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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教的思考与应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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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教的思考与应用（1）
包海山
一般认为，春秋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儒、释、道。这三家的鼻祖是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他们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久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拜。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天意安排，他们同处公元前五百多年的一个时代。按出生前后排序，应该是老子、释迦牟尼和孔子，而人们习惯于说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把次序颠倒了。
在儒释道三家中，儒家关注的是表现形式，讲述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更多的人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它，也因此使孔子儒家排行老大；而释家和道家重视的是内在本质，探寻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所以只有少数有灵性有智慧的人们认识和应用它。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将更重视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曾经颠倒了的次序将会纠正过来，还原本来的道释儒，而在这过程中需要关键少数发挥重要作用。
道学与儒家有差别。从老子与孔子的学识、志趣和悟性来看，孔子对自己的弟子谈到老子使说：“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我们相信孔子说的是真话。孔子被称为是圣人，圣人都觉得老子探索宇宙奥秘的智慧是“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那么他的弟子们更是晕头转向是可以理解的。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结合两方面的因素来看，上士研究道德层次的文化、中士研究仁义层次的文化、下士研究礼仪层次的文化。注重表面形式上的繁文缛礼的文化，是下士探讨的礼仪层次的文化，很容易“忠信之薄”、“而愚之始”，而很难看到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不懂入道守德就无所谓仁义礼的哲理。相对来说，道学是探寻天道内在灵性的智慧，儒家是演示礼仪外在表现的常识。
道家与佛家很相似。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是秉承藏传佛教最优良的传承和教育，享誉世界，当今公认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一代藏传佛教导师之一，他“对《道德经》十分推崇”，觉得这部经意义深远，是中国最好的产品之一。认为《道德经》与《金刚经》很类似，深邃、广大、无穷无尽，只要做到“平等、顺其自然，就是真正在修禅定”。对于佛法与佛陀的关系，钦哲仁波切认为，佛教中地位最高的应该是实相或佛法，然后是传法的佛陀。这和道学中道法与老子的关系是相同的。
我们知道，老子道学也是无神论的哲学系统，老子从来没有神化过自己；而之所以从道学中演化出道教，老子被奉为太上老君，是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内心的迷茫困惑恐惧所造成的。道学与佛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李耳相似于悉达多，老子相似于释迦摩尼，太上老君相似于佛陀，道教相似于佛教，道法相似于佛法。说到底，我们可以确认两个事实：一是老子和释迦摩尼都是人，所以如恩格斯所言，“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的多，高尚的多，因为‘神’只不过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二是道法和佛法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只要意识到这两点，我们就可以证悟道学与佛学的内在本质。
钦哲仁波切认为：“中国元代的帝王，在佛法的弘扬上也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不太长的几个朝代，几个世纪以来，极度实用主义的中国人采用了儒家，而非佛家或道家。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因为即使是《道德经》的只字片语，都是无价的。儒家提供的是常识，因此实际的中国人喜好儒家；而道学和佛教提供的都是超越常识的智慧。它不能带来即刻的获利，但是如果中国人能看到拥抱智慧的长远利益，我有信心中国人会再度拥抱道学和佛教卓越智慧”。
非常奇妙的是，在不太多的几个朝代之一的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对道学和佛教特别推崇。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也足见道学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刻。而忽必烈则是把佛教确立为国教。可见蒙古人对道学和佛教的特别重视。
成吉思汗把道学作为“仙命”来虔诚地遵从，忽必烈则是把佛教确立为国教，因此道学和佛教对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是产生特殊作用的，甚至对整个蒙古族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鄂尔多斯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文化，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的融合体。从蒙古族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作为众多宫殿还是忠诚部落，鄂尔多斯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或许正因为这种历史渊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提出成吉思汗文化概念，即成吉思汗以及后人在他的影响力下形成和创造的文化。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心灵领域的扩大与世界距离的拉近是同步的。成吉思汗之所以是天之骄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主要是因为扩大了心灵领域，拉近了世界距离。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来看，我们特别重视成吉思汗的三个之最：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三是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
对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的历史贡献，美国学者杰克·韦瑟福德认为，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他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交流，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蒙古帝国印制了世界上第一种国际通用的纸币。”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韦伯在谈到“货币和货币史”时说：直到13和14世纪以后（即蒙古族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随即走上银本位、金本位和复本位制的道路。西方从16世纪开始，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可见成吉思汗以及蒙古族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
