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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研究注重三个特性与三个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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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研究注重三个特性与三个促进
包海山
地方学研究，可以从“地方”和“学”两个方面来理解。“地方”包括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学”是关于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学科知识体系。我们认为，自然环境（自然科学）、人文历史（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是地方学研究和构成的三个主要内容。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同时也各有特性，因此可以从三个特性来研究探讨。在此基础上，我们努力从三个方面促进地方学系统性融合发展。
一、鄂尔多斯学研究注重三个特性
（一）地域的稳定性
地方学研究的“地方”，首先是由自然环境形成的某个地域。虽然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但是在特定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各个地域的地理位置、地质构造等自然属性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可以称其为地域的稳定性。
例如，鄂尔多斯作为一个地域，在漫长的45亿年的地质年代中，经历过多次重大而复杂的地质构造运动与海陆变迁；而在近1万年，鄂尔多斯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等是相对稳定的。大量地质资料表明，在地球刚诞生不久的太古代初期，即距今36亿年前，鄂尔多斯是地史上最原始的古陆之一即“鄂尔多斯古陆”。经元古代多次地壳运动，到古生代初期，即距今6亿年前，鄂尔多斯古陆下沉，海水漫浸，形成了著名的“鄂尔多斯古海”。到古生代末叶，在海西造山运动的影响下，海水退出了鄂尔多斯，古陆再次隆起。经过中生代近2亿年的稳定上升，特别是在燕山运动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鄂尔多斯盆地的雏形。到新生代渐新世晚期，随着喜马拉雅运动的巨大影响，鄂尔多斯不断崛起，直到距今1万年前，才形成了现代鄂尔多斯高原。经过亿万年地质年代的沉沦与崛起，鄂尔多斯变得成熟稳健，是我国资源最丰富、地震最少的地区之一。
从现代自然环境来看，鄂尔多斯既是高原，也是盆地，即看顶部是隆起的高原，看基座是沉下去的聚宝盆。高原系地貌名称，盆地系地质构造名称。鄂尔多斯盆地其地理位置，北起阴山，南抵秦岭，西至贺兰山、六盘山，东达吕梁山、太行山。东西横跨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和甘肃5个省区，面积为37万平方公里。鄂尔多斯人杰地灵，上空有阳光、清风，地表有草原、黄河，地下有煤炭、天然气等，是“草原明珠”，也是“能源之都”，是蕴藏巨大自然能量的地方。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有其自然属性，而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通过思维和劳动等方式与外部自然界产生物质变换时，这个地方就有了社会属性。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的一个地级市。每个地方的名称都可以改变。这个地方曾经也有过漠南、南套、伊克昭盟等名称，但是不管叫什么名字，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等自然属性不会因为名称而改变。
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等，都只是人为的一种划分，而自然生态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性发展变化过程。文化有很多种类，是因为划分文化的视角和标准不同。草原文化、森林文化、江河文化、山岳文化、海洋文化等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汉族文化、壮族文化、回族文化、藏族文化、维吾尔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是以不同民族来区分的民族文化；而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工商文化等是以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文化或者说经营文化。相对来说，自然生态系统是长久的，各民族是交流融合的，而生产生活方式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传统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正在淡化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农牧业文化、现代工商业文化、高科技新兴产业文化等，各行各业的协调与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
地域是相对稳定的概念，而地域文化在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也具有关联性、延续性、系统性，历代多元文化具有内在必然联系，可谓一脉相承。在同一个地方，可以有不同的地方学，但不管以什么学科视角来研究，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例如，福建有厦门学、泉州学、闽南学，而闽南学包含着厦门学、泉州学；岭南地区的广东有广州学、潮州学等，广西有桂学、壮族学等，海南有海南学，香港有香港学，澳门有澳门学，而岭南学涵盖了这些地方学。地方学研究既要立足当地，又要放眼世界，促进融合发展，如廖肇羽在《“西域学”的知识体系与时代使命》中所言：依托西域、丝绸之路开展的专业研究，在中国逐渐演化成敦煌学、吐鲁番学、龟兹学、中亚学、西域学、丝路学等研究分支，而在西方则列入中国学、东方学等研究视阈。我们在梳理中外学界西域学科化研究的演进历程基础之上，尝试界定“西域学”的内涵与外延，并希望构建一个合理的西域学科体系框架，这是实现西域学跨越新疆，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
