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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学必然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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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学必然会协同发展
——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三个创新
包海山
我们的研究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问题本身往往超越任何学科的界限，因此跨学科的地方学应运而生。学者认为，学科最原初的状态即是“一”，没有此学科与彼学科之分。之所以将此“一”分为“二”再化为“多”，是为了更好、更深入地了解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在更高层次上，需要超越学科的界限，进入无学科的反结构或共融状态，去探索外部自然和人类思维“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关心新学科的建立。事物的存在本身是以其内在规则而不是学科划分为据的，而我们的学科划分多是依据事物的表面现象进行的，例如“政治”、“经济”、“历史”、“人类”、“社会”等。这个意义上的跨学科，仍然是跨现象的学科，是表面事物的学科，而现象后面的规律探索（包括“问题”意识）才是超越性的、才是“去学科”的。
的确，没有不与社会、文化、生态发生密切关系的经济，也没有与经济、文化、生态无关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原本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是人们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才把它们分为单独的学科，而知识体系原本就是任何一处都不能打断的知识链条。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过程中，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细化和深入，会出现万种学科，需要跨学科研究；而随着认识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意识到回归自然的统一性，便能够达到去学科的境界，学科最终在同一个主题和目标下实现整合。跨学科的地方学，就是从认知“道”生万物，向“道法自然”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顺应这种系统性、整体性发展的必然规律，鄂尔多斯学研究有三个创新。
一是率先倡议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有了互相联系的组织形式。2005年，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倡议下，温州学、泉州学、潮州学、扬州学、徽学六家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第一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基地，目前会员单位有30家，还有一部分非会员单位，例如广州学、杭州学等也以不同方式经常参与相关活动。通过联席会的方式，把分散在各地的全国地方学研究机构以及海内外从事地方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和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发挥人才的聚集效应，形成合力，有组织地开展学术交流、互通信息、共享成果，把地方学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二是在草根网创建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有了交流互动的信息平台。2016年2月，在民间智库草根网建立的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首创，并且纳入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重点工作。我们把探索和研究中国学、各个地方学以及互联网思维和跨学科研究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刊载了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蒙古国等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和《如何思考和建构一门真正的中国学》、《时代的呼唤：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江苏高校召开“中国学”一级学科建设研讨会》等本土“中国学”研究成果和信息；刊载了北京学、上海学、重庆学、晋学、桂学、徽学、湘学、中国蒙古学、中国藏学、中国回族学、广西状学、新疆维吾尔学、香港学、澳门学、广州学、杭州学、西安学、成都学等40多个地方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初步构想和相关信息等，特别是把鄂尔多斯学研究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案例，用半年多时间把14年来围绕学科建设方面的150多万字的研究内容集中展现出来，可谓独树一帜。
三是首次组织各地方学共同开展课题研究，促进实质性的协同发展。每个地方学都既要立足当地，探寻特色，细化研究；又要跳出地方看地方，研究普遍规律。那么，跳到什么高度？各个地方学能不能跳到某一高度形成合作机制，共建地方学研究的“空间站”？这是值得每个地方学研究团体深入思考的问题。地方学研究需要广泛交流、深入合作、协同发展。每个地方学都是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而所跨的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又是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因此各个地方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就成为一种必然，而且是彼此联系、相互借鉴、整合资源、开拓市场的有效纽带和具体路径。我们应该寻找共性，从共同感兴趣、有必要合作的课题研究着手，以具体的课题项目共同促进中国地方学研究进入有实质性合作的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首次选择了两个课题，即侧重平行比较研究的《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注重整体与局部关系的《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目前愿意参与的有北京学、晋学、杭州学、泉州学、鄂尔多斯学等团体，准备选择具有鲜明特色和一定代表性的10个团体各自重点研究，其他团体简要介绍。
顺应知识大融通、智慧大融合的必然趋势，各个地方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是地方学，而中国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是中国学。中国是中国的各个地方组成的，中国学也会由中国的各个地方学组成，因此把中国学、地方学联系起来研究，就会视野宽、格局大、层次高。例如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教授的《历史与未来，中国学视角下的上海》，四川大学中国学中心副主任何一民教授的专著《成都学概论》等，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中国文化成为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的中国学也会不断融合发展；而本土中国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共同构建，将会成为“中国学”的主体。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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