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

                     包海山

       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古如歌（长调民歌）以及蒙汉艺术融合的漫汉调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享有“歌的海洋，舞的故乡”之美誉是恰当的。从全球视野来看，蒙古族长调民歌、短调民歌、呼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的长调民歌和呼麦已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最需要的是短调民歌也应该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在蒙古族短调民歌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我们在《鄂尔多斯民歌文化之旅》中，会把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研究作为重中之重。

       鄂尔多斯短调民歌与鄂尔多斯古如歌一样，首先是民族文化概念。有学者认为，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的形成年代应追溯到元代，是蒙古族鄂尔多斯人创造了大量的短调民歌。因为现今云南丽江地区的蒙古族(元代入滇的蒙古军团的后裔)的民歌风格，同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颇为近似，这说明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风格的形成，应上溯到元代。随着鄂尔多斯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城市文化的融合，我们现在所说的鄂尔多斯短调民歌，是这个地域、这座城市的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

       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结构短小、玲珑、精悍，句法整齐、节奏明朗有力，情绪欢快活泼，音乐形象鲜明，曲调优美动听。短调一般是两行，有韵的两句式或四句式，节拍比较固定。歌词简单，但不呆板，其特点在音韵上广泛运用叠字。短调民歌往往是即兴歌唱，灵活性很强。短调民歌在旋律中经常采用反向转位的手法，在六、七、八、九度远距离跳进现象十分常见。另外，有的歌曲尾部加进了衬句、衬词，从而丰富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的艺术表现力。

       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的创作特点采用无半音五声性旋法，以大二度、小三度音程连接作为旋律特征。短调民歌中采用五声调式，音级进行以大二度和小三度进行最为多见，旋律线多成驼峰式形状，即一个乐句或者乐节的高点位于中部。在流畅的级进旋律进行中，突然加入反向的转位。用甩音装饰旋律，一般为向上级进或跳进的音作为装饰。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多以五声音阶为主而构成。其中，由五声音阶构成的歌曲如《黑段子坎肩》、《阴山》等；六声音阶的歌曲也颇多，如《森吉德玛》、《山头》、《西召》等；也有七声音阶的歌曲，如《巴音杭盖》等。不论六声音阶还是七声音阶的歌曲，其中fa与si两个音在旋律中多以经过音的形式出现。

       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的歌词特点结构单纯，直抒胸怀，巧妙运用比兴手法。多采用上句起兴、下句点题的写作手法，上下句构成一个段落，表现一个完整的意思和情绪。歌词内容风趣、幽默、欢乐俏皮，充满调侃倾向。往往只抓住一个小小的点，来刻画出一幅幅生动的生活场景，来表达生活中的微妙情趣。

　　  一部蒙古族民歌史就是一部蒙古族的发展史。在浩如烟海的鄂尔多斯短调民歌中，记载着民众生活的方方而而。从赞美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反对清政府垦荒、斥责李鸿章引狼入室，到歌颂反帝反封建的独贵龙运动及新独贵龙运动的杰出领袖人物席尼喇嘛，以及歌颂共产党，歌颂改革开放。她就像是一部雄伟壮丽的音乐史诗，题材众多，丰富多彩，无不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客观反映，无不是鄂尔多斯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喜怒哀乐和奋勇斗争的真实记载。在这些民歌中，所反映出的精神折射出鄂尔多斯人追求进步、崇尚先进、反对黑暗、反对压迫、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想境界。

        在鄂尔多斯群众文化的土壤里，到处都洒落着民间艺术的珍珠，其中最耀眼并且能够把它有机地串联和整合起来的珍珠，就是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在鄂尔多斯，当蒙汉民族音乐融为一体时，蒙古族音乐会成为母曲。以具有综合艺术性的歌舞剧“森吉德玛”来说，如果“剧本是骨架、舞蹈是血肉、音乐是灵魂”，那么汉族语言支撑了这个骨架，而蒙古族音乐塑造了这个灵魂。在某种意义上，鄂尔多斯文化，在表现形式上汉化了，而内在灵魂里蒙化了，这也是蒙古族文化成为鄂尔多斯主体文化的原因。

