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解决当地实际问题，为当地全面科学发展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服务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是检验地方学是否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的唯一标准。
各个地方学研究的视角和重点有所不同，而立足当地、服务现实是相同的。北京学研究所张宝秀所长在《对北京学理论体系的再思考》中认为：地方学重要的是将某一地域作为一个有机综合体进行研究，研究其各种组成要素的演变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探究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北京学是多学科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是一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性学科，涉及的主要学科有历史学、地理学、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具有区域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应用性的特点。北京学既是学科性的，又有解决实际问题和服务社会的功能（《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182～183页）。
温州学也特别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和服务社会的功能。胡晓慧研究员在《温州学研究任务及方法的思考》中说：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的温州人有过自豪，但这几年温州落后了，经济综合实力从浙江省的第一梯队掉到了第二梯队，发展势头掉到了第三梯队。在温州发展的关键点上，作为立足温州、研究温州、服务温州的地方学——温州学必须有所担当。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着眼于发展这个角度，拔高站位，放大空间，跳出温州研究温州，为温州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199页）。
目前鄂尔多斯老百姓普遍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大概就是钱的问题。以鄂尔多斯核心区东胜来说，估计90%以上的家庭涉足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之后，人们的问候语，从“你的钱要回来了吗”？到“这钱还能要回来吗”？再到“这钱要不回来咋办”？老百姓有很多困惑和无奈需要解答。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如陈育宁教授所言：“如果回避了，还谈什么地方学研究的作用？地方遇到问题我们不能回避，服务和创新是地方学的应有之义”（《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29页）。
一般来说，当地所遇到的发展难题，都前所未有。现在鄂尔多斯老百姓普遍直接感受到的发展难题，就是因为民间借贷和房地产等问题所引起的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形成了一定的风险隐患。市长廉素在谈到“全力化解风险隐患，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时特别强调：“成立专项工作组，加强对金融信贷、政府债务、民间借贷、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管控，全力防范社会风险”；“各类风险隐患依然较多，维稳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这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了我们所面临的发展难题。
出现发展难题，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有责任。相互推诿，彼此埋怨，只能加深矛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只有各自反省，共同寻找根本原因，才能“凝心聚力”。白玉刚书记在市委三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讲话中指出：“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来看，政府、企业和个人不同程度存在对市场经济规律研究不够、把握不准的问题”；“要全面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强化党委、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转型发展中更好地顺应市场经济规律”。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规律就是资本运作规律。政府、企业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整个社会，都需要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即资本运作规律。在鄂尔多斯来说，党委政府以及企业要强化对市场经济以及资本运作规律认识和把握，而学术团体要强化对规律的研究探讨。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为党委政府以及企业提供最需要“强化”的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文化产品。这也是党委政府以及企业的最大需求和学术团体最大优势的最佳结合点。
我国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一文中说：草原文明是一种伟大的文明。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带来很多很多的滋养。它的辽阔，它对自然的热爱，特别是它的对于流动性的赞颂，对于农耕文化的保守、狭隘都有所冲撞。对商品交换，游牧文化远远超过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更多的是自足自给，游牧文化是很早就有商品交换的概念。
我们认为，在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蒙古族文化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之处，就是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以蒙古族文化为主体的鄂尔多斯文化，或许还能够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之处，就是对资本的发展和消亡过程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包容、平和的心态重新再论资本。
重新再论资本，不仅需要头脑里的智慧，也需要骨子里的勇气。马克思说：“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了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了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资本论》第一卷294页）。蒙古族在与草原狼的搏斗中形成了机智勇敢和凶猛强悍的遗传基因，特别是数百年来传承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文化的精神动力，不仅能够与草原狼共舞，而且能够驯导资本狼，改变资本实质。正如姜戎在《狼图腾》中所言：“现代中国人真应该为中国还埋藏有如此伟大珍贵、悠久丰厚的精神遗产而感到庆幸和自豪。现在到了应该剥去掩盖它的农耕羊皮，而让其大放光彩的时候了。它将是当代中华民族性格转换工程的最宝贵的本土精神资源。‘东方睡狮’将由于狼图腾精神的复活，而真正苏醒和抖擞起来”。
