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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鄂尔多斯学课题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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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鄂尔多斯学课题研究的思考
包海山
鄂尔多斯学研究14年，取得很大成绩，各方面打下很好的基础，现在具备条件更上一层楼，争取在研究方法和质量上都有所创新和提升，加快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进程。近期选择“鄂尔多斯文化之旅”和“中国地方学协同发展”两方面的课题项目，现在开始准备，2017年立项，争取2—3年陆续完成。
一、鄂尔多斯文化之旅课题项目
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达到学术层次的学科知识体系。就文化遗产而言，我市目前有6个项目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歌文化，包括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鄂尔多斯古如歌、漫瀚调、鄂尔多斯婚礼（主要特色之一就是集中展现着民歌风采）；二是历史文化，包括成吉思汗祭典、察干苏力德祭祀。以此为切入点，对鄂尔多斯文化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就是鄂尔多斯文化的一大创新，是构建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因此，我们以“鄂尔多斯文化之旅”为一个小系列，选择民歌文化、历史文化和创新文化三个研究课题。在旅游文化引领经济繁荣新时代，“文化之旅”就是通过讲好故事、做好学问，靠文化魅力引进来、走出去，在全球一体化中互动交流、融合发展。
1、《鄂尔多斯民歌文化之旅》
蒙古族敬天、敬地、敬自己，形成了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和谐文化，特别是蒙古族民歌乃融通自身自然与宇宙自然的天籁之音。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认为：“蒙古族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蒙古文化不仅过去有过惊天动地的雄伟史诗，到今天为止还以自己的歌声可以在全世界独占鳌头”。
正是这种全球化视野，才彰显蒙古族民歌的独特魅力。一个风驰电掣的马背民族，一种所向披靡的天之骄子心态，他们的音乐会表现出怎样的个性特色？蒙古族民歌作为一种优质的文化基因，怎样影响着蒙古人的精神世界？这些都是充满情趣和深刻内涵的研究内容。需要强调的是，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文化，可以在全世界独占鳌头的歌声，包括蒙古族长调民歌、短调民歌和呼麦，这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整体。目前，蒙古族长调民歌、呼麦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来蒙古族短调民歌也应该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换句话说，不管是否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蒙古族短调民歌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蒙古族短调民歌中，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经典性，她已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离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只差一步。如果通过我们的研究，促进它的实现，那么这也是确立《鄂尔多斯民歌文化之旅》课题项目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2、《鄂尔多斯历史文化之旅》
无论是众多宫殿还是忠诚部落，“鄂尔多斯”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从物质角度来看，先建造了宫殿，后来变成了八白室、陵园；从人文角度来看，从成吉思汗时期的近卫怯薛军，到成吉思汗去世后变成守护和祭祀他英灵的忠诚部落。成吉思汗创建的众多宫殿鄂尔多斯，是蒙古帝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指挥中心，很多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决策就出自当时发挥首都作用的鄂尔多斯，这可谓是鄂尔多斯的历史辉煌。
蒙古族不仅有游牧文明，也有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例如，蒙古人所建的哈剌和林、元上都、元大都，在当时都是举世瞩目的“草原皇城”、“国际大都会”。在蒙元帝国时期，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可谓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三代领导人，他们都有自己的首都。现在，作为蒙元帝国都城的固定城池及其称谓消失了、改变了，但是儿子窝阔台的哈剌和林遗址和孙子忽必烈的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当时作为爷爷成吉思汗亲自创建以及他去世后世代守护和祭祀他灵魂的“鄂尔多斯”依然存在，而且在成吉思汗生前眷恋之地鄂尔多斯，融合为当代新兴城市鄂尔多斯，这是非常神奇的现象。也就是说，儿子和孙子的首都成为了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而爷爷的首都“鄂尔多斯”虽然还没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是她历经数百年沧桑岁月、上万里迁徙应变，书写了很多具有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之后，现在依然是充满活力的一个群体，是潜力无限的一座城市，“鄂尔多斯”所传承和蕴含的文化魅力比哈剌和林遗址和元上都遗址要多得多。是否被列入目录是一回事，原本是不是世界文化遗产又是一回事。我们通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之旅》课题研究，使人们认识到“鄂尔多斯”是世界级文化遗产，这就足够了。
3、《鄂尔多斯创新文化之旅——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
对于鄂尔多斯文化建设来说，最具创新意义的是在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新的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使鄂尔多斯成为具有自己学科知识体系的地方。这将是鄂尔多斯最宏大、艰巨、长久、系统的文化建设工程。鄂尔多斯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功能是知识体系+应用服务，即应用学科知识体系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可见构建能够应用的学科知识体系是前提条件。我们不忘初心，不改初衷，坚持不懈，努力构建可以用来服务社会发展的学科知识体系。