跨多学科的地方学必然研究经济学，而社会进步也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张利群在《桂学研究的区域文化理论基础》中认为：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文化语境下的区域概念使用，因全球化与多元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崛起以及世界经济共同体需求，越来越着眼于从经济发展视角建构与重构区域概念。从国际区域关系看，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及其世界各国发展需求，形成国际社会（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性跨国联盟（如欧盟、东盟）等概念含义；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在全球化视野中着重于经济的区域联盟或跨区域联盟，构建跨国、跨界、跨境的经济联合体、共同体、同盟体，以及不结盟的区域间合作、协作、协同关系，构成国际社会及其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格局。从国内区域关系看，也相继构建跨区域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合作区，还有更大范围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等区域概念的划分。可见区域发展观念比任何时期都深入人心，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总之，在同一个地球自然村，大地是人类共同的母亲。山岳江河、草原森林、沙漠戈壁、高原盆地、湖泊海洋，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原本就是血脉相连、彼此相依的一个有机整体。不管人类把她划分为什么文化，也不管构建什么地方学，最终目的是全面而深刻理解整个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人员的流动性
每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相对固定的，而每个地方的人们都通过学习、工作、经商、旅游、移民等经常流动迁徙。
人是创造、研究和应用文化的主体。地方学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文化：一是当地人在当地形成和创造的文化，二是当地人去外地时带去和创造的文化，三是外地人来当地时带来和创造的文化，四是当地人与外地人交流融合中形成和创造的文化。当然，所谓当地与外地，这取决于系统和格局的大小。在中国，不同省市自治区的人可以算是外地人；在世界范围，不同国家的人可以算是外地人；而在宇宙空间，地球村里的人都是当地人。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最终共同遵循自然法则的“人”，都是地球村当地人。由此我们也可以感悟和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境界和魅力。
系统和格局的延伸与扩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地方学研究能够有效促进这种延伸与扩展。从带着当地文化走出去的角度来看，陈耕在《关于闽南学》中认为，当今闽南人主要聚居于六个区域：本土闽南，指生活于厦漳泉行政区和龙岩新罗、漳平的闽南人，有2千万人；对岸闽南，台湾人75%祖籍闽南，有1800万人；港澳闽南，港澳25%祖籍闽南，有120多万人；南洋闽南，在南洋各国祖籍闽南有1800万；欧美闽南（从港澳、台湾、闽南前往欧美的闽南人）400万；外地闽南（在大陆其它地区的闽南人）400万，总计七千万以上。六个闽南，体现出闽南文化是超越闽南地域的所有闽南人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文化，即闽南民系文化。从吸引外地人才的角度来看，上海学研究者姜义华认为：上海不仅是上海人的上海，它更是中国人的上海，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上海，它又属于整个中国，属于整个世界。上海研究要真正成为显学，需要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者，需要形成研究人才荟集的高地。不仅要培养、造就上海本地的研究人才 ,还要支持和奖助外地、外国的青年研究人才。广州学研究者张嘉极说：“我还希望有广州以外的专家也有兴趣参加广州学的研究，只有当不仅仅是广州人、广东人在研究广州学的时候，广州学的研究方真正成功了”。
就地方学研究的时间、空间以及世代人员流动迁徙来看，鄂尔多斯学研究具有更多的穿越时空的传奇故事和神秘色彩。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是地理区域名称；二是在蒙古族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宫殿与部落；三是当代新兴城市。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在成吉思汗时期，位于蒙古高原的“鄂尔多斯”作为“众多的宫殿”，是蒙古帝国的第一个都城，是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成吉思汗辞世后，宫殿变为祭祀宫帐，忽必烈下诏组成“鄂尔多斯”部落，原为来自大蒙古国的各万户、千户长选派的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员组成的鄂尔多斯精锐卫护部队，职责就是守护和祭祀圣陵八白宫。鄂尔多斯部落，带着对成吉思汗圣物和英灵的忠诚与信念，经过数百年沧桑岁月，上万里长途跋涉迁徙，终于来到成吉思汗生前眷恋的有温度的地方鄂尔多斯，与新兴现代化城市鄂尔多斯融为一体而温暖全世界，这是鄂尔多斯文化神奇魅力所在。
（三）学科的普遍性
本与末不同，本是内在本质规律，末是外在表现形式。古人云：“求之其本，经旬必得”，“得其时则驾”；“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只能“蓬累而行”。有些地方文化、地方学研究团体，辛辛苦苦，付出了很多，却劳而无功，只能蓬累而行，甚至难以持续，就是因为停留在求之其末的层面上，所观察、记录和叙述的只是各种现象的表现形式，而没有求之其本，没有研究探讨内在本质规律。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在改变，都在遵循自身内在本质规律在改变。如李白诗曰：“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每个地方学研究的内涵即支配每个地方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规律客观存在，即“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规律本身对任何人、任何地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问题只是在于能否发现、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而已。如果能够探索客观规律，地方学研究就有了其学科内涵，否则只能进行资料整理和论文汇编等通常工作，而不能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
