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历史任务

                 资本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根据马克思所谈的有关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历史任务等基本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探讨，努力提出一些比较系统的新的观点。

                                  第一节   资本的基础

　　          之所以存在资本，有其存在的条件和基础。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马恩选集》一卷284页）。由此可见，资本的基础是竞争。

　　         那么，作为资本基础的竞争是什么？恩格斯说：“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马恩全集》二卷359页）。“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马恩全集》二卷304页），“正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马恩全集》一卷612页）。

　　         这不是要不要竞争的问题，而是看是否还存在利益对立的问题；只要利益对立，竞争是必然的。说到底，现代社会存在着身份、地位、利益的差别和对立，人们才会通过竞争来改变社会地位、满足自身利益。因此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因此一切以保存私有制为前提同时反对自由竞争的措施，都是反动的，都有恢复私有制的低级发展阶级的趋势”（《马恩全集》四卷302页）。

　　        我们在末端反对竞争，倒不如在源头找到和促成更多利益的一致性，并使人们普遍意识到利益的一致性，从而使竞争意识淡化并最终自然消失。竞争可以提高创造力，而合作可以提高更大的创造力。在各种利益冲突中，或许很难为了提高创造力从竞争转向合作，但可以从“提高核心竞争力”，向既不排斥竞争但更需要合作的“提高核心创造力”转型。随着这种人们的思维方式、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的改变，就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基础。

　　         相对而言，物质形态的产品具有独占性、排他性、消耗性、竞争性，而信息形态的文化产品具有共享性、包容性、传承性、合作性。因此，只有在共享和合作中才能无限增值的科学文化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时，特别是随着科学文化的一体化协调发展，并构建“全球脑”，人类意识到并且自觉追求利益的一致性时，竞争就会淡化、消失，而合作共享就会成为时代的主流。目前竞争普遍存在，这与物质条件、生产方式和生存环境等有关，也与内心涵养、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等有关。

　　        “资本”是由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而“劳动”是现在直接的活劳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既包括过去别人劳动积累起来的资本，与现在不同的人的直接的活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过去自己劳动积累起来的资本，与现在自己的直接的活劳动之间的关系。同一个人，他既可以执行和管理资本，同时也是直接的活劳动。一旦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会有新的更全面的认识。

              对劳资关系以及劳动者之间的竞争，马克思说：“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工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工人的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工人的分散状态之所以造成并继续存在，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马恩全集》十六卷220页）。对此，我们应该有新的探索和理解。

　　          一、劳资之间“缔结协定”，并不是现在直接的活“劳动”与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资本”之间缔结协定，而是现在同时代直接的活劳动之间缔结协定，既包括现在货币资本家与执行管理职能的资本家之间缔结协定，也包括现在执行资本管理职能的活劳动与从事直接生产的活劳动之间缔结协定。因此，劳资之间完全有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特别是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成为执行全新的社会“资本”管理职能的专“家”时，他缔结协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在公平条件下为所有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共同谋取更大的幸福。

                  二、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是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在内的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力量；而根据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可分离性，工人并不是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也可以通过持股和买股票等形式与资本家共同实现社会资本的人格化，因此他们的分散状态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纽带连接起来，与社会资本共同形成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

                  三、以上这两个事实决定了，工人之间不仅可以避免竞争，而且可以合作；不仅是工人之间可以合作，而且工人和执行“资本”职能的专“家”之间也可以真诚合作。特别是当自己是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资本的执行和管理者，同时又是现在直接的活劳动者时，劳资关系就是自己现在能够不断创造高价值的活劳动与自己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资本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客观事实决定了，我们可以促进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从而使竞争这个资本的基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第二节   资本的目的

                  资本的目的是生产利润，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说：“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式，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所以在“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马恩选集》二卷464～465页）。

　　          资本的这个目的，说到底是使用资本的人本身的目的，这与整个时代的目的有关。恩格斯说：“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马恩选集》四卷177页）。人们在贪婪的物质欲望追求中，把自身内在本能的需要扭曲了，使满足社会需要与生产资本利润成为相互对立的矛盾。

　　          在商品社会，人们根据价值的二重性，通过创造使用价值来满足需要，通过追求交换价值来生产利润，而对于满足鄙俗的贪欲来说生产利润是第一位的。例如对于房地产老板来说，他并不真正关心房子的使用价值，之所以生产使用价值，“只不过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这一点在鄂尔多斯市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民间借贷的资金断裂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目前一个几十万人口的东胜区，闲置和停建的楼房就有数万套，投资这些楼房的目的都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盲目的利润欲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最终变成金融危机，成为风险隐患。也就是说，鄂尔多斯的房地产出现问题，这不是能不能满足社会现实需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生产利润的问题。

