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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的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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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的相同之处
包海山
包海山
一般认为，春秋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儒、释、道。这三家的鼻祖是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他们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久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拜。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天意安排，他们同处公元前五百多年的一个时代。按出生前后排序，应该是老子、释迦牟尼和孔子，而人们习惯于说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把次序颠倒了。
从表面上看，在儒释道三家中，儒家关注的是表现形式，讲述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更多的人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它，也因此使孔子儒家排行老大；而释家和道家重视的是内在本质，探寻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所以只有少数有灵性有智慧的人们认识和应用它。但是，从发展的眼观上，道家和释家是“求本”的智慧，儒家是“求末”的常识。而古人云：“求之其本，经旬必得”，“君子得其时则驾”，所以老子和释迦牟尼都能够超然洒脱；“求之其末，劳而无功”，“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所以孔子只能劳心劳肺而且费力不讨好。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将更重视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曾经颠倒了的次序将会纠正过来，还原本来的道释儒，而在这过程中需要关键少数发挥重要作用。
从表面上看，在儒释道三家中，儒家关注的是表现形式，讲述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更多的人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它，也因此使孔子儒家排行老大；而释家和道家重视的是内在本质，探寻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所以只有少数有灵性有智慧的人们认识和应用它。但是，从发展的眼观上，道家和释家是“求本”的智慧，儒家是“求末”的常识。而古人云：“求之其本，经旬必得”，“君子得其时则驾”，所以老子和释迦牟尼都能够超然洒脱；“求之其末，劳而无功”，“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所以孔子只能劳心劳肺而且费力不讨好。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将更重视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曾经颠倒了的次序将会纠正过来，还原本来的道释儒，而在这过程中需要关键少数发挥重要作用。
道学与儒家有差别。从老子与孔子的学识、志趣和悟性来看，孔子对自己的弟子谈到老子使说：“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我们相信孔子说的是真话。孔子被称为是圣人，圣人都觉得老子探索宇宙奥秘的智慧是“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那么他的弟子们更是晕头转向是可以理解的。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结合两方面的因素来看，上士研究道德层次的文化、中士研究仁义层次的文化、下士研究礼仪层次的文化。注重表面形式上的繁文缛礼的文化，是下士探讨的礼仪层次的文化，很容易“忠信之薄”、“而愚之始”，而很难看到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不懂入道守德就无所谓仁义礼的哲理。相对来说，道学是探寻天道，注重穿越时空的具有内在灵性的卓越智慧；儒家是讲究礼仪，注重家长里短的能够直观表现的习俗常识。
佛家与儒家也不同。佛家放眼大世界，一视同仁，顺应客观规律，合力普渡众生；儒家只看小圈子，内外有别，根据主观需要，区分高低贵贱。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秉承藏传佛教最优良的传承和教育，享誉世界，是当今公认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一代藏传佛教导师之一，他在《正见：佛陀的证悟》中说：“我们很能理解儒家的智慧吸引人的之处，例如尊敬顺从长辈，家丑国耻不外扬等等。这些原则或许是明智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规则却成了极端负面的结果，例如控制言论和镇压反对意见。执著于保留颜面和顺从长辈的思想，导致了长久以来的欺骗和谎言，从对待邻居到对待整个国家，都是如此。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许多亚洲国家根深蒂固的伪善，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的确，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孔子周游的所谓列国，其实原本就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促进全球一体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有地球原本就是一个自然村的观念和情怀。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只把某些人联合起来，这样的联合正好把这些人和其他人隔开，因此这种局部的联合往往不仅是使人不团结的根由，而且是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怀有敌意的根由”。儒家违背了生命平等和个体差异性及自然属性的本质特征，就会形成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怀有敌意的根由。
道家与佛家很相似。钦哲仁波切“对《道德经》十分推崇”，觉得这部经意义深远，是中国最好的产品之一。认为《道德经》与《金刚经》很类似，深邃、广大、无穷无尽，只要做到“平等、顺其自然，就是真正在修禅定”。对于佛法与佛陀的关系，钦哲仁波切认为，佛教中地位最高的应该是实相或佛法，然后是传法的佛陀。这和道学中道法与老子的关系是相同的。我们知道，老子道学也是无神论的哲学系统，老子从来没有神化过自己；而之所以从道学中演化出道教，老子被奉为太上老君，是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内心的迷茫困惑恐惧所造成的。道学与佛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李耳相似于悉达多，老子相似于释迦摩尼，太上老君相似于佛陀，道教相似于佛教，道法相似于佛法。说到底，我们可以确认两个事实：一是老子和释迦摩尼都是人，所以如恩格斯所言，“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的多，高尚的多，因为‘神’只不过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二是道法和佛法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只要意识到这两点，我们就可以证悟道学与佛学的内在本质。
“钦哲”一词的大意，是智慧与慈悲。钦哲仁波切认为：“中国元代的帝王，在佛法的弘扬上也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不太长的几个朝代，几个世纪以来，极度实用主义的中国人采用了儒家，而非佛家或道家。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因为即使是《道德经》的只字片语，都是无价的。儒家提供的是常识，因此实际的中国人喜好儒家；而道学和佛教提供的都是超越常识的智慧。它不能带来即刻的获利，但是如果中国人能看到拥抱智慧的长远利益，我有信心中国人会再度拥抱道学和佛教卓越智慧”。
非常奇妙的是，在不太多的几个朝代之一的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对道学和佛教特别推崇。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也足见道学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刻。而忽必烈则是把佛教确立为国教。可见蒙古人对道学和佛教的特别重视。