创建中国地方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性、创新性发展的产物。周书俊认为：如何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营养来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本”，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或创新性发展极为关键的问题。关注人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它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本”深深地扎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上成为可能。
中华文化的“根”与“本”，是中国每个地方文化之根本，每个地方学都不能没有或者失去这个根本。我们判断各个地方学有没有学术内涵，是否具有持续发展的生命活力，最终就是看其有没有中华文化之根本。
说到底，学科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老子道学、马克思理论之所以是人类智慧结晶，成为中华文化之根本，就是因为揭示和反映了普遍规律。邓小平曾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是中国即中国的每个地方的发展规律，每个地方也不可能有不同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其它规律。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形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而规律本身“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也由此体现着学科研究的普遍意义以及学科内涵的普遍性。
跨多学科的地方学研究，是构建新的学科，也是“去学科”的过程。学者认为，文化交融是不同学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过程，是跨学科研究的终极目标。也有学者认为：“去学科”是跨学科的高境界。跨学科还是基于学科的基础之上，它难以超越学科的界限，进入无学科的反结构或共融状态，去探索事物的深层规律而不是关心新学科的建立。事物的存在本身是以其内在规则而不是学科划分为据的，而我们的学科划分多是依据事物的表面现象进行的，不论“政治”、“经济”、“历史”、“人类”还是“社会”。这个意义上的跨学科，仍然是跨现象的学科，是表面事物的学科。其实，现象后面的规律探索（包括“问题”意识）才是超越性的、才可能是真正“去学科”的。
构建地方学的本意是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往往超越任何学科的界限。跨学科的过程，是吸收过去已经形成的学科知识精华的过程；这也是去学科的过程，在更大的系统内融会为一个新的学科知识体系时，对过去的存在形式来说就是去学科。形式上的去学科，实质上则是构建新的学科，是在更大的系统内形成一个新的共融的有机整体。跨学科与去学科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去学科也包含着去复杂化，就是发现并且抓住最基本规律与现实问题之间的最近、最直接的联系，从而更有效解决问题。
地方学研究不能停留和局限于当地的小系统性。系统性也是一个相对概念，总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老子云：“执大象，天下往”；马克思说：“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在人类社会，遵循道法，探寻真理，或许就是最大的系统性。这是人类文化之根本，是学科内涵的普遍性。只要我们执大象，做合乎真理的探讨，那就会天下往，把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
二、鄂尔多斯学从三个方面促进融合发展
由北京学研究所值编、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编辑出版的《地方学研究信息》，2016年第4期发表了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包海山的文章《关于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的设想》：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并且主持，近两年与相关研究团体共同开展《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和《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课题，促进中国地方学系统性融合发展。“设想”得到相关研究团体的积极响应，广州学研究者梁达平认为“这一设想反映了普遍的心声”，顺应了发展规律。
2017年9月，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15周年之际，将举办“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会后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目前收到北京学、上海学、广州学、杭州学、山西晋学、广西桂学、敦煌学、西夏学、西域学、闽南学、泉州学、扬州学、大冶学、鄂尔多斯学等20多个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研究团体的相关论文。我们在理解地方学研究的三个特性即地域的稳定性、人员的流动性、学科内涵的普遍性基础上，努力从三个方面促进中国地方学系统性融合发展。
（一）关于构建“内蒙古学”的思考
作为地方学研究者，作为内蒙古人，当我们开展《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时，必然会思考：会不会出现“内蒙古学”，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出现？我们相信，这也会引发内蒙古学术界以及社会大众的思考。
总的来说，“内蒙古学”必然会出现，这是系统性研究内蒙古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所决定的。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出现？我们觉得全国各地方学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给予我们很多启发。例如，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广西桂学研究会和扬州学研究中心的经验。
广西桂学研究会于2010年在南宁成立，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自治区级的地方学研究会。广西桂学研究会是由全区高等院校、社科联、社科院、民族研究院、文化界和各行业的研究专家以及在本团体业务领域内成就显著，并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化研究专家自愿组成的全区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一个集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研究领域为一体的综合学科研究的学术团体。广西有壮族学，广西桂学把壮族学等多民族文化以及各行各业多学科整合在一起，形成合力。
