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鄂尔多斯学研究与应用的一个“核心”两个“抓手”

                                                         包海山

               经过15年的研究探讨，现在我们意识到，鄂尔多斯学的研究与应用有五个要点：一是一个“核心”即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二是两个“抓手”即修行与赚钱；三是学习“三大艺术瑰宝”即唐诗宋词元曲；四是掌握“四大金刚经”即道学佛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五是融入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人类科学文化。

           鄂尔多斯学=知识体系+应用服务。也就是说，鄂尔多斯学是应用知识体系来为社会发展服务，而构建知识体系是基础，是前提条件，没有知识体系也就无所谓应用知识体系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对于构建学科知识体系来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为什么要构建学科知识体系，二是怎样构建学科知识体系。从宏观上来说，为应用而构建，在构建中应用，这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是侧重点不同。为了便于探讨，我们可以从构建学科知识体系来谈起。

           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达到学术层次的学科知识体系。广义的文化，是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总和。人的思维和行为，有可能遵循自然法则，也有可能违背客观规律。在地方文化研究中，把违背客观规律的内容剔除掉，把遵循自然法则的部分整合起来，这就是地方学，它揭示某种定律或者说必然性。每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相对固定的，而每个地方发展的主体即人是流动的，人类的科学文化可以穿越时空传导、积累、汇集、融合、发展，而科学文化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是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作为规律，“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作为能量，“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因此我们提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自然法则，我们以此来构建学科知识体系，并且应用它来为社会发展服务，毕竟它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的发展变化。

           那么，我们怎样把以研究无形的自然法则为核心内容的学科知识体系，转化为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性和社会力量？这就要有具体的抓手。我们选择的第一个抓手就是人本身。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的发展，我们构建和应用学科知识体系，说到底就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创始人奇朝鲁明确指出：“我们不管研究探讨什么文化，最终都是为了教育人，改变人的思想意识。文化的实质就在于以文‘化’人，发挥文化教化人的作用”。鄂尔多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鄂尔多斯人回归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最终都取决于鄂尔多斯人对自然法则的认识和把握，因此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第一个抓手就是提高人的认识和把握自然法则的能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善，都需要认识和把握资本的运作规律，因此它也就成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第二个抓手。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包括鄂尔多斯内在的“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时，我们把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和资本运作规律作为两个抓手，也就抓住了最关键的两个要素。这两个抓手，通俗讲就是修行与赚钱。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修行与赚钱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遵循规律来修行，遵循规律来赚钱。

            地方学不仅探讨在当地形成和创造的文化，也研究在当地汇集和应用的文化。我们构建和应用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就是为了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因此我们评判和选择文化并不局限于地域性、民族性，而是注重它的内在本质即接近于客观规律的程度，看什么文化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哪些智慧更有利于我们提高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基于这样的评判和选择的标准，我们在中华文化中，选择了“三大艺术瑰宝”即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四大金刚经”即道学佛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当然，在更高境界上，人类科学文化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

             1、“三大艺术瑰宝”即唐诗宋词元曲。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利用多种方法，来探索真理，把握规律。郭沫若说：“诗人与哲学家的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的利器是纯粹的直观，哲学家的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无论是诗人、哲学家还是地方学研究者，都是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而且在人的自身自然中同时存在着直观感应与抽象推理的能力。经过很多年的学习和积累，2001年我几乎同时选编出版了《中国古代诗歌联艺欣赏》和《我们最喜爱的马克思恩格斯名言》两本书。我能够真切地体会到，把具有很大差别的思维方式和研究领域融为一体，对人的修行有奇特功效。我写过一首《读诗》：“读遍古诗上千万，神游意境如梦乡。沟通情智呈一脉，汇入心田似海洋”。在《中国古代诗歌联艺欣赏》中，我精选了八百多首诗歌，分为“山水情”、“人生哲理”、“饮酒歌”三篇。把有关写游山、玩水、登楼阁等内容排列组合起来时，别有一番情趣。古代诗歌很美，能够精选并巧妙组合，还能创造一种新的美。在阅读和欣赏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唐诗宋词元曲的时候，我总想跨越时空，把历代诗词名家大腕儿们邀请在同一个舞台做一次精彩的表演，选编《中国古代诗歌联艺欣赏》也算是体验了一把当“千年等一回诗歌联艺晚会”总编导的感觉。