成吉思汗把道学作为“仙命”来虔诚地遵从，忽必烈则是把佛教确立为国教，因此道学和佛教对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是产生特殊作用的，甚至对整个蒙古族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鄂尔多斯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文化，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的融合体。从蒙古族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作为众多宫殿还是忠诚部落，鄂尔多斯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或许正因为这种历史渊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提出成吉思汗文化概念，即成吉思汗以及后人在他的影响力下形成和创造的文化。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心灵领域的扩大与世界距离的拉近是同步的。成吉思汗之所以是天之骄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主要是因为扩大了心灵领域，拉近了世界距离。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来看，我们特别重视成吉思汗的三个之最：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三是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
对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的历史贡献，美国学者杰克·韦瑟福德认为，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他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交流，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蒙古帝国印制了世界上第一种国际通用的纸币。”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韦伯在谈到“货币和货币史”时说：直到13和14世纪以后（即蒙古族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随即走上银本位、金本位和复本位制的道路。西方从16世纪开始，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可见成吉思汗以及蒙古族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
成吉思汗以及蒙古族创造通用货币“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从而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而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如恩格斯所言，对资本和劳动“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是“透彻和精辟”的说明。由此即通过货币纽带和资本轴心，我们可以看到成吉思汗文化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必然联系。在生存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这种内在必然联系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对整个人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佛教有转世之说，道教也有《老子化胡经》的故事。在学习研究和具体应用佛教文化时，我们来一个“超然的幽默”也未必不可。按照某种内在逻辑，在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岁月如梭、历史更迭、穿越时空的世代轮回中，成吉思汗把道学作为“仙命”来虔诚地遵从，或许是因为他是老子的化身；忽必烈把佛教确立为国教，或许是因为他是释迦牟尼的转世。而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作出科学说明，或许是因为他是奠定资本基础的成吉思汗的化身，他们都活了66岁；恩格斯或许是忽必烈的转世，他们活了75和78岁。恩格斯像兄弟般支持马克思，或许是因为他们前世就是一家人，所以提出马克思理论不提恩格斯，提出成吉思汗文化不提忽必烈，谁都认为是很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在3个不同时代的3组6个人当中，相对来说，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都有严肃认真的特点；而释迦牟尼、忽必烈、恩格斯都有随性活泼的个性。例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其内在本质上是探寻真理，从容不迫，但是烧香、磕头以及天堂、地狱等形式和概念都是精细设计出来的“超然的幽默”；而恩格斯自白“喜欢的箴言：从容不迫”，“喜欢做的事：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或许因为中国人自己缺少而需要外来的从容不迫以及“超然的幽默”、“捉弄人和被人捉弄”的个性特色，所以古印度释迦牟尼的佛教实现了中国化，现代西方马克思理论也正在实现中国化。
总之，个性、情感、智慧、能量相似的人们，或许有某种优质文化基因可以穿越时空吸引、传递、接纳、重组、创新的特殊通道，这是可能的；而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地方的圣人、天才，最终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都是不受地域界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这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圣人、天才之间的转世是幻想故事，以佛教的用意就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出于慈悲和善意的奇妙编剧；而只有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才能成为圣人、天才，而且所有圣人、天才都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的化身，也由此才能形成“经”书，这是必然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的相同之处，即遵循自然法则。在中华文化中，老子道学是本土文化，释迦牟尼佛教和马克思理论是外来而实现中国化的文化，成吉思汗文化是走出去并实现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它们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的“四大金刚经”。它们既有空灵柔和、润物细无声的内在魅力，又有所向披靡、威震四方的精神魄力。它们的有机融合，是当代中国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
近年来，我们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研究课题，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也就是说，在中华文化的“四大金刚经”中，我们对三个有了一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忽必烈曾经确立的佛教这个国教，应该补上、补上，阿弥陀佛！2016年10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藏传佛教调研组”一行去西藏学习考察，确实有很大收获。应该说，我们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是一种加持和积累福德，使我们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在新时代去“西天取经”取回真经来。当我们把更多的智慧与更深厚的慈悲融合起来时，我们的视野、观念、胸怀、心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和改善，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
就我们目前学习和探索阶段的认知，对佛教的思考和应用，大概可以分为六个方面：
形式巧设计，实质求真理；
人间是剧场，婚姻乃大戏。
超越小自我，融入大空间；
佛法妙转化，修行又赚钱。
真经一句话，依法不依人；
生命延间隔，灵魂得永恒。
