公里,台湾约3.6万平方公里。因此生活节奏、工作压力以及情绪、心态等有差别,但是人的自然天性还是相同的。台湾同胞说,只有来到草原,才能体会《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意境:草原清香、大河浩荡、蒙古高原、辽阔大地,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我们与台湾同胞相处的那段日子,很快乐、很温馨、很坦然,分别之后很想念他们。我写了一首《同胞情》:
当宝岛吹来一缕清爽的海风,
愿草原送去更多深情的歌声。
真心与坦诚的对话,
碧波与绿浪的交融。
让我们搭起彼此思念的彩虹,
生活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游子与慈母的牵挂,
骨肉与血脉的相承。
团圆不是梦,
统一会是真。
我们都是一家人,
同祖同宗一条根。
如果说文化研究多一些情感交流,那么学科建设就多一些理性思考。海峡两岸都在构建地方学。据《台北学:华人社会新论述》: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机遇,让台北得以不算太大的空间和人口数量,呈现多元、混搭的文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又融合了荷兰、西班牙、日本、美国以及晚近的东南亚文化,使得台北成为一个相对更开放、包容性更强的地方。“台北学”慢慢在华人社会形成一个发展快速的新论述。
台湾有台北学,还有金门学等。台湾金门技术学院闽南文化研究所江柏炜在《台湾研究的新版图:以跨学科视野重新认识“金门学”之价值》中认为:近年来,台湾研究整合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并受到台湾及海外学界的高度重视。然而自1949年以后,台湾涵盖了不尽相同的历史经验、社会组织、地域文化的台湾岛、澎湖、金门、马祖群岛。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或文化想象的共同体,台湾研究实有开拓新版图的可能性。金门及其“金门学”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尝试。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龚鹏程在《区域研究中的金门学》中认为:我们过去说台湾研究或金门学什么的,大抵以文史为主。但这些庞杂的金门书写,大抵只是些史地调查、民俗采风、文艺创作、掌故琐谈、忆事怀人的记录等等,与区域研究基本上不是一回事,更谈不上是不是金门“学”。过去较强调金门历史的特殊性,仍使得金门研究不脫狭隘之地方史格局,有与台湾史那种“台湾人的悲哀”异曲同工的气味,却是应该超越的。了解一下区域研究的进展,对金门学可能甚为切要。
从区域研究来看,“岭南学”是地方学,也是区域研究。岭南,原是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由于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现在提及到岭南一词,特指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五省区。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承学教授在《“岭南学”刍议》中认为:“岭南学”不是诸种“岭南文化研究”的简单合并,而需要理论的升华。从“岭南文化研究”到“岭南学”,不仅是量的增加,应该有质的变化。“岭南学”应该是一门包容性强的专门学问,有理论性、系统性,是一个完整的、方法性强的研究体系。
在岭南,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融合发展,必然会促进广州学、香港学、澳门学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系统性研究。从宏观上来看,“湾区”经济作为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是当今国际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是世界一流滨海城市的显著标志。国际一流湾区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以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际化为其最重要特征,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而粤港澳大湾区一经提出,就被称为是全球第四大湾区。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般湾区经济特征之外,最大的特点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对接与融会的优势,是全世界唯一“一区两制”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地方。这对海峡两岸地方学广泛而深入交流合作,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一国两制”、“一球两制”、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融合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会有新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
“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而科学所揭示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邓小平曾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海峡两岸地方学研究,最终必然会有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老子道学与马克思理论之所以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智慧结晶,就是因为揭示了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因此,他们的相结合,是中华文化之根本,也是人类文化之根本。当然,所谓老子之学与马克思之理论,都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而老子所揭示的“道”与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中华文化、人类文化,最终所遵循的是自然法则本身。
二、同一个平台:互联网+地方学研究
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的自身自然与整个宇宙自然一样,都是由物质、信息、能量组成的。从人的自身自然来看,躯体是物质,思维是信息,而躯体和思维的运动都具有生命能量。人的思维信息,与人的头脑的物质结构具有可分离性,即个体的思想意识可以离开个体头脑,在社会“公共大脑”得到传播、传承甚至重组、创新。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人类科学文化能够穿越时空“按几何级数”增长,而互联网为此提供了新的条件,开辟了新的天地。虽然互联网是一个虚拟世界,但毕竟是一个新的世界,可以传递和调控信息机构,可以转化为物质和能量,毕竟思维支配行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通过调控思维的信息结构来实现的。
