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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视野下的鄂尔多斯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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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视野下的鄂尔多斯学研究
包海山
“鄂尔多斯” 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是地理区域，二是宫殿与部落，三是新兴城市。从地理区域来看，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西、北、东三面黄河环绕即“黄河几字湾”以南，南面以长城为界的这个区域称鄂尔多斯，例如鄂尔多斯古海、鄂尔多斯盆地、鄂尔多斯草原等，都是对于这个地理区域的自然生态而言的。从蒙古族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鄂尔多斯是众多的宫殿与一个部落的形成、演变、融合的有机整体，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我们在本文的姊妹篇《草原丝绸之路与鄂尔多斯传奇》作了简要介绍和初步探讨。作为新兴城市，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盟设市，使作为众多宫殿、忠诚部落、神奇地域的鄂尔多斯与现代化城市鄂尔多斯融为一体，从而开启了更开放、包容、多元、和谐的鄂尔多斯新纪元。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是包括这些诸多含义的综合体，即鄂尔多斯文化的内涵丰富色彩，而鄂尔多斯学是在鄂尔多斯文化研究基础上达到学术层次的学科知识体系。
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教授在《中国地方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地方文化研究是地方学的根，是地方学的基础，而地方学是地方文化研究的‘升级版’，地方学除了地方文化研究，还有其更全面、更系统的全方位、多要素、立体化的地方研究内容”。鄂尔多斯学就是研究鄂尔多斯更全面、更系统的全方位、多要素、立体化内容的学科知识体系。
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第一个十周年之际，奇朝鲁会长总结过“十创”；相信在第二个十周年之际，还会总结出新的“十创”。鄂尔多斯学研究14年来，我们认为，相对而言，其中四个创新更具有深远而广泛的社会意义。第一个创新是创建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这是基础，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今后所有创新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创新是倡议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担任第一任轮值主席方，第二任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基地），为中国地方学研究的互动交流、整合资源、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这方面的作用现在已经逐步显现出来。第三个创新是促进“地方学研究+互联网”，例如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在民间智库草根网建立了“地方学研究”团体博客，在同一个平台上刊载了中国学、各个地方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使地方学研究信息、成果和思想的传播更加快捷和高效”，特别是把鄂尔多斯学研究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案例，用半年时间把14年来围绕学科建设方面的130多万字的研究内容集中展现出来，可谓独树一帜。第四个创新是在前三个创新基础上，与北京学等地方学研究团体合作，通过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平台，共同开展具体课题研究，为“互联网+学术生产”搭建平台、开辟路径，在跨学科、跨地域的系统性研究中，同创共享研究成果。
地方学研究包括在当地形成和创造的文化，也包括在当地融汇和应用的文化。我们不是为了构建学科而构建学科，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问题本身往往超越任何学科的界限，各地的问题也有相似性、连贯性，因此跨学科、跨地域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即地方学应运而生。鄂尔多斯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功能是应用学科知识体系，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可见，构建能够应用的学科知识体系是基础，是前提条件。对于构建学科知识体系来说，我们或许不知道自己能够创造什么，但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只要知道需要什么，就有可能汇集更多的社会力量把它创造出来。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正是有了通过构建学科知识体系，从而应用它来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现实问题，才使鄂尔多斯学研究有了上面所说的第四个重要创新，即通过互联网平台等路径，在公开、透明、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中，愿意与所有对课题项目感兴趣的有识之士，共同合作完成我们的研究课题。
一、鄂尔多斯学研究近期三个课题
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内蒙古文联主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荣誉会长阿云嘎就说过：鄂尔多斯学研究必然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仅是社会科学部分的内容也将会有至少20个以上的分支，而从这些分支中再细分下去，其规模和范围将十分可观。我们要寻找出一个角度、切入点或者方向，要有一个“核心”，把所有这些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
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数量的问题。从数量来看，仅社会科学部分至少20个以上的分支，再细分下去至少50个以上；而自然科学部分，包括农、林、牧、水、气象、生态等，再细分下去也至少50个以上。如果每跨一个分支学科就要有一部专著，那么，鄂尔多斯学作为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至少有100部专著。另一个是质量的问题。要解决质量问题，就必须有一个根基，有一个核心，把所有这些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那就是认识和把握所有学科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而人类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与整个自然界遵循着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一点，我们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才成为可能。