成吉思汗把道学作为“仙命”来虔诚地遵从，忽必烈则是把佛教确立为国教，因此道学和佛教对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是产生特殊作用的，甚至对整个蒙古族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鄂尔多斯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文化，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的融合体。从蒙古族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作为众多宫殿还是忠诚部落，鄂尔多斯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或许正因为这种历史渊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提出成吉思汗文化概念，即成吉思汗以及后人在他的影响力下形成和创造的文化。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心灵领域的扩大与世界距离的拉近是同步的。成吉思汗之所以是天之骄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主要是因为扩大了心灵领域，拉近了世界距离。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来看，我们特别重视成吉思汗的三个之最：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三是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
对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的历史贡献，美国学者杰克·韦瑟福德认为，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他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交流，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蒙古帝国印制了世界上第一种国际通用的纸币。”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韦伯在谈到“货币和货币史”时说：直到13和14世纪以后（即蒙古族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随即走上银本位、金本位和复本位制的道路。西方从16世纪开始，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可见成吉思汗以及蒙古族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
成吉思汗以及蒙古族创造通用货币“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从而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而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如恩格斯所言，对资本和劳动“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是“透彻和精辟”的说明。由此即通过货币纽带和资本轴心，我们可以看到成吉思汗文化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必然联系。在生存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这种内在必然联系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对整个人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佛教有转世之说，道教也有《老子化胡经》的故事。在学习研究和具体应用佛教文化时，我们来一个“超然的幽默”也未必不可。按照某种内在逻辑，在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岁月如梭、历史更迭、穿越时空的世代轮回中，成吉思汗把道学作为“仙命”来虔诚地遵从，或许是因为他是老子的化身；忽必烈把佛教确立为国教，或许是因为他是释迦牟尼的转世。而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作出科学说明，或许是因为他是奠定资本基础的成吉思汗的化身，他们都活了66岁；恩格斯或许是忽必烈的转世，他们活了75和78岁。恩格斯像兄弟般支持马克思，或许是因为他们前世就是一家人，所以提出马克思理论不提恩格斯，提出成吉思汗文化不提忽必烈，谁都认为是很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在3个不同时代的3组6个人当中，相对来说，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都有严肃认真的特点；而释迦牟尼、忽必烈、恩格斯都有随性活泼的个性。例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其内在本质上是探寻真理，从容不迫，但是烧香、磕头以及天堂、地狱等形式和概念都是精细设计出来的“超然的幽默”；而恩格斯自白“喜欢的箴言：从容不迫”，“喜欢做的事：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或许因为中国人自己缺少而需要外来的从容不迫以及“超然的幽默”、“捉弄人和被人捉弄”的个性特色，所以古印度释迦牟尼的佛教实现了中国化，现代西方马克思理论也正在实现中国化。
总之，个性、情感、智慧、能量相似的人们，或许有某种优质文化基因可以穿越时空吸引、传递、接纳、重组、创新的特殊通道，这是可能的；而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地方的圣人、天才，最终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都是不受地域界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这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圣人、天才之间的转世是幻想故事，以佛教的用意就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出于慈悲和善意的奇妙编剧；而只有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才能成为圣人、天才，而且所有圣人、天才都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的化身，也由此才能形成“经”书，这是必然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的相同之处，即遵循自然法则。在中华文化中，老子道学是本土文化，释迦牟尼佛教和马克思理论是外来而实现中国化的文化，成吉思汗文化是走出去并实现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它们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的“四大金刚经”。它们既有空灵柔和、润物细无声的内在魅力，又有所向披靡、威震四方的精神魄力。它们的有机融合，是当代中国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
近年来，我们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研究课题，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也就是说，在中华文化的“四大金刚经”中，我们对三个有了一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忽必烈曾经确立的佛教这个国教，应该补上、补上，阿弥陀佛！2016年10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藏传佛教调研组”一行去西藏学习考察，确实有很大收获。应该说，我们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是一种加持和积累福德，使我们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在新时代去“西天取经”取回真经来。当我们把更多的智慧与更深厚的慈悲融合起来时，我们的视野、观念、胸怀、心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和改善，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
就我们目前学习和探索阶段的认知，对佛教的思考和应用，大概可以分为六个方面：
形式巧设计，实质求真理；
人间是剧场，婚姻乃大戏。
超越小自我，融入大空间；
佛法妙转化，修行又赚钱。
真经一句话，依法不依人；
生命延间隔，灵魂得永恒。
本文为《对佛教的思考与应用——兼谈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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