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产生、发展、消亡有其内在必然规律。人类对资本的各种职能和运作方式等，会有不断深入的研究。例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火”了，英文版于2014年2月出版后短期内销量就超过30万册，成为亚马逊网站的最佳畅销书。《经济学文献》称赞此书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是“（皮凯蒂的书与）斯密和马克思一比高下”，《商业周刊》则惊呼“经济学的风暴要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一个月内写了四篇评论文章，并称该书引发了“皮凯蒂狂热”。

              虽然都是“资本论”，但是皮凯蒂自己也承认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他坦言：“马克思没有使用数学模型，而且他的文章并非总是清晰明朗，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内心真实的想法”（《21世纪资本论》231页）。我认为，相对而言，皮凯蒂是就资本论资本（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本关系框架内协调解决分配不公平等问题），而马克思所论的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应该说，对于研究资本的运作规律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基础性的经典著作。我们认为，马克思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内在本质规律，在某些基本点上他的理论高度达到了极限。例如揭示了资本的高度集中，社会总资本融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以及随着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使资本关系的“外壳”“炸毁”，最终把人类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的内在本质规律。这些是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一旦超越了，也就没有资本可研究了。

              但是，由于当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局限性，以及个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资本论》还有很多缺陷，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所论的资本，是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那么，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有没有资本；如果有，应该怎样来论社会主义的资本。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方化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理论的很重要的具体内容所在，也是我们集成创新，重新来“再论资本”的必要所在。

             从宏观上来说，在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成吉思汗文化对资本的产生发挥了很大作用，马克思理论对资本的发展将会发挥更大作用，而老子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对资本的消亡将会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一节   资本的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货币转化为资本”时认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形式，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资本论》一卷167～168页）。
　　      货币与资本的区别，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中，用于交换和消费的只起抵押品作用的是货币，而用于实现价值增值的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在当代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每一个新资本最初就不一定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它可能是一个创意，通过整合其他资源使具有创意的智慧转化为资本。对此我们将在“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历史任务”中探讨。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是，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的产物，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
　　       从产品交换到商品流通、产生货币，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之所以能够交换，能够变成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二重性；另一方面，产品作为独立的物，它可以转移和让渡。产品交换和商品流通，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资本论》一卷107页）；“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取决于环境的适宜，天生的种族性格等等”（《资本论》第三卷895页）。可见，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特别是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在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中，这种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依然存在，这也是我们再论资本的天生性格优势所在。
　　       据有关资料，我国是最早创造和使用纸币的国家。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曾使用过白鹿皮币，唐代又出现过飞钱，这些都属于纸币的雏形。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则是北宋天圣元年发行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流通的现金收据，随时可以兑现。金代也用纸币，但是因为币值不稳，三五年就更换新钞，所以流通范围并不很广。而到了元代蒙古帝国时期，则以使用纸钞为主，使纸币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最基本的是“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两种。这种纸币的功能与现代的钞票已基本相同。
              元朝币制的最大特点是长期、广泛、大量地发行和流通纸币。元朝版图辽阔，横贯欧亚，由于纸币本身轻便，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当年，从欧洲前来中国游历的马可·波罗，在元大都见到这种纸币时惊叹不已：“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说它可以用于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
　　       金属铸币发挥的是货币有形的“阳明”之用，而纸币发挥的是货币无形的“幽阴”作用。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有形的物质功能；而蒙古民族最先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功能。纸币是价值的信息符号。商品的价值，是以信息形态、以纸币形式，观念地体现出来的。
              马克思说：“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因而才能在纸币形式上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资本论》一卷149页）。
　　       蒙古帝国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美国学者捷克·法萨切伏德说：“成吉思汗有意提高了金融、纺织、皮毛加工、生产纸张等手工业者的地位，并保护了他们的合法利益”；“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在自己管辖的多国建立金融系统，并执行了成吉思汗坚持的商业政策。在中国执政的蒙古人开始流通纸币，波斯汗国后来也尝试过使用纸币。欧洲各国经马可·波罗的介绍，了解到蒙古纸币的优越性，也尝试过使用纸币”（《千年风云第一人》236页）。

　　       最好的经济学理论，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原理，概括最复杂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成吉思汗做到了这一点。他或许不是经济学家，不懂货币的内在本质，但却是卓越的经济建设者，很好的应用了货币的功能。他本能地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而他曾经所遵循的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现在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学者认为，“对整个世界来说，成吉思汗死后的影响比他生前更大”（《去年风云第一人》14页）；“在已过去的千年，成吉思汗在为近代生活打下基础方面超过了任何一个人”（《去年风云第一人》235页）。我们推动鄂尔多斯文化建设，创建鄂尔多斯学学科体系，应该特别注重这些方面。

　　        现在，蒙古族曾经打天下的武装力量早已消失，而蒙古族最先赋予纸币所形成的货币权力依然统治着整个世界。这是最微妙、最神奇的地方，也是蒙古族历史文化中最辉煌、最有价值和最有生命活力的部分。解铃还须系铃人。对纸币无形的“幽阴”作用，或许蒙古族在冥冥之中有更多的直觉、灵感以及本能反应。当货币形式发展成为资本，特别是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无形的信息形态具有了资本属性之后，研究资本的信息结构和信息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我们的论文《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就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在调整、改变以及最终消除货币权力和资本职能过程中，或许蒙古族能够发挥非常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有其内在必然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人们的经济条件以及性格、智力等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认知和不同的态度，而某种意义上态度决定命运。成吉思汗或许不懂经济，但是靠一种精神力量，最早实践了经济“全球化”并成为“千年首富”。因此，在骨子里、血液中继承了成吉思汗精神的人们研究《资本论》，则是另一种思维方法和情感世界，会自然而然地换一个角度看资本，也能够看到资本的另一面。
              对待金钱，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认知和心态，例如“钱是命，命是钱，钱命紧相连”与“钱是驴，驴是钱，钱驴等价交换”就不同。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是为了交换牲口；后来自作聪明的人们用来交换自己，使自己的劳动本身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一种商品，造成了人的自我异化。如恩格斯所言：商品“表现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恩全集》十六卷277页）；“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马恩全集》二十一卷199页）。
              自私贪婪或许也是人的天性之一，或许人们都有一个心魔，于是把自私、贪婪、心魔附着到了资本和资源的身上。马克思说：“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和它的历史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资本论》三卷938页）。其实，兴妖作怪的并不是资本和土地，而是人类自己。如果人们照照能够透视灵魂的镜子，看到自己的心魔，就会明白，使这个世界着魔、颠倒的是人类自己，而不再冤枉无辜的资本先生和大地母亲。这是我们再论资本应该看到的一点。

            来源：《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包海山著，九州出版社，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