对于构建鄂尔多斯学科学知识体系来说，如果以30年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来看，那么现在已经过去了14，打下很好的基础，而未来16年也任务艰巨，需要“更加快捷和高效”的研究方法和合作平台，到了能出更多成果的时候。可以说，积极运用互联网平台，同创共享学术研究成果是鄂尔多斯学更加快捷和高效地构建和应用学科知识体系来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我们准备用3至5年时间，完成“鄂尔多斯文化之旅”系列3部专著，即鄂尔多斯“民歌文化之旅”、“历史文化之旅”、“创新文化之旅”。我们将注重两点：一是要保底，靠我们自身力量能够完成这些专著；二是不封顶，争取吸引、重组、整合社会各界更多的智力资源。人们的探索角度、思维方式、写作风格等是多样的，而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同一的”，因此我们确信有智慧、有能力使更接近于客观规律的研究成果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1、《鄂尔多斯民歌文化之旅》
鄂尔多斯市目前有6个项目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鄂尔多斯古如歌、鄂尔多斯婚礼、漫瀚调、成吉思汗祭典、察干苏力德祭祀。其中3项是民歌，而鄂尔多斯婚礼的一个特色也是集中展现着民歌风采，可见鄂尔多斯民歌在鄂尔多斯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从全球视野来看，我国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认为：“蒙古族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蒙古文化不仅过去有过惊天动地的雄伟史诗，到今天为止还以自己的歌声可以在全世界独占鳌头”。
其实，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文化，可以在全世界独占鳌头的歌声，包括蒙古族长调民歌、短调民歌和呼麦，这是一个有机整体。目前，蒙古族长调民歌、蒙古族呼麦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来蒙古族短调民歌也应该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换句话说，不管是否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蒙古族短调民歌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经典型。一个风驰电掣的马背民族，一种所向披靡的天之骄子心态，他们的音乐会表现出怎样的个性特色？鄂尔多斯民歌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怎样影响着鄂尔多斯人的精神世界？这些都是充满情趣和深刻内涵的研究内容。
2、《鄂尔多斯历史文化之旅》
作为地域的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有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其中蒙古族鄂尔多斯历史文化更具神秘色彩和传奇故事。例如，“草原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而成吉思汗创建的众多宫殿鄂尔多斯是蒙古帝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指挥中心，很多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决策就出自当时发挥首都作用的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众多宫殿演变为八白室、陵园，精锐的近卫部队演变为守护和祭祀英灵的忠诚部落。总之，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鄂尔多斯”，在草原丝绸之路历经数百年沧桑岁月、上万里迁徙应变之后，最终来到成吉思汗生前眷恋之地鄂尔多斯，融合为现代化城市鄂尔多斯。历史上的鄂尔多斯部落，不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而是以职业关系为纽带组合在一起的社会群体；现在，不分民族、不分职业，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地域、这座城市的人，都是鄂尔多斯人。这是非常神奇的现象。
在文化研究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其主要特征是不局限于事物的表现形式，而是研究探讨内在本质规律。阿云嘎在《读<成吉思汗箴言选辑>后所想到的》中认为，蒙古高原上成吉思汗的崛起和成吉思汗的征服，是顺应了社会和时代需要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他的功绩不仅在于摧毁了旧的格局，更在于建立了新的秩序。何为长生天的力量？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或者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主张“以诚敬天”，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成吉思汗主张各种宗教平等共处，这表明他的文化理想。他要建立一个各种宗教、各种文化平等共处，相互补充，共同繁荣的新秩序。再加上“诚信”的理念（众所周知成吉思汗十分强调诚实、忠诚，对不诚实的现象深恶痛绝），再加上“大扎撒”所体现的理念，我们大致可以概括成吉思汗建立新秩序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崇尚自然，统一和谐，相互补充，依法治理。
可见，成吉思汗之所以成为一代天骄，是因为他顺应和借助了长生天的力量即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且建立了共同繁荣的新秩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员往来、商业流通、信息交流等等。成吉思汗扫除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疆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了畅通的运输线和通讯联络线，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把辽阔领域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在资本、土地和劳动这经济“三位一体”中，如果按土地面积来计算，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当时，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都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是蒙古人为通向新时代平铺了道路，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三是给予世界旋转的最初的动力。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而成吉思汗“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在蒙元时期，蒙古民族创造国际通用纸币，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这三个之“最”，是“草原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的重要原因所在。
3、《鄂尔多斯创新文化之旅——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