成吉思汗以及蒙古族创造通用货币“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从而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而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如恩格斯所言，对资本和劳动“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是“透彻和精辟”的说明。由此即通过货币纽带和资本轴心，我们可以看到成吉思汗文化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必然联系。在生存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这种内在必然联系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对整个人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佛教有转世之说，道教也有《老子化胡经》的故事。在学习研究和具体应用佛教文化时，我们来一个“超然的幽默”也未必不可。按照某种内在逻辑，在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岁月如梭、历史更迭、穿越时空的世代轮回中，成吉思汗把道学作为“仙命”来虔诚地遵从，或许是因为他是老子的化身；忽必烈把佛教确立为国教，或许是因为他是释迦牟尼的转世。而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作出科学说明，或许是因为他是奠定资本基础的成吉思汗的化身，他们都活了66岁；恩格斯或许是忽必烈的转世，他们都活了70多岁。恩格斯像兄弟般支持马克思，或许是因为他们前世就是一家人，所以提出马克思理论不提恩格斯，提出成吉思汗文化不提忽必烈，谁都认为是很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事情。相对来说，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都有严肃认真的特点；而释迦牟尼、忽必烈、恩格斯都有任性活泼的个性。例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其内在本质上是探寻真理，从容不迫，但是烧香、磕头以及天堂地狱等形式和概念都是精细设计出来的“超然的幽默”；而恩格斯自白“喜欢做的事：捉弄人和被人捉弄”；“喜欢的箴言：从容不迫”。或许因为中国人自己缺少而需要外来的从容不迫以及“超然的幽默”、“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捉弄人和被人捉弄”的个性特色，所以古印度释迦牟尼的佛教实现了中国化，现代西方马克思理论也正在实现中国化。
总之，个性、情感、智慧、能量相似的人们，或许有某种优质文化基因可以穿越时空吸引、传递、接纳、重组、创新的特殊通道，这是可能的；而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地方的圣人、天才，最终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都是不受地域界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这是必然的。在中华文化中，老子道学是本土文化，释迦牟尼佛教和马克思理论是外来而实现中国化的文化，成吉思汗文化是走出去并实现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的“四大金刚经”。它们既有柔和空灵、润物细无声的内在魅力，又有所向披靡、威震四方的精神魄力。它们的有机融合，是当代中国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
近年来，我们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研究课题，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也就是说，在中华文化的“四大金刚经”中，我们对三个有了一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忽必烈曾经确立的佛教这个国教，应该补上、补上，阿弥陀佛！2016年10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藏传佛教调研组”一行去西藏学习考察，确实有很大收获。应该说，我们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是一种加持和积累福德，使我们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在新时代去“西天取经”取回真经来。当我们把更多的智慧与更深厚的慈悲融合起来时，我们的视野、观念、胸怀、心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和改善，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
就我们目前学习和探索阶段的认知，对佛教的思考和应用，大概可以分为六个方面：
形式巧设计，实质求真理；
人间是剧场，婚姻乃大戏。
超越小自我，融入大空间；
佛法妙转化，修行又赚钱。
真经一句话，依法不依人；
生命延间隔，灵魂得永恒。
包海山
一般认为，春秋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儒、释、道。这三家的鼻祖是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他们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久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拜。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天意安排，他们同处公元前五百多年的一个时代。按出生前后排序，应该是老子、释迦牟尼和孔子，而人们习惯于说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把次序颠倒了。
在儒释道三家中，儒家关注的是表现形式，讲述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更多的人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它，也因此使孔子儒家排行老大；而释家和道家重视的是内在本质，探寻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所以只有少数有灵性有智慧的人们认识和应用它。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将更重视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曾经颠倒了的次序将会纠正过来，还原本来的道释儒，而在这过程中需要关键少数发挥重要作用。
道学与儒家有差别。从老子与孔子的学识、志趣和悟性来看，孔子对自己的弟子谈到老子使说：“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我们相信孔子说的是真话。孔子被称为是圣人，圣人都觉得老子探索宇宙奥秘的智慧是“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那么他的弟子们更是晕头转向是可以理解的。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结合两方面的因素来看，上士研究道德层次的文化、中士研究仁义层次的文化、下士研究礼仪层次的文化。注重表面形式上的繁文缛礼的文化，是下士探讨的礼仪层次的文化，很容易“忠信之薄”、“而愚之始”，而很难看到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不懂入道守德就无所谓仁义礼的哲理。相对来说，道学是探寻天道内在灵性的智慧，儒家是演示礼仪外在表现的常识。
道家与佛家很相似。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是秉承藏传佛教最优良的传承和教育，享誉世界，当今公认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一代藏传佛教导师之一，他“对《道德经》十分推崇”，觉得这部经意义深远，是中国最好的产品之一。认为《道德经》与《金刚经》很类似，深邃、广大、无穷无尽，只要做到“平等、顺其自然，就是真正在修禅定”。对于佛法与佛陀的关系，钦哲仁波切认为，佛教中地位最高的应该是实相或佛法，然后是传法的佛陀。这和道学中道法与老子的关系是相同的。
我们知道，老子道学也是无神论的哲学系统，老子从来没有神化过自己；而之所以从道学中演化出道教，老子被奉为太上老君，是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内心的迷茫困惑恐惧所造成的。道学与佛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李耳相似于悉达多，老子相似于释迦摩尼，太上老君相似于佛陀，道教相似于佛教，道法相似于佛法。说到底，我们可以确认两个事实：一是老子和释迦摩尼都是人，所以如恩格斯所言，“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的多，高尚的多，因为‘神’只不过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二是道法和佛法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只要意识到这两点，我们就可以证悟道学与佛学的内在本质。