扬州学研究者邱正峰认为：随着全国性地方文化研究的全面复兴，地方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越来越显露出重要的价值。自2005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召开首届全国性地方学研讨会后，地方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形成新的研究局面。2016年，扬州着手筹备成立扬州学研究中心。市委宣传部批示：地方学是一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兴综合性学科，起到新型智库的重要作用。市社科联也支持尽快成立扬州学研究中心。经过一年多努力，2017年6月，由扬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院牵头，联合扬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扬州市文化研究会、扬州大学淮扬文化研究中心、广陵书社、扬州市图书馆、中国名城杂志社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扬州学研究中心”。
广西是先成立桂学研究会，再去整合全区各业务领域内成就显著的团体，而扬州是有社会影响力的各团体联合，共同发起成立扬州学研究中心。两种路径，各有所长，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而“内蒙古学”的构建需要内蒙古地方文化研究团体以及各个行业协会等形成合力，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因此，我们共同开展“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时，特别邀请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团体参与，例如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内蒙古鄂伦春民族研究会、内蒙古俄罗斯民族研究会、内蒙古北宸智库研究中心、内蒙古图书馆学会、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赤峰企业文化协会等。
文化研究、特别是学术研究，与新型智库建设密切相关。上海社科院胡键研究员在《学术思想是智库的灵魂》中认为，学术与智库，是鸟之两翼。只有当学术与智库二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之时，学术与智库就达到“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和谐境界。这样的智库才能成为国家真正意义的智库，在灵魂的统领下而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战略性智库。当前大多数智库仅仅是对具体问题提供一种应对之策，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某种深远而持久的战略理论。政府的功利倾向也迫使智库紧跟形势去思考现实中具体问题的应对之策，而难以对热点问题进行理论的冷思考，更难以从长远来构建一种战略理论。智库不是要淡化学术研究，而是更加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智库为理论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只有这种有深厚理论底蕴的智库才是有灵魂的智库，才是智慧之库。
内蒙古需要有灵魂的新型智库，而前提是要有系统性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效整合全区文化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智慧和能力，共同构建系统性的“内蒙古学”学科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为各盟市以及各行各业提供高效而系统性的理论和智力支持，这应该是全区各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社会组织等共同的愿望和追求。
（二）促进中国地方学系统性融合发展
中华文化有同一的文化之“根本”，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地方学研究，必然会在一个巨系统内形成有机整体，这是我们促进中国地方学研究系统性融合发展的原因和根基所在。
中华文化之“根本”，即自然法则、客观规律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得以实现的表现形式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之“本”，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因为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被发现并且揭示出来，就会成为一种科学，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和掌握它，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创新发展。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伟大的发现”时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这里我们应该清楚两个概念：1.在商品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包括中国即中国的各个地方在内的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是一种客观现实；2.马克思看到了这个现实，发现了这个轴心旋转的规律，并且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正是这种进一步探讨和创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或创新性发展之“本”。
地方个性特色显而易见，当地有什么考古发现、文化遗产、民俗礼节等等，各地方学都研究的很多，而我们同时注重学科内涵的普遍性，每个地方学从各自的角度，共同研究“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并且对社会主义“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时，中国地方学系统性融合发展就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劳动是人的内在本质，因此，通俗来讲，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是人和资本的关系。我们可以分解开来，在宏观上从三个方面来探讨。