对于鄂尔多斯文化建设来说，最具创新意义的是在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新的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使鄂尔多斯成为具有自己学科知识体系的地方。这也将是鄂尔多斯最宏大、艰巨、长久、系统的文化建设工程。
“鄂尔多斯”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相对而言，文化研究注重的是成吉思汗做过什么、怎么做的，而学术研究是在此基础上探讨他为什么做这些，重点是他遵循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点。规律是否客观存在是一回事，能否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鄂尔多斯无论作为地域、民族还是新兴城市，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换句话说，正因为意识到存在着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我们才能把鄂尔多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建系统性的新的学科知识体系。近年来，通过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的比较研究，并努力有所集成创新，由此我们意识到，道、长生天、真理并不是哪个人的东西，它们只是称为不同，探索、理解和应用的角度不同，而在本质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可以统称为自然法则。马克思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其实，任何人的思想、理论乃至学科知识体系，都只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而科学文化最终所揭示、反映、转换和体现的是在本体论层次上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它是普遍的，为大家所有；它不仅占有马克思，而且占有任何人。自然法则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发展变化，因此我们认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的根基所在。
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要有根基，也要有抓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认为“再论资本”是构建和应用科学知识体系的一个抓手。就鄂尔多斯而言，房地产泡沫破裂、民间借贷资金断裂、煤炭价格波动以及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劳动就业、产业发展等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当我们理解了恩格斯所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以依旋转的轴心”时，就能够把很多相关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在一个系统内统筹考虑问题。我们的发展遇到很多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马克思说：“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它夺了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时，这就成为人类所共同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当然，只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理论，就会发现，真正夺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价值的并不是钱，而是创造和使用钱的人，是人在劳动的异化中，夺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因此，我们“再论资本”，是论创造和使用资本的人本身的发展变化，这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个亮点。例如，在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中，第一部分是“比较研究，探索规律”，这是根基；第二部分是“集成创新，再论资本”，这是抓手；第三部分是“创建学科，服务社会”，这是目的。我们将在此基础上，在更大的范围，汇集更多的智慧，更加快捷和高效地推动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二、在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平台开展的两个课题
“一带一路”首先是地域和海域的空间概念，当它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时便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曾经，“丝绸”是“一带一路”形象而标志性的产品，而现在更注重的是整个经济和文化的互联互通、融合发展，是要构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在G20杭州峰会期间，马云认为我们不仅有丝绸之路，还会有电商之路。作为文化和学术研究者，我们认为还会有文化之路、学术之路，而且文化和学术会成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灵魂。当初创立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就是要创建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并且应用它来为社会发展服务。我们不忘初心，不改初衷，坚持不懈，努力构建可以用来服务社会发展的学科知识体系。当我们探讨“一带一路”时，不仅是要去解释其战略意义，不仅要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而更重要的是看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看我们怎样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在“一带一路”发挥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杭栓柱主席在今年区直社科类社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自治区社科联鼓励支持社团跨界、跨学科、跨地域的大型学术活动，促进社团学术能力建设；推动面向大学科领域社团集群发展，促进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支持社科类社团积极参与和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发出我们的声音，唱响我们的旋律。