　　          鄂尔多斯楼房能不能卖出去，也“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利润的需要所决定的”；当然，消费者的想法和决定是以他的现实需要和消费能力为基础的。现在鄂尔多斯的楼房供给，远远超过有消费能力的人们的现实需要，而真正有现实需要的人们又没有消费能力。商品房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消费者的想法和决定是以他的需要和资金为基础的。有的人买大房子、有的人买小房子、有的人买不起房子，这种差别就是由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所决定的。

　　         在商品社会，仅就交换价值而言的按劳报酬，是在大的方面，少数人对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资本以及天然支持系统所提供的社会公共资源不公平占有的基础上，只是在小的方面，对大多数现在直接的雇佣活劳动所创造的利润部分的分配。马克思认为，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其进行生产的那个生产中的地位，“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作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和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马恩全集》十二卷746页）。可见，当先于生产的分配，使少数人已经占有了作为独立生产要素的资本和资源时，劳动者主体“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作雇佣劳动”，这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贫富差距，而且进行了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分配。

　　         对各种资源的不公平占有现象，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李强在《政策变量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调整》一文中说：“各地的矿产特别是煤矿私有化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地方搞所谓改革，将煤矿承包给私人矿主，其中掺杂了很多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一些人廉价甚至免费获得了全民或国家的矿产资源，然后再到市场上出售，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富了一批人。煤矿主成了今日中国引人注目的富人群体。矿产资源如此不公平的配置，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两极分化式的”。

　　        如果说经济资源的占有是有形的，那么组织资源的占有是无形的。研究者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作为区分的三个标准。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在当前中国社会各大阶层中，失业、无业人员处于最底层，而国家干部的位次最高，究其原因在于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这种最重要的资源价值不是按劳取酬，不是公开公正的市场化运作，而是靠政治权利获取。这是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只要加强简政放权的力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能够营造相对公平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相对而言，富裕地区的穷人比贫困地区的穷人更难过。马克思说：“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去衡量的”（《马恩全集》六卷492页）。

　　         财富增长与社会公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财富增长不一定能够提高人们的幸福感，而社会不公平肯定会增加人们的痛苦。鄂尔多斯居民的贫富差距很明显。在资本盲目生产利润的欲望和冲动面前，政府协调社会力量来满足居民现实需要的能力不够。走在东胜区大街小巷，就会感觉到，一方面数万套闲置和停建的楼房变成了“黑窟子”，人们不能居住，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居民、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在简陋的平房而且相当一部分是租用的。2013年，据中国新闻网报道，“6月30日，鄂尔多斯东胜区突降暴雨和冰雹，降雨量达71毫米，引发城市内涝，造成部分建筑墙体倒塌，低洼处平房浸水等严重灾害。其中东胜区3个镇、12个街道办事处不同程度受灾；共造成塌方79处，374户、979人受困。在救灾过程中，发现有8人遇难”。这是一个突发事件，是自然灾害，但是作为一个“能源之都”，号称人均GDP接近香港的城市核心区，71毫米的降雨量就使低洼处平房浸水超过屋顶淹死人，这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有人说，中国人的素质不是教育出来的，而是教训出来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民间高利贷资金的断裂，给予鄂尔多斯人深刻的教训，因此也给予鄂尔多斯人显著提高素质的一次机会。为了尽快改变房地产现状，鄂尔多斯市应该出台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地方性法规、政策。例如，国家出台政策打压投机性购房，相比之下，更应该打压的首先是投机性占地、投机性建房。居民占有两套以上商品房就可以征收高额税收，那么房地产商占有那么多社会稀缺的公共资源，他们可以想建就建、想停就停，房价想定多少就定多少吗？从占有土地到建成楼房，应该有严格的时间控制，超过这个时间还占有社会公共资源，就应该征收高额税收；而对不办手续、没有证件却只有社会公共资源的房地产商，应该给予严厉的处罚。我们不能总是以房地产商获取多少利润来认定这个行业走入寒冬还是有所回暖，而是应该以是否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正常消费来评判这个行业是否在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比起资本达到生产利润的目的，实现社会大众满足现实需要更重要。鄂尔多斯人有智慧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来源：《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包海山著，九州出版社，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