钦哲仁波切认为：“中国元代的帝王，在佛法的弘扬上也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不太长的几个朝代，几个世纪以来，极度实用主义的中国人采用了儒家，而非佛家或道家。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因为即使是《道德经》的只字片语，都是无价的。儒家提供的是常识，因此实际的中国人喜好儒家；而道学和佛教提供的都是超越常识的智慧。它不能带来即刻的获利，但是如果中国人能看到拥抱智慧的长远利益，我有信心中国人会再度拥抱道学和佛教卓越智慧”。
非常奇妙的是，在不太多的几个朝代之一的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对道学和佛教特别推崇。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也足见道学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刻。而忽必烈则是把佛教确立为国教。可见蒙古人对道学和佛教的特别重视。
成吉思汗把道学作为“仙命”来虔诚地遵从，忽必烈则是把佛教确立为国教，因此道学和佛教对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是产生特殊作用的，甚至对整个蒙古族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鄂尔多斯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文化，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的融合体。从蒙古族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作为众多宫殿还是忠诚部落，鄂尔多斯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或许正因为这种历史渊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提出成吉思汗文化概念，即成吉思汗以及后人在他的影响力下形成和创造的文化。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心灵领域的扩大与世界距离的拉近是同步的。成吉思汗之所以是天之骄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主要是因为扩大了心灵领域，拉近了世界距离。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来看，我们特别重视成吉思汗的三个之最：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三是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
对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的历史贡献，美国学者杰克·韦瑟福德认为，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他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交流，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蒙古帝国印制了世界上第一种国际通用的纸币。”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韦伯在谈到“货币和货币史”时说：直到13和14世纪以后（即蒙古族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随即走上银本位、金本位和复本位制的道路。西方从16世纪开始，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可见成吉思汗以及蒙古族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
成吉思汗以及蒙古族创造通用货币“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从而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而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如恩格斯所言，对资本和劳动“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是“透彻和精辟”的说明。由此即通过货币纽带和资本轴心，我们可以看到成吉思汗文化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必然联系。在生存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这种内在必然联系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对整个人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佛教有转世之说，道教也有《老子化胡经》的故事。在学习研究和具体应用佛教文化时，我们来一个“超然的幽默”也未必不可。按照某种内在逻辑，在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岁月如梭、历史更迭、穿越时空的世代轮回中，成吉思汗把道学作为“仙命”来虔诚地遵从，或许是因为他是老子的化身；忽必烈把佛教确立为国教，或许是因为他是释迦牟尼的转世。而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作出科学说明，或许是因为他是奠定资本基础的成吉思汗的化身，他们都活了66岁；恩格斯或许是忽必烈的转世，他们都活了70多岁。恩格斯像兄弟般支持马克思，或许是因为他们前世就是一家人，所以提出马克思理论不提恩格斯，提出成吉思汗文化不提忽必烈，谁都认为是很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事情。相对来说，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都有严肃认真的特点；而释迦牟尼、忽必烈、恩格斯都有任性活泼的个性。例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其内在本质上是探寻真理，从容不迫，但是烧香、磕头以及天堂地狱等形式和概念都是精细设计出来的“超然的幽默”；而恩格斯自白“喜欢做的事：捉弄人和被人捉弄”；“喜欢的箴言：从容不迫”。或许因为中国人自己缺少而需要外来的从容不迫以及“超然的幽默”、“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捉弄人和被人捉弄”的个性特色，所以古印度释迦牟尼的佛教实现了中国化，现代西方马克思理论也正在实现中国化。
总之，个性、情感、智慧、能量相似的人们，或许有某种优质文化基因可以穿越时空吸引、传递、接纳、重组、创新的特殊通道，这是可能的；而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地方的圣人、天才，最终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都是不受地域界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这是必然的。在中华文化中，老子道学是本土文化，释迦牟尼佛教和马克思理论是外来而实现中国化的文化，成吉思汗文化是走出去并实现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的“四大金刚经”。它们既有柔和空灵、润物细无声的内在魅力，又有所向披靡、威震四方的精神魄力。它们的有机融合，是当代中国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
近年来，我们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研究课题，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也就是说，在中华文化的“四大金刚经”中，我们对三个有了一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忽必烈曾经确立的佛教这个国教，应该补上、补上，阿弥陀佛！2016年10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藏传佛教调研组”一行去西藏学习考察，确实有很大收获。应该说，我们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是一种加持和积累福德，使我们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在新时代去“西天取经”取回真经来。当我们把更多的智慧与更深厚的慈悲融合起来时，我们的视野、观念、胸怀、心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和改善，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
就我们目前学习和探索阶段的认知，对佛教的思考和应用，大概可以分为六个方面：
形式巧设计，实质求真理；
人间是剧场，婚姻乃大戏。
超越小自我，融入大空间；
佛法妙转化，修行又赚钱。
真经一句话，依法不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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