　　    相对来说，科学知识靠自身学习来掌握，是脑子里的东西；文化基因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骨子里的东西。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蒙古族优质文化基因，最集中地体现在蒙古族民歌里。蒙古族民歌是天籁之音，是在辽阔草原自然形成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与鄂尔多斯蒙古人的生活习惯、情感世界、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等有关。曾经，有些牧民也许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但在他的言行中，或许处处表现着一种简练、坦然、机智，而这一切又往往都会体现在他所唱的民歌里；换句话说，包含着这些内容的民歌，影响和形成了他如此言行特点和生活习惯。如果说劳动和语言创造了人，那么对蒙古民族来说，似乎民歌与语言同等重要，因此在某种意义可以说，劳动、语言和民歌创造了蒙古民族。这也就决定了蒙古人的思维方式的独特性。

         地方学是在地方学文化研究基础上达到学科层次的知识体系。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鄂尔多斯民歌文化之旅》研究，将会涉及到音乐艺术、诗歌语言、民族历史以及生命科学等。说到底，民歌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而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自身的自然与外部自然的发展变化都有自然规律可循。从人的大脑结构来看，可以分为上脑和下脑两大部分。上脑是脑部最进化的部分，叫“有意识脑”，是大脑的高层统治者，负责智能活动，但它只是大脑潜能的冰山一角；而下脑是脑部较原始的部分，叫“潜意识脑”，是大脑的普通老百姓，它调控体温、血压、消化、情绪等最基本的生理活动，它是待开发的大脑主体部分。“有意识脑”又分为左脑和右脑，左脑负责数字、语言等逻辑思维，右脑负责音乐、图画等形象思维。人的脑电波频率左脑最快，右脑其次，下脑最慢。左脑高频率的逻辑思维是过滤器和监察者，当它放慢频率、放松监管，从而给予大脑更多民主和自由时，逻辑思维同形象思维以及潜意识一起合作，使人的情感、智慧、胆识以及直觉、预感、灵感、心灵感应等，得以综合性的自然表达和充分发挥。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天籁之音，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沟通交融，创造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是人的自身自然的协调平衡，从根本上完善着自身的自然条件。潜意识象“一个隐藏在心里深处的精灵”，它是“人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动力和源泉”。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文化，是人与自然交融的文化，是充分发挥人的自身潜能的文化，是迸发人的天然灵性的文化。

　　    音乐是世界通用语言。对音乐，我们可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物质方面来讲，巴赫、莫扎特、海顿等音乐大师，相信宇宙存在一种神圣的几何学，大自然以及人类身体，都是受一些既定的比值所管制，如果将这些比值用在建筑、艺术或音乐创作方面，便会和宇宙的生命力产生一种共振，因而它具有支持生命的影响力。其实，任何物质及能量都是一种振动。小至原子结构，大至银河星系，其振动的频率都是依据一定的比值，非常之数学化。研究显示，当人们听到17、18世纪欧洲音乐时，心率、脉搏、脑电波等均倾向与音乐节奏同步，因而变得缓慢及协调，血压也会保持更有利于健康的状态，这是由于作曲家希望创造一种理想的数学形式以及和谐感在作品里。他们对乐曲的节奏性、对称感、规律感、对比效果等非常讲究，像数学家一样严谨。从精神方面来讲，历代学者也有精辟论述：音乐是立身之本，在欣赏音乐中完成情性的修养。音乐为涵养内心之最重要工具；人能涵养内心，保持一种柔嫩之心灵，则其乐无穷。盖音乐之为物，实足转移人类恶浊之灵魂，使之清净纯洁，日益向上，而趋美化也。可见，音乐是一种振动，通过共振的效果，影响和加强生命的振动能量；音乐是一种修养，通过情感的交融，净化柔嫩的心灵。音乐是思想和情感的传递和交融，是信息和能量的沟通和转换，它是集自然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社会科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科学家钱学森夫人、音乐教授蒋英，在一次病愈后说，在病危中，一次又一次把她从死亡线上呼唤出来的就是音乐，是跳动的音符和优美的旋律，支撑着她的整个精神世界。我们认为，这不仅有情绪调节和自我暗示等心理作用，更为重要的，其实最终还是有某种振动形式的生命能量的转换。对人的生命本能来讲，音乐能够起到其他科学技术、思想意识、政策法规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音乐达到最高境界时，它就是对人的生命能量的振动和增强，就是直接对人的内在本质和自然天性的呼唤和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