1.从人的角度来看，就个体而言，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就群体而言，最终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资本是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是人类所共同赋予的，而且只有社会大众在生产、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共同参与，资本才能动起来，资本实现全民人格化；另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具有不断集中的内在规律，而且只有高度集中为唯一的“单个”资本，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才能达到极限，从而使资本的“外壳”“炸毁”，最终使人类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
3.从“关系”的角度来看，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变。人类有智慧、有能力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发挥资本的工具作用，使资本的基础、目的、性质、构成、任务以及劳动价值评判体系等发生一系列整体性变化，最终使人类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从人和资本的关系，改变为人和自然的关系，还原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
我们把以上三个方面联系起来看，最终落脚点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真正的人的自由是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
无论什么文化、什么学科，最终目的都应该是认识和把握必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生活。当更多的地方文化、地方学研究者形成这种共识时，基于同样的中华文化之根本的中国地方学研究，就会自然而然地系统化融合发展。
（三）促进“互联网+地方学研究”
地方学既要立足当地，研究个性特色，也要跳出当地研究共性，要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意识，并且感悟“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毕竟，地方学研究的对象本身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存在，而且与整个外部世界也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必然联系。
在信息社会、互联网时代，地方学研究也需要“互联网+”，特别是当跳出地方在更广阔的背景下鸟瞰当地全貌时，“互联网+”为地方学研究就会插上翅膀。以互联网思维来看，整个人类文化是由无数个网线和网结形成的网络，即“天网恢恢”；而各个地方文化是其中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网格，即“疏而不失”。
那么，地方学研究跳到什么高度、什么方位、怎样形成合力，这些将是各个地方学学科建设与应用共同面对的问题。以无形的信息形态跳出地方研究地方的地方学，应该共建一个穿越时空、凝聚更多智慧的地方学研究的“空间站”，使其成为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合作攻关的重要平台，从而大大提高地方学学科建设与应用效率。
很多地方学研究团体有自己的网站，例如大冶学还主持创办了地方文化网站，建立了《地方文化丛刊》电子期刊栏目，开设了《地方文化研究机构》专栏等，宣传报道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等数十个地方文化及地方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交流等情况。但是这些网站影响力很小，每年几万、几十万人次的访问量，基本上只是在一个小圈子里的信息交流。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草野思想库共同在草根网建立的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为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以及形成合力共同面向社会大众，搭建了非常好的平台，可以说标志着“互联网+地方学研究”时代的到来。
公益网站草根网成立于2006年7月，旨在传播民间思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建言献策。11年来，有接近600名草根学者在草根网建博，累计发表文章82000多篇，其中地方学研究方面的文章1500多篇。草根网的原创文章受到各界关注，转载率很高。知名网址导航站“hao123”、“360导航”等都收录了草根网。2016年底，来自海内外各个领域的20余位民间学者，齐聚北京西郊宾馆，举行了草根网上线十周年联谊活动并成立了草根网自己的研究机构——草野思想库。草野思想库的使命是传播民间思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建言献策；目标是打造一流的中国民间智库；职能是发表、推广民间学者有关国计民生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各级决策者参考，最终转化为社会财富。在将草根学者的原创文章编辑、出版书籍的同时，草根网近年来还重点建设了草野思想库（caogenzhiku）、草野投资（caoyetouzi）等微信公众号。其中，草野思想库微信公众号目前已通过原创认证，订阅人数达到3万多人。
自从在草根网建立“地方学研究”一年多以来，在举办“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期间，是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草根网三方负责人第一次相会，今后交流互动将是一种新常态。草根网及草野思想库促进“互联网+地方学研究”，有独特优势。一方面，可以为地方学研究互动交流、深入合作、协同发展搭建互联网平台；另一方面，可以吸收更多地方学研究者共同打造一流的中国民间智库，通过这种资源整合、形成合力，又使中国民间智库为中国各个地方学发展服务。例如在本次“座谈会”上，草根网博主和草野思想库成员，就提交了《同一个平台、主题和梦想——充分发挥草根网与地方学优势》等论文，由此开始了实质性的合作。我相信，草根网地方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力，有可能超过任何单个的地方学研究机构，因为草根网可以有效整合各个地方学研究的主要成果，由此有可能最先带动地方学研究产业化发展，在促进地方学系统性融合发展中，体现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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