我们认为，相对而言，更容易跨界、跨学科、跨地域、集群发展的学科，就是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地方学。每个地方、每个国家，都是地球自然村的组成部分，而很多地方和国家都有地方学、国家学。在“一带一路”国内重点省份中有上海学、重庆学、成都学、西安学、杭州学、广州学、武汉学、泉州学、鄂尔多斯学等很多地方学，而在“一带一路”最大的学科是“中国学”。一方面，中国是由中国的各个地方组成的，中国学也包含着中国的各个地方学；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蒙古国等很多国家有“中国学”，还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有“中国学”。据有关资料，欧盟委员会已经注意到了欧洲中国学研究的分散状况，正着手研究相关框架协议，来促进欧洲各地机构的相互合作。在欧盟“伊拉斯谟”项目中，就专门设有一定的基金供各成员国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们相互访学和交流。另外，欧盟委员会正尝试建立起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学术网络，这项计划的资金投入预计高达250万欧元。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者，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担当，应该通过互动交流与协同发展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北京学研究基地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等地方学研究团体合作，通过“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平台，共同完成两个课题。
1、《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学研究》
顺应知识大融通、智慧大融合的必然趋势，国外的“汉学”较快升级为“中国学”，而国内的“国学”还没有升级为“中国学”。也就是说，国外的中国学比本土中国学发展更快，现在特别需要本土中国学的构建发挥后发优势，后来居上。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中国文化成为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的中国学也会不断发展，而本土中国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将会成为中国学的主体。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不管世界各国的中国学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什么人研究中国学，中国本身该什么样就什么样。我们认为，研究中国学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中国文化之根，二是指导中国人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文豪鲁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都认为“中国文化之根在于道家”。准确地说，中国文化之根就在于老子道学所揭示的“道”即自然法则。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不仅是中国文化之根，其实也是世界文化之根。如果把人类文化比做一颗大树，那么世界各地文化是各具特色的枝干和树叶，而树根则是相同的。正因为人类文化同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所以对这种必然规律，中国人可以认识，外国人也可以掌握，例如马克思就认识和揭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构建学科知识体系来说，是什么地方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是否认识和把握了客观规律。
之所以指导我们中国人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如邓小平所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是指导中国人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构建中国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学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构建中国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们可以把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理解为“中国学”。
文化之根、理论基础，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接地气的客观现实：“道”作为中国文化之根，它植根于中国的每一个地方；“真理”作为构建中国学的基础，它作用于中国每个地方学的学科建设之中。因此，中国学和各个地方学研究者需要密切合作，共同开展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对于鄂尔多斯学的构建和应用来说，老子道学使我们明确了“根基”是自然法则，马克思理论使我们看到了“抓手”是不断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逐渐把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还原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地方学研究不是为了刻意突显自己，而是为了顺利融入整体。我们努力把鄂尔多斯学研究自觉地融入中国学学科建设的有机整体之中，从而使鄂尔多斯学研究在中国学学科建设中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案例。
4、《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
对于构建本土中国学来说，中国各个地方学的交流合作、协同发展发展将会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换句话说，中国各个地方学的交流合作、协同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层次，就会融合为具有内在必然联系的本土中国学。每个地方学都是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而各个地方学所跨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本身又是一个系统性学科。以经济学为例，北京学、上海学、广州学、杭州学、鄂尔多斯学等所跨的都是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学科体系。而且，各个跨学科的地方学之间，也会跨学科研究。
广州市人大副主任、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嘉极说：“我还希望有广州以外的专家也有兴趣参加广州学的研究，只有当不仅仅是广州人、广东人在研究广州学的时候，广州学的研究方真正成功了”。北京学研究者张勃认为：虽然地方在空间分布上是固定的，但是地方上的人是活动的，人的活动是完全可以超越地方的，甚至可以超越国际，而地方是经由人的活动才得以形成，因此研究活动的人是地方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处于关系网络中的地方的科学研究来说，仅有当地学者的参与是不够的。地方学研究需要自观和他观、内观和外观的结合，需要当地学者与外地学者的交流和联动。如果不同地方学的学者一方面注重本地地方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问题，同时加强不同地方学之间的交流沟通，并思考具有一般意义的地方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那么地方学的美好未来就是可以期待的。
