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资本基础上的现代家庭与人的自身生产

             资本是人所创造出来的，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是人所赋予的，因此我们再论资本，说到底就是再论创造和使用资本的人本身。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起决定的作用”（《马恩全集》二十六卷【1】300页）。由此可见，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只有对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起决定作用，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才通过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起决定作用。

             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资本使劳动的物质产品异化，而物质产品的异化是人的自我异化的表现。如果说物的异化显而易见，生产物质产品的生产具有明显的资本属性，那么人的自我异化则是相对隐形的。现代家庭以及人自身的生产在无形中存在着资本关系。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马恩选集》四卷2页）。因此，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历史发展阶段，人的异化同时表现在劳动和家庭这两个方面。

　　        劳动的发展阶段与家庭的发展阶段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作为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同时制约着人类社会是否还需要资本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决定性因素“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两个方面，即“劳动的发展”和“家庭的发展”是有机整体的同步发展阶段。因此，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家庭以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生活资料是私有制的时候，这个社会实质上是私有制，必然会存在资本关系。

                        第一节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活资料的私有制

            金钱和资本是私有制的产物。只有我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你的东西不是我的东西的时候，才需要用金钱作为抵押品来交换，而真正共同所有的东西就不存在买卖关系。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往往忽略个人家庭和生活资料的私有制。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家庭以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生活资料是私有制的时候，这个社会实质上是私有制，必然会存在资本关系。而且，在生活资料私有制的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也是分为很多层次、很多环节的，例如所有权、占有权、处置权、使用权等等。

             我国著名哲学和经济学研究者艾丰在《中介论》中谈到“国家所有，国家经营”时说：日常代表国家的只能是政府，于是国家所有就成了政府所有；而政府是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于是政府所有又分割成了中央政府所有和地方政府所有；而中央政府又是由各个部门组成的，于是中央政府所有又成了部门所有；一个部门管那么大的行业，必然又要做若干的划分，于是部门所有又变成了小部门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在理论和文件中看到的“全民所有”这个无比神圣的大字眼，在实际生活中看不到了，看到的只是“局长所有”、“处长所有”······全民都不感到自己的所有，而那个实际支配着国家财产的人，就是那个部长、局长、处长等也不感到自己的所有。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全民所有的东西却无人感到自己所有，全民负责的东西却实际上无人负责。

             当占有权、处置权、使用权等等都与社会大众无关时，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也与社会大众无关。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包括衣食住行以及抚养孩子、赡养老人等生活资料的使用，都是私有制。因此，在名义上全民所有，而实际上少数人具有占有权、处置权、使用权时，他们很容易把名义上全民所有的财富，处置和转化为实质上的私有生活资料。只要人们的身份、地位、权力以及利益各不相同，那就会产生特权，而特权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和条件。

             由于存在少数人具有占有权、处置权等特权，使公有与私有界限模糊的情况下，从廉政和反腐的角度来看，限制特权并改革制度的笼子本身尤为重要。马克思说：“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才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别人吧？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这样就转移了表明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我们只有看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并存的客观现实，看到少数具有特权的人对名义上全民所有的财富具有占有权、处置权、使用权，才能研究探讨更加理性客观的制度设计，而不局限于作为个体去打“老虎”、拍“苍蝇”。

             我们应该清楚，无论在情感和思想意识上怎样超脱，每一个人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历史条件下，党政领导、公务员、军队等任何人的劳动都是雇佣劳动，都具有资本属性。他们的劳动价值是以工资形式体现出来的，因此会扮演两种角色，如马克思所言：“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马恩选集》二卷121页）。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在形式上扮演呼风唤雨、人上人的角色，而在本质上也被他所贪污受贿的资产所奴役，在内心深处里的忐忑不安中，在人妖之间充当着纸老虎、臭苍蝇的极卑微的角色。有些人或许今天还在台上讲话，明天或许就得去蹲监狱；而犯罪的根源是自私贪婪，一般都是为了私人家庭。

             分配和占有财富有特权，而对财富的实际需求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仅”（《马恩全集》三卷637页）。

             在生产、分配、消费的有机整体中，从分配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包括各具特色的“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纯粹以经济的考虑所支配，按劳动能力和创造利润来计报酬；共产主义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实现按需分配；而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实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如恩格斯所言：“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44页）。那种分配方式，必然促进从按劳取酬向按需分配的制度转型升级，使教育、医疗、住房、公共交通以及每个人有尊严地就业并且得到全面发展等，都成为社会公共事业；而私人家务劳动变成社会公共服务行业，是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活资料私有制矛盾的有效途径。

             来源：《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包海山著，九州出版社，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