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鄂尔多斯历史文化之旅
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文化，是鄂尔多斯地区多民族文化之一；而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是蒙古族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古族不仅有游牧文化，也有城市文化和商贸文化。其中，相对来说，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的“鄂尔多斯”特别具传奇故事和神秘色彩，而成吉思汗文化更是在蒙古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生命活力的文化遗产。
（一）鄂尔多斯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流动城市和忠诚部落
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看，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具有典型意义；而从世界文化遗产角度来看，把蒙古帝国首都、精锐守护部队、成吉思汗陵寝、祭祀守护部落融为一体的“鄂尔多斯”，特别具传奇故事和神秘色彩。
1、蒙古族城市文化的辉煌与传承
蒙古人所建的哈剌和林、元上都、元大都，在当时都是举世瞩目的“草原皇城”、“国际大都会”。哈剌和林遗址、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故宫等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现在的北京就是历史上的元大都，她保留和蕴涵着许多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可见蒙古族城市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影响力。
哈剌和林，1220年成吉思汗决定在此建蒙古汗国都城。之后的几年，他一直在中亚南俄地区征战，哈剌和林成为提供后勤支援的大本营、帝国的指挥中心。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途中病逝。1229年，窝阔台继位后，开始在哈剌和林修建固定的行政中心，于1235年建成。1264年，忽必烈从哈剌和林迁都至元大都后，这里成了蒙古旧都（忽必烈有四个国都，大都在今北京，中都在今河北张北，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和多伦县，旧都就是哈剌哈林）。1368年，元大都被明军攻克后，元朝皇帝迁往哈剌和林，北元政权以之为首都。1370年，明军攻克哈剌和林，焚火毁城，从此没落，成为都城遗址。
元上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大一统的正统王朝的首都。1251年蒙哥即帝位后，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漠北和林南下驻帐金莲川，征天下名士，建立著名的金莲川慕府。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此地选址建城，初名开平府。1259年城郭建成。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上大蒙古帝国皇帝之位，为元开国皇帝元世祖。世祖将开平府作为首都。1264年，世祖始建大都（今北京），诏开平府上升上都，并确立了两都巡幸制度，上都为夏都，与元大都共同构成了元朝的两大首都。每年4月，元朝皇帝便来上都，9月秋凉返回大都，皇帝在上都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皇帝在上都期间，政府诸司都分司相从，以处理重要政务。这也算得上是处理重要政务与旅游休闲文化相结合了。
元大都，其缔造者是忽必烈，设计者是刘秉忠。元大都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例如在元大都中轴线的规划中，体现了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种完美结合。北京中轴线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也包含着蒙古族城市文化遗产。北京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建平在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
2、作为流动城市和忠诚部落的鄂尔多斯传奇
作为蒙元帝国都城的固定城池及其称谓消失了、改变了，而当时成吉思汗亲自创建以及他去世后数百年世代守护和祭祀他的灵魂的“鄂尔多斯”依然存在，而且在成吉思汗生前眷恋之地鄂尔多斯，融合为现代化城市鄂尔多斯，这是非常神奇的现象。相对于蒙元帝国失去功能的城市遗址，具有生命活力的“鄂尔多斯”才是真正的活态世界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鄂尔多斯具有不同的含义和功能。
一是蒙古帝国首都。在成吉思汗决定把哈剌和林建成都城之前，蒙古汗国已经有起着首都作用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那就是成吉思汗亲自创建的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既是“众多的宫殿”，也是各万户、千户长选派的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员组成的精锐卫护部队。作为汗廷的四大“斡耳朵”（鄂尔多）分布于蒙古高原，每个“斡耳朵”都是由上千座营帐组成的帐幕群。成吉思汗与第一夫人孛儿贴居住的大“斡耳朵”当时起着首都的作用。
二是成吉思汗陵寝。成吉思汗去世后，作为政治军事指挥中心的鄂尔多斯变为祭祀成吉思汗圣物的宫帐、八白宫，精锐卫护部队形成了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的鄂尔多斯部。传说，成吉思汗远征西夏途经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时，看到这里美丽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忘情地失手掉落马鞭，当从人去拣马鞭时，他挥手制止，并不禁吟诗一首：“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人享乐之邦”。作为宫帐和部落的鄂尔多斯，书写了百年时间、万里大迁徙的传奇故事之后，最终来到了成吉思汗生前眷恋的作为享乐安息之地的鄂尔多斯。
（二）成吉思汗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
成吉思汗文化是蒙古族文化中的经典，只是与鄂尔多斯更为密切。作为宫殿、卫队、陵寝、部落的鄂尔多斯，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的。或许正是这种历史渊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率先提出“成吉思汗文化”概念。
前些日子，我去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考察学习，发现乌兰巴托与鄂尔多斯有相似之处：市中心都有成吉思汗广场；广场东南数十公里都有成吉思汗塑像、旅游景区；都有成吉思汗与马鞭的传说，在乌兰巴托（长金博尔多格）是捡到马鞭，是成吉思汗走向世界、走向统一的地方，而他的马鞭掉落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草原，是成吉思汗灵魂安息的地方。乌兰巴托人和鄂尔多斯人，都在传承、宣传和研究成吉思汗文化，而从相关展览和研究成果来看，鄂尔多斯人最大的优势，是以更开阔的历史和文化视野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特别是把成吉思汗文化与老子道学、马克思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努力在此基础上集成创新，这或许是在蒙古族文化发展以及成吉思汗文化研究中的首创。