由此可见跨学科的地方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的必然性。学者认为：在“学科”之名出现之前就已有“学科”之实。学科最原初的状态即是“一”，没有此学科与彼学科之分。人之所以将此“一”分为“二”再化为“多”，是因为人想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世界、社会及人类自身。由于科学研究已经进入跨学科行动这样一种大科学时代，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有对跨学科研究的恰当理解和正确态度。学科最终在同一个主题和目标下实现整合。文化交融是不同学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因为学科间的任何互动都有文化的因素参与，但真正的文化交融又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过程，是跨学科研究的终极目标。也有学者认为：“去学科”是跨学科的高境界。跨学科还是基于学科的基础之上，它难以超越学科的界限，进入无学科的反结构或共融状态。所谓去学科，就是摈除一切学科标准的干扰，进入一种超越的状态，从而开启人类的智慧和思维，去探索事物的深层规律而不是关心新学科的建立。简单说，事物的存在本身是以其内在规则而不是学科划分为据的，而我们的学科划分多是依据事物的表面现象进行的，不论“政治”、“经济”、“历史”、“人类”还是“社会”。这个意义上的跨学科，仍然是跨现象的学科，是表面事物的学科。其实，现象后面的探索（包括“问题”意识）才是超越性的、才可能是真正“去学科”的。
的确，没有不与社会、文化、生态发生密切关系的经济，也没有与经济、文化、生态无关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原本就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们只是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才把它们分为单独的学科，而知识体系原本就是任何一处都不能打断的知识链条。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过程中，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细化和深入，会出现万种学科；而随着认识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意识到回归自然的统一性，则是能够达到去学科的境界。跨学科的地方学研究，就是在认知“道”生万物向“道法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
地方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是彼此联系、整合资源、开拓市场的纽带和路径。去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勇带队，去参加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年会；今年，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党组副书记、主持工作的江山舞副主任带队，来参加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举办的研讨会。双方都希望加强两会、两市联系，共同探索智库建设和地方学发展新路径等问题。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树立了打造具有国际特征、中国特点、杭州特色的城市学学派和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城市学智库两大目标，其实力包括两院院士参与的专家团队，目前在中国城市学、地方学界可谓首屈一指。鄂尔多斯需要杭州智慧，杭州智慧需要在全国各地发挥作用。那么，怎样有效对接？我们认为应该寻找共性，从共同感兴趣、有必要合作研究的具体课题着手。例如，《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学研究》和《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这是每个地方学都要面对的课题。再过一个月，广州学考察团也准备专程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学习交流，我们也会谈这两个课题。
根据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和北京学研究基地有关领导的意见，以上两个课题项目的筹备小组已经开展了前期准备工作。目前我们搜集到的有研究成果、初步设想、相关信息的地方学、民族学有43个，例如北京学、上海学、重庆学、晋学、桂学、徽学、湘学、中国蒙古学、中国藏学、中国回族学、广西状学、新疆维吾尔学、香港学、澳门学、广州学、杭州学、西安学、成都学等，另外在有关资料中提到的地方学还有浙学、武汉学、南京学、兰州学、台北学、金门学、安阳学、河西学、关东学、泰山学、闽南学、青岛学、开封学等很多。我们准备选取8个具有特色和代表性的研究机构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完成以上两个课题研究。
据有关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依托世界中国学论坛而建立。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自2010年起，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由此升格为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为推动论坛朝长期化、机制化、高端化方向发展，中国学研究所于2012年3月正式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胡键研究员认为：中国的自信不只是要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更需要有学术自信。构建中国话语，首先要有学术自信。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越来越注意到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学术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只有尊重自己传统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中国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学术自信。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教授写了《历史与未来，中国学视角下的上海》一文。其实，每个地方学都应该在中国学视野下来研究。例如，《成都学概论》的作者何一民教授，是四川大学中国学中心副主任，他就认为“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是时代的呼唤”。的确，把中国学、地方学联系起来研究，就会视野宽、格局大、层次高，这是我们所共同追求的。
总之，鄂尔多斯学研究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高效服务，在更大的社会空间发挥作用，构建有价值的学科知识体系是基础，是前提条件。我们将多渠道汇集更多的智慧，加快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
参考资料：
《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包海山著，九州出版社，2015.5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本文为提交“一带一路”与鄂尔多斯发展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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