在草原人看来，我们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融入全球一体化，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在这过程中，什么狼来了狗来了的，我们自己还是狮子老虎呢；虽然曾经瞌睡打盹，但是现在清醒了，抖擞精神，怒吼一声，威震世界，我们还能怕什么呢！过去征服世界靠武力，现在统治天下靠文化，但不管武力还是文化，玩的都是速度和力量，玩的都是智慧和胆略，草原人总能玩得转它。正是这种心态和气势，是草原人能够与狼共舞，并在文明社会驯导资本狼、改变资本实质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也正是能够集成创新、再论资本的独特之处所在。
如果说《资本论》是德国人的梦，《21世纪资本论》是法国人的梦，那么，努力在此基础上集成创新的“21世纪重新论资本”，则是中国人的梦。梦想可以成真，独立思考可以创新。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自序》中所言：“历史自会开创新的道路，往往就在最出人意料之处。”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恩格斯曾经谈到《资本论》时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的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马恩全集》十六卷263页）。的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德国人才能做得到；而在21世纪，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时，中国人必然会比德国人、法国人等做得更好。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全部现代社会，如果说从前的资本论，都是论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的资本，那么我们现在重新来论资本，是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的资本。
21世纪中国人重新来论资本，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资本是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且只有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参与才能运转起来。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都是人类所共同赋予的。资本只是像一面无形的大镜子，所窥探、反射和映照的都是人类自己的思维、欲望和灵魂；资本只是像一台无形的大电脑，根据人类按照自己的生产条件、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等设定和编排的程序在机械地运作。说到底，我们重新来论资本，就是论创造和应用资本的人本身。因此，我们以人为本，重新来论资本，其突破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存在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包括个体劳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个体自己拥有的资本与他本人的劳动之间的关系。例如，马云拥有社会资本，也有他自己的个体劳动。在共同参与的无数个体劳动中，如果选择其中一个起决定性的个体劳动，那么决定马云资本运作成败的个体劳动，不是别人跟随他的依附性劳动，而是他自己作出决定的创造性劳动。也就是说，在阿里巴巴这样一个系统内协作劳动的所有个体劳动中，马云本人的劳动是最具智慧、创造最大价值的个体劳动。那么，马云拥有的社会资本与他本人的个体劳动之间是什么关系？对此作出“科学的说明”，将是我们重新来论资本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越资本关系，毕生真诚合作，共同完成具有重大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劳动成果的典范，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如果根据资本这个身外之物的多少来划分，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是无产者和资产者；而如果根据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来划分，那么他们都是从事社会共同事物的高级智力劳动者。因此，只要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种带有偏激情绪的狭隘意识，扩展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种具有科学内涵的博大思想，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来论资本，那就对工人以及执行和管理社会“资本”的专“家”即资本家，同样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将是我们重新来论资本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三、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一方面，资本是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即“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成资本”，而积累起来的资本可以成为社会总资本，可以高度集中为唯一的“单个资本”；另一方面，劳动也可以积累起来，世代传承的劳动技能和不断创新的科学文化，也可以有效整合为社会总劳动，特别是以信息形态形成和发展的科学文化，可以穿越时空、按几何级数发展并构建人类“全球脑”。也就是说，与社会总资本对应的有社会总劳动，与唯一的“单个资本”对应的有“全球脑”，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将是社会总资本与社会总劳动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重新来论资本的一个全局性的重大突破。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也是各个地方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鄂尔多斯学不仅研究这个轴心，而且进一步深入探讨改变这个轴心的构成材料和旋转方式的途径。我们确信，这种改变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轴心”的构成材料和旋转方式的研究，将会是鄂尔多斯学研究影响世界的闪光点。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全部社会体系的问题。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自序》中认为：我们应该互相学习，抛开一切意识形态。尽管身处世界各地，但大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调和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阻止自然资源发生不可逆转的衰退。他说：不平等是一个更普遍的社会科学问题，是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和政治历史问题以及信仰和认知要研究的课题，而不单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21世纪资本论》341页）。目前的经济学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理想化的推测。这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就不需要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实际问题。从零开始更有希望获得重大进步（《21世纪资本论》33页）。
在鄂尔多斯来说，从零开始并且更有希望获得重大进步的学科，就是鄂尔多斯学。以世界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在资本产生、发展、消亡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确信，蒙古族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具有优质的文化基因，因此重新论资本具有特殊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