自然法则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人都只是自然法则的各种信息和能量的接收、解释以及应用、转化者，只是由于接收和解释信息以及应用和转化能量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人是会出现的”。可见，“世界从沉睡中觉醒”并且走向开放、走向统一、走向文明，这是社会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而以成吉思汗的方式来实现，这是一种偶然现象。成吉思汗之所以成为天之骄子、世界伟人，除了个人优秀品质之外，主要是本能地遵循了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
据《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记载，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你以道家精义，恳切教诲，我恭敬、严肃地听完了。所说的内容，都是很难做的事情；然而，怎敢不遵从您的仙命，勤恳去做！”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中国文化报内蒙古记者站阿勒德尔图说，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文化一向是平等的，但对道学的宽容远远超出了他所制定的札撒，“这里的玄机是什么，倘有学者致力于深入研究，或许还会有惊人的发现”。我觉得，这个“惊人的发现”，应该是成吉思汗意识到了或者说感觉到了，老子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巨大能量的客观存在。在人类历史上，作为统治者，只有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才认为老子道学有“玄旨”、是“仙命”，并“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
正是在道法自然的层面，从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旅游与文化的融合发展引领经济繁荣的新时代，我们传承、宣传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特别重视成吉思汗的三个之“最”，即最早、最富、最给力。
1、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
“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员往来、商业流通、信息交流等等。成吉思汗扫除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疆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了畅通的运输线和通讯联络线，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把辽阔领域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韩国学者金钟日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蒙古国学者毕拉认为，成吉思汗最早提出了“全球化”概念，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来判断局势和指导行动，并贯穿于所有开拓和征服活动中。也有学者认为：在网络还未出现的的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就打开了全球信息交流，他所建立的通讯网络系统就是现在电子信息网络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英特网的前奏”；“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2、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
在资本、土地和劳动这经济“三位一体”中，如果按土地面积来计算，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都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是蒙古人为通向新时代平铺了道路，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的确，蒙古人带给东方和西方的都不是自己创造的东西，但他们信奉知识和财富的力量，并愿意和善于扮演这个传播者的角色。正是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交流中，成吉思汗不仅成为首富，也改变了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方法。戴尔·法利斯在《图书馆》上撰文，介绍了从成吉思汗到比尔·盖茨各个时代的最富有者。作者认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功，首先是因为严格遵循了时代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其次是靠个人的奋斗精神、创造才干和无比自信，同时还抓住了历史机遇。自然规律客观存在，谁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和更准确地把握它，则是要看人的天分和历史机遇。
3、给予世界旋转的最初的动力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而成吉思汗“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蒙古族最先创造了成为主体货币的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美国学者捷克·法萨切伏德说：“成吉思汗有意提高了金融、纺织、皮毛加工、生产纸张等手工业者的地位，并保护了他们的合法利益”；“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在自己管辖的多国建立金融系统，并执行了成吉思汗坚持的商业政策。在中国执政的蒙古人开始流通纸币，波斯汗国后来也尝试过使用纸币。欧洲各国经马可·波罗的介绍，了解到蒙古纸币的优越性，也尝试过使用纸币”。
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变成商品来交换，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到了蒙元时期，蒙古民族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
最好的经济学理论，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原理，概括最复杂的事实。成吉思汗不是经济学家，但很好地应用了货币的功能，他是最具执行力的天才人物。蒙古帝国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美国学者捷克·法萨切伏德说：“在已过去的千年，成吉思汗在为近代生活打下基础方面超过了任何一个人”。现在，蒙古族曾经打天下的武装力量早已消失，而蒙古族最先赋予纸币所形成的货币权力依然统治着整个世界。这是成吉思汗文化中最微妙、最神奇的地方，也是蒙古族历史文化中最辉煌、最有价值和最有生命活力的部分。
（本文是鄂尔多斯学走进大学的讲课内容《鄂尔多斯文化之旅》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