鄂尔多斯无论作为地域、民族还是新兴城市，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换句话说，正因为意识到存在着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我们才能把鄂尔多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建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内在的系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近年来，通过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的比较研究，并努力有所集成创新，我们意识到，道、长生天、真理并不是哪个人的东西，它们只是称谓不同，探索、理解和应用的角度不同，而在本质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任何人的思想、理论乃至所有的学科知识体系，都只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而科学文化最终所揭示、反映、转换和体现的是在本体论层次上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它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发展变化，因此我们认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自然法则，它是学科建设的根基所在。
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要有根基，也要有抓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认为“再论资本”是构建和应用科学知识体系的一个抓手。就鄂尔多斯而言，存在房地产泡沫破裂、民间借贷资金断裂、煤炭价格波动以及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劳动就业、产业发展等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即“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以依旋转的轴心”。我们的发展遇到很多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它夺了整个世界本身的价值”时，这就成为人类所共同遇到的最大问题。当然，只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理论，就会发现，真正剥夺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价值的并不是钱，而是创造和使用钱的人，是人在劳动的异化中，剥夺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因此，我们“再论资本”，是“论”创造和使用“资本”的人本身的发展变化。把它作为一个抓手，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个新亮点。
二、中国地方学协同发展课题项目
每个地方学都既要立足当地，探寻特色，细化研究；又要跳出地方看地方，研究普遍规律。那么，跳到什么高度？各个地方学能不能跳到某一高度形成合作机制，共建地方学研究的“空间站”？这是值得每个地方学研究团体深入思考的问题。
今年参加由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联合主办的“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之后，北京学、晋学、杭州学、广州学、泉州学、鄂尔多斯学以及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等形成共识，即中国地方学研究需要广泛交流、深入合作、协同发展。每个地方学都是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而各个地方学所跨的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又是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因此各个地方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就成为一种必然，而且是彼此联系、相互借鉴、整合资源、开拓市场的有效纽带和具体路径。我们应该寻找共性，从共同感兴趣、有必要合作研究的课题着手。
1、《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
2016年2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在民间智库草根网建立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搜集到北京学、上海学、重庆学、香港学等40多个地方学的研究成果、初步设想、相关信息等，在有关资料中提到的还有武汉学、南京学、兰州学、台北学等很多。之所以出现很多跨学科的地方学研究，是因为科学研究已经进入跨学科行动这样一种大科学时代；换句话说，当进入跨学科行动这样一种大科学时代，对于每个地方来说，把新的跨学科知识体系称之为地方学似乎更恰当一些。
我们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问题本身往往超越任何学科的界限，因此跨学科的地方学应运而生。学者认为：在“学科”之名出现之前就已有“学科”之实。学科最原初的状态即是“一”，没有此学科与彼学科之分。人之所以将此“一”分为“二”再化为“多”，是因为人想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世界、社会及人类自身。学科最终在同一个主题和目标下实现整合。文化交融是不同学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过程，是跨学科研究的终极目标。也有学者认为：“去学科”是跨学科的高境界。跨学科还是基于学科的基础之上，它难以超越学科的界限，进入无学科的反结构或共融状态，去探索事物的深层规律而不是关心新学科的建立。事物的存在本身是以其内在规则而不是学科划分为据的，而我们的学科划分多是依据事物的表面现象进行的，不论“政治”、“经济”、“历史”、“人类”还是“社会”。这个意义上的跨学科，仍然是跨现象的学科，是表面事物的学科。其实，现象后面的规律探索（包括“问题”意识）才是超越性的、才可能是真正“去学科”的。
的确，没有不与社会、文化、生态发生密切关系的经济，也没有与经济、文化、生态无关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原本就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们只是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才把它们分为单独的学科，而知识体系原本就是任何一处都不能打断的知识链条。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过程中，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细化和深入，会出现万种学科；而随着认识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意识到回归自然的统一性，便能够达到去学科的境界。跨学科的地方学，就是从认知“道”生万物，向“道法自然”发展的必然产物。那么，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各个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共同做一个调查报告，其中选取10个具有代表性和鲜明特色的团体，各自总结其理论和实践概况，通过彼此交流、相互借鉴、比较研究之后，共同展现在一个平台上，合作完成一项课题研究。