学者认为,信息有多种类型。从无机界、生物界,到人类的思维和活动,分别存在着自然信息、生物信息、观念信息,以及作为观念信息外化和物化的文化和技术信息。信息的传播和交融需要能量流动,信息的形成和存在需要物质载体。人的意识中所包含的观念信息,只是信息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依靠人脑的信息反映功能,把从外界接收的信息与自身信息予以融汇来加工的产物。在这里实现了由自然信息向观念信息的转换和质变,最终可以通过情感和智慧的外化来体现出它的物质能量。
人们都有思维,而有些思维成为过眼云烟,有些思维汇集为具有生命活力的科学文化,这主要取决于思维与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接近和融合的程度。老子认为,“道”作为规律“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作为能量“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道”即自然法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相同的客观存在,而当人的思维发现、认识、遵循自然法则并且与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时,便成为人的灵魂即以揭示自然法则的科学文化的形式得以永恒。
恩格斯指出:“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他认为,物质形态的躯体的“死亡或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成分,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来”;而信息形态的思维“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本原,或多或少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本原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当人的思维发现、认识、遵循并与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时,它就会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够理解老子“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庄子“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人们在现实社会的物理空间或许很难感悟到这些,而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却能够真切地感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的文化灵魂,能够找到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的具体路径。由此可见互联网的无限魅力所在,而理解了互联网的这种无限魅力,互联网+地方学研究就有了新的深刻内涵。
自从在草根网建立了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以来,在“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上,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草根网三方第一次以座谈会的形式共同探讨“互联网+地方学研究”,也是在地方学研究中第一次有互联网界专业人员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地方学研究有同一个主题,而草根网提供了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为地方学研究者和草根网博主这两个群体的互惠互利、同创共享奠定了基础。正所谓“高手在民间”。每个草根网博主都生活在某个地方,能够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很多地方都有地方学研究结构,需要汇集草根网博主们的创新智慧。地方学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地方,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综合性、系统性的本质,恰恰要打破局限性、片面性、狭隘性。互联网思维以及草根网博主参与地方学研究,有利于打破某种思维定势和自封格局。
地方学研究有三个特性,即地域的稳定性、人员的流动性、科学内涵的普遍性。大陆与台湾岛的地理位置是相对稳定的,两岸各地所研究探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目前只是人员流动有一定的局限,而互联网能够打破这种局限。在互联网时代,学术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转型。一是数据资料占有方式的转型。在大数据时代,大部分数据已经数字化,并迁移到互联网上,并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巨量数据。二是研究组织方式的转型。专家学者的地域和“单位”印记被淡化,研究者合作的主要壁垒逐渐被打破,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的观点、判断和预测。专家学者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提供的便利相互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他们会变得很单纯,目的就是一个,探索真理。三是研究主体角色的转型。可以根据同一个研究主题,在同一个互联网平台,志同道合的人们可以自由便捷地形成同创共享的合作团队。例如草根网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团队——草野思想库。好处是快速灵活,不以“单位”养人,没有“单位”成本,信息高度透明,智库的选择余地非常宽泛,通过网络平台找到所需的研究专家。草根网可以建立地方学研究大数据系统,很多问题先经过大数据系统的筛选,可以简化为事实判断题,容易找到合适的人才。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足以提供所需要的各种理论和智力支持,特别是在中国学视野下。
任何事物都是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在万事万物最终都道法自然的演进过程中,总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地方学的构建与去学科,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每个地方来说,构建综合性系统性的地方学是新的学科,而对于构建中国学来说,地方学的构建就是一个去学科的过程。这是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草野思想库理事会副理事长、草根网地方学研究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