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报驻内蒙古记者站阿勒德尔图说，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文化一向是平等的，但对道学的宽容远远超出了他所制定的札撒。“这里的玄机是什么，倘有学者致力于深入研究，或许还会有惊人的发现”。我觉得，这种“惊人的发现”，应该是人们可以“发现”，成吉思汗可能意识到了或者说感觉到了，“道”与“长生天”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或许感应到了自己“蝼蚁之命”之外还有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的客观存在。

             宗教信仰与遵循自然法则不同。马克思认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页）。人们在现实中感到困惑、迷茫和无奈，便在虚幻世界里得到某种回避和解脱。如果说在宗教领域里主宰世界的是各路神仙，那么在商品社会里主宰世界的就是金钱钞票。受金钱的统治比受神仙的统治强不了多少，人们向金钱膜拜和向神仙跪拜，其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获得自身的表现。因此，把宗教信徒带回现实生活中，他们依然会面临更大的现实压力，而且还少了几分虚幻缥渺，却多了几分残酷血腥。我国曾经靠政治力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抛弃了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却没有解决现实生活的困境，而且使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人们信仰宗教，宗教成为一种文化，并不是想放弃对现实幸福的追求和渴望。如恩格斯所言：“就连《启示录》也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天堂：人们都光着屁股坐在潮湿的云端上，用多少带血的手弹拨着竖琴，永无休止地高唱着众赞歌”（《马恩全集》三十九卷266页）。但是，我们不能用一阵寒风把乌云吹散，把在潮湿的云端上高唱赞歌的善男信女们，冷不丁一下子给摔下来，而是要多做潜移默化的工作，有个缓冲，使他们能够平稳地软着落。这就需要有卓越智慧和超凡能量，与宗教信徒们有种内在心灵的沟通，因为他们更需要智慧阳光的普照和情感雨露的滋润。恩格斯说：“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不过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马恩全集》第一卷651页）。我们认识到这些，就能够有效清理宗教市场，合理整顿神鬼队伍，从而达到道法自然的科学信仰。我们具有了道法自然的科学信仰，才能在更高层次上研究成吉思汗文化。

               相对而言，西方文化是以神为本，汉族文化是以人为本，而蒙古族文化是以自然为本，知道生产生活的各种条件以及人本身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蒙古族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揭示自然法则的老子道学。在人类历史上，作为统治者（汉族统治者推崇提倡上尊下卑的孔子而不是提倡道法自然的老子），只有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才认为老子道学有“玄旨”、是“仙命”，并“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可以说，作为统治者，成吉思汗是对老子道学敬畏并且努力遵从仙命、勤恳去做的第一人。因此，这也是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学者，自己也成为“上士”，努力入道守德、勤而行之必须清楚的一点。

                科学文化不会因为是什么人的、什么地方的而分好坏，而是根据接近客观规律的程度、揭示规律的因素的多少，可以判断有多少正确的部分和多少错误的部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由于成吉思汗文化融入自然、顺应规律并与自然规律融为一体，才具有了长久的生命活力。我们只有从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来研究探讨成吉思汗文化，才能真切地感悟到它的生命活力的客观存在。

               我所理解的文化生命力，是一种正能量，是对现实发挥作用的智慧和精神。元代“秋思之祖”马致远词云：“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很多荣华富贵、官位权势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文化才得以永恒。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特别重视成吉思汗文化中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三大创举：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三是蒙古族在他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这是我们传承、宣传以及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三个亮点。在这里只简要谈前两个，后一个将在《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探讨。

              1.地球原本是一个自然村，人类应该共建一个和谐家，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在全球一体化中，成吉思汗发挥了“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花园传播到另一花园”的作用。韩国学者金钟日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千年风云第一人》21页）。蒙古国学者毕拉认为，成吉思汗最早提出了“全球化”概念，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来判断局势和指导行动，并贯穿于所有开拓和征服活动中（《千年风云第一人》20页）。

              “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员往来、商业流通、信息交流、文化融汇等等。成吉思汗扫除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疆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了畅通的运输线和通讯联络线。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把辽阔领域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商人、使者只要持有蒙古帝国下发的乘驿牌，就可以畅通无阻。国外学者认为：在网络还未出现的的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就打开了全球信息交流通道（《千年风云第一人》53页）。可以说，他所建立的通讯网络系统就是现在电子信息网络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英特网的前奏”（《千年风云第一人》75页）；“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千年风云第一人》第6页）。

              2.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这经济“三位一体”中，如果按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来计算，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都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设定了新的秩序。“在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是蒙古人为通向新时代铺平了道路。的确，蒙古人带给东方和西方的都不是自己创造的东西，但他们信奉知识和财富的力量，并愿意和善于扮演这个传播者的角色”（《千年风云第一人》232页）。可以说，成吉思汗是全世界经济科学文化“全球化”广泛交流的创始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更有价值的创造。史学家翦伯赞认为，“随着蒙古军西征，我国伟大的科学发明——罗盘、火药、造纸、印刷术等发明和元朝发行的纸币（中统元宝交钞）以及驿站制度等辗转到欧洲，对西欧社会发展尤其强烈”（《千年风云第一人》219页）。正是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交流中，成吉思汗不仅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也改变了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方法。

              成吉思汗最早实践“全球化”、成为“千年首富”、创造“国际通用纸币”，实质上都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戴尔·法利斯在《图书馆》上撰文，介绍了从成吉思汗到比尔·盖茨各个时代的最富有者。作者认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功，首先是因为严格遵循了时代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其次是靠个人的奋斗精神、创造才干和无比自信，同时还抓住了历史机遇（《千年风云第一人》66页）。自然规律客观存在，谁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和更准确地把握它，则是要看人的天分和历史机遇。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千年风云第一人》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