             中国古代确实有很多具有哲理性的诗歌。我在“探哲理”一节里选编了这方面的诗歌，例如杜荀鹤《小松》：“自小刺头深草里， 而今渐觉出蓬蒿。 时人不识凌云木， 直待凌云始道高”；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熹《泛舟》：“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等。有些比较抽象的内容，可以用诗歌形象地表达出来，例如李白在《日出入行》中的“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程颢在《偶成》中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等。还有，李白“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辛弃疾“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等，对这些内容要用学术语言来阐述，那可就费老劲了。对于一个人的修行来说，是需要多方面素养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林则徐“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那是一种心态；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元好问“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那是一种功底。当我们对佛学有了感悟，再重新来阅读中国古代诗歌，感觉真的不一样。近日，我将写“穿越时空会情智，佛光灵性解诗词”。这样，《新时代“西天取经”感悟》、《对佛教思考与应用——兼谈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穿越时空会情智，佛光灵性解诗词》，是我西藏之行以来学习佛学的主要收获，也算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对鄂尔多斯学研究来讲，一方面，就艺术而言，在唐诗宋词元曲即诗词曲中，我们特别重视元“曲”；另一方面，就唐宋元文化而言，我们特别重视蒙元文化。音乐是世界通用语言，民歌是民众心灵沟通的艺术，因此在不同文化艺术的交流融合中，所谓“诗而远、词而近、曲而亲”就容易理解和体会。据有关资料，元曲原本来自所谓“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以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元曲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揉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与发展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体式的多样，更增强了曲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歌词更加接近口语化，既能唱，又易懂。元曲与蒙古族文化，特别是元曲与蒙古族民歌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是非常密切的。鄂尔多斯文化是地域文化观念，也是民族文化概念。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鄂尔多斯文化就是蒙元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意识到鄂尔多斯学研究与应用的五个要点之后，我们选择和确定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研学基地天籁之音”，2017年开始研究。我们可以把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当作是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的背景音乐。

            2、“四大金刚经”即道学佛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

            经过多年对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研究，2015年出版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取得阶段性成果；在此基础上，今年对佛学有所了悟。现在我们能够真切地意识到，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探索和遵循自然法则，也由此我们提出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之说。其中，老子道学、释迦牟尼佛学、成吉思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这基本是一种共识；而认为马克思理论是中华文化，这或许是我们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我们体会到，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当它千百年来植根于中华大地时演化为中华文化；同样，马克思理论也在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而且成为指导我们中国人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它自然而然地融入中华文化。

            2012年，《“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到更高境界与老子文化水乳交融》一文，发表于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鄂尔多斯学研究》论文集，中国民族宗教网等主流媒体以及光明网、美国中文网等很多社交网站都刊载了本文，我也因为这篇文章有幸成为草根网博主，草根网在“今日头条”刊载过本文。就我个人而言，也算是潜心学习了几十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换句话说，在我所学习的科学文化内容中，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我写过顺口溜《两位大胡子》：“多一些读书与交流，两位大胡子并不神秘。真诚的话语、朴实的道理，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万水千山并不遥远，百年陈酿会孕育出一个新的世纪！”在我看来，马恩著作，对当代匆忙而紧张的人们来说，好象是五谷杂粮和大补的红枣搅在一起的一大锅粥。如果有效地把大补的红枣捞出来放在一个小盘子里，那么人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原来世上还有如此神奇的补品：不吃不知道，一吃忘不了；培元又健脑，能量知多少？培元又健脑的巨大能量，就是它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它不分民族和国家，而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同样的客观存在。

           我们学习科学文化，其作者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人，这些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揭示了某种定律或者客观规律。我们之所以潜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理论，是因为它揭示了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和把握这种客观规律，还想创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那是无法想象的。地方学是与当地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学科知识体系。对于鄂尔多斯人来说，不管我们自己是否能够意识到，但是在事实上，与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就是一个根本即自然法则，它在无形中决定鄂尔多斯人的命运并且支配鄂尔多斯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二是两个抓手即修行与赚钱，这是鄂尔多斯人人都需要的。而马克思理论正是从根本上揭示了这种客观规律；它表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内容，那就是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以及最终把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对于构建鄂尔多斯学来说，我们应该从解决最现实的问题出发，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是会选择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理论。因此，我们能够真切地体会到马克思理论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也是我们创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

             3、人类科学文化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而言的，都是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从宏观上来看，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过程中，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细化和深入，会出现万种学科；而随着认识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意识到回归自然的统一性，意识到总有一个巨系统包含所有系统，就能够达到去学科的境界。跨学科的地方学，就是从认知“道”生万物，向“道法自然”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知道地方学是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同时也要清楚，人类科学文化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各种地方学只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说到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人类科学文化，它所揭示和反映的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规律得以实现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学。由此可见，我们构建和应用鄂尔多斯学，一方面，是促进鄂尔多斯科学文化与人类科学文化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是研究探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人类科学文化，在鄂尔多斯地区会以什么方式得以表现出来。有了这种整体性的认知，我们就既能够形成自己特有的的个性魅力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又不会局限于地方性、民族性，不会束缚于自我的狭隘性、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