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鄂尔多斯可以融汇和应用的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思想的基础，他所揭示的真理像阳光一样普照鄂尔多斯大地，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因此它必然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掌握灵魂层次上的东西很困难，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的真理，谁也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心领神会。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刘福垣在《新资本论大纲——兼论中间阶级的天然使命》中认为：“马克思所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思辨性过强，抽象层次太高，距离社会生活表面太远，许多经济学范畴有如《道德经》的‘道’，只有理性和悟性达到相当高水平的人，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因此，需要理论工作者把它们具体化、大众化，在表达方式上就要有所创新”。的确，虽然老子道学和马克思理论抽象层次太高，距离社会生活表面太远，但在立足当地与跳出当地之间、在现实与理论之间，还是有抽象思维的路径和通道可循。作为地方学研究者，我们注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本身，所以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大道至简通心灵，返璞归真做学问。或许由此可以形成草根学者、民间团体特有的风格。

　　                第一节   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方化

               恩格斯曾说：“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许多年的影响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是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马恩全集》三十三卷644页）。邓小平也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2页）。这得到了历史的验证：20世纪末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结果得票遥遥领先的就是马克思。

              对于任何地方来说，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会成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的地方学，不可能不研究当地人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地方化为基础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地方化才能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地方化、中国化、全球化是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习近平在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终究还是要生长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刘云山在参加哥本哈根商学院举行的“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研讨会时也说：“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例如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能够有机融合，就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探寻和遵循了同样的客观规律。

　　         扬州市委宣传部林海在谈到“扬州文化与现代化”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领域一个最大转折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使之成为指导现代化发展的精神支柱······处于转型期的扬州文化，与其说未能为推动扬州的近代化（现代化）服务，不如说是扬州文化自身与现代化发生冲突的必然表现更为准确。扬州文化要适应扬州现代化进程，并为推进扬州的现代化服务，必须伴随经济、政治的发展完成自身的现代转换（《扬州文化通论》415~417页）。

             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的地方学研究，也要与时俱进，促进自身的现代转换，也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使之成为指导现代化发展以及创建学科体系的精神支柱。客观规律是唯一的，而揭示规律的方式方法以及规律得以实现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任何人都需要并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和把握规律。相对而言，马克思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科学地说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运作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方化，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现实需求。

             地方学学科建设的关键是要有科学内涵，包括对前人科学发现的认知和应用，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努力有新的科学发现。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马恩选集》三卷366页）。唯物辩证法、资本运作规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这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意义，也是每一个跳出地方研究地方的地方学必然重视的重点课题。

           来源：《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包海山著，九州出版社，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