2、《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
《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侧重的是平行的比较研究，而《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注重的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因为人、地、天最终都道法自然，所以总有一个巨系统包容了所有的系统。在这种回归自然以及科学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各个地方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是地方学，而中国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是中国学。中国是中国的各个地方组成的，中国学也会由中国的各个地方学组成。中国地方学的协同发展，将促进中国学的构建。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教授的《历史与未来，中国学视角下的上海》，四川大学中国学中心副主任何一民教授认为“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是时代的呼唤”，并著有《成都学概论》。他们把中国学与地方、地方学联系起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把中国学、地方学联系起来研究，就会视野宽、格局大、层次高，这是我们应该共同所追求的。
中国学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们可以把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理解为“中国学”。
目前，中国学主要有国外中国学和本土中国学。顺应知识大融通、智慧大融合的必然趋势，国外的“汉学”较快升级为“中国学”，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都有“中国学”。据有关资料，欧盟委员会已经注意到了欧洲中国学研究的分散状况，正着手研究相关框架协议，来促进欧洲各地机构的相互合作。在欧盟“伊拉斯谟”项目中，就专门设有一定的基金供各成员国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们相互访学和交流。另外，欧盟委员会正尝试建立起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学术网络，这项计划的资金投入预计高达250万欧元。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者，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担当，应该通过互动交流与协同发展来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国内的“国学”、“地方学”也升级和整合为“中国学”。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中国文化成为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的中国学也会不断发展，而本土中国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将会成为中国学的主体。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不管世界各国的中国学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什么人研究中国学，中国本身该什么样就什么样。我们认为，研究中国学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中国文化之根，如中国文豪鲁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都认为“中国文化之根在于道家”。准确地说，中国文化之根就在于老子道学所揭示的“道”即自然法则。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不仅是中国文化之根，其实也是世界文化之根。如果把人类文化比做一颗大树，那么世界各地文化是各具特色的枝干和树叶，而树根则是相同的。对于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来说，中国以及各个地方有相同的文化之根，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指导我们中国人思想的理论基础，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实质就是使人的劳动本质变成一种商品。我们就是要逐渐把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还原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是“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马克思：“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真正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合作，将会使中国地方学协同发展为中国学，而且使本土中国学与国外中国学也融为一体。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根基”与“抓手”，就是基于这种认识，希望在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中，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案例。
总之，鄂尔多斯学研究要“举社会之力，办大众之事”。从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来说，就是同创和共享研究成果。我们开放办会，公开研究课题，使研究会一百多专家、二百多会员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都有机会参与课题研究。以上5个课题项目，会有总负责人和课题组，其主要职责是发挥组织、协调、整合各种资源的作用。我们将注重两点：一是要保底，靠自身力量能够完成这些专著；二是不封顶，争取吸引、重组、整合社会各界更多的智力资源。人们的探索角度、思维方式、写作风格等是多样的，而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同一的”，因此我们确信有智慧、有能力使更接近于客观规律的研究成果，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对于构建学科知识体系来说，我们或许不知道自己能够创造什么，但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只要知道需要什么，就有可能汇集更多的社会力量把它创造出来，所谓“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作者：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兼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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