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神秘祭祀活动走向神奇文化探索

            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要想有新的突破，必须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突出重点以及研究方法创新；二是研究者自身素质的提高，要超越狭隘的民族心理和封闭的地域观念，要在一个更大的巨系统内研究探讨文化特征。

            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结合两方面的因素来看，上士研究道德层次的文化、中士研究仁义层次的文化、下士研究礼仪层次的文化。注重表面形式上的繁文缛礼的祭祀文化，是下士研究的礼仪层次的文化，很容易“忠信之薄”、“而愚之始”，而很难看到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不懂入道守德、顺其自然，就无所谓仁义礼的哲理。例如在研究信仰文化中，一旦意识到科学信仰就会全力以赴，而不会在宗教信仰、世俗信仰层面耗费太多的精力。

            成吉思汗祭祀活动有严格的程序。元朝时期，完善祭祀制度，使祭奠日趋规范化。明代北元时期，祭奠进一步程序化，详细规定了祭奠礼俗、祭奠程序。清朝时期，使祭奠趋于定型。活动范围和思维空间，就如此在世俗层面被规范化和程序化，乃至被趋于定型，这在某种意义上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和潜能的压抑，会形成狭隘、懦弱、懒惰的民族性格，从而可能会在困惑、迷茫和无奈中为祈求什么而低头弯腰去跪拜。

             是什么原因使蒙古人在经历了初期短暂的、暴风骤雨般的荣耀和辉煌之后，却陷入长久的沉寂和衰落？是什么样的根本因素制约着蒙古人的进步和发展？蒙古族著名乐评人科尔沁夫，在《丑陋的蒙古人》中提出这些问题之后认为：是文化，或者说是民族性格，包括对传统毫无批判的继承，对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对祖先缺点的文过饰非。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蒙古人生活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喜欢生活的变化，更不会主动的寻求变化。只要是祖先定下来的事，即使它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合时宜，甚至有些愚蠢，也不能改变，还美名其曰“保护传统”。对于自傲和崇拜祖先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民族性格是蒙古人所不自觉的精神枷锁。早期蒙古人与现代蒙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开明的吸收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的祖先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要努力冲破思维定势，开阔思维空间，从神秘的祭祀活动走向神奇的文化探索。现在人们在向成吉思汗陵寝跪拜祭祀；而当年他也经常独自登山顶礼膜拜，跪拜长生天：“哈勒敦·不儿罕山，庇护了我蝼蚁之命”。可见，成吉思汗也跪拜祈求的法力和能量，才是我们应该探索的核心内容，并由此从世俗信仰升华为科学信仰。我们应该非常清楚，成吉思汗个体的“蝼蚁之命”与他所探寻和遵循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成吉思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使他成为闻道便“勤而行之”的上士。据《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记载，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你以道家精义，恳切教诲，我恭敬、严肃地听完了。所说的内容，都是很难做的事情；然而，怎敢不遵从您的仙命，勤恳去做！”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还是意识到了“蝼蚁之命”的个体力量，与他所转化和体现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个概念。

            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培育出成吉思汗式的人物，甚至成为超越他的人物，把成吉思汗雄视全球的霸气和激情四射的豪迈，渗透到骨子里和血液中，使自己也成为胸有成竹的顶天立地的汉子。脑子里的东西可以学会，骨子里的东西只能遗传，这或许是蒙古人传承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心理优势。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和自身知识的有限，成吉思汗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亲览”和“请益焉”，最终还是有很多“玄旨未明”，这或许是成吉思汗一生最大的遗憾。最好的传承和发展，就是弥补他的缺憾，搞清楚成吉思汗“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的道学所传导的“玄旨”和“仙命”到底是什么，怎样转化和体现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这是我们成为成吉思汗式的人物、甚至超越他的可能性所在。蒙古人的骄傲，不是数百年不变地祭祀成吉思汗，而是不断出现天之骄子！

           来源：《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包海山著，九州出版社，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