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 探索规律
包海山
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天、地、人最终都道法自然的演化过程中,无论什么学科、什么地方学,都只是在寻找一个视角和切入点而已,而人类科学文化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在探索客观规律的实质上,任何理论学说都有可比性。例如美国作家侯世达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就探索了系统的特征,系统会把自己的输出重新归入系统自身,创造出新的事物,这种系统化研究的著作本身也荣获普利策奖。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育宁教授指出:不要把自己规定在很具体、很狭小的范围内。地方的文化资源是一个综合体,而学科是我们认识主体的一种划分。现实的生活并没有这样严格的划分,所以在对地方历史文化现象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有多学科的意识。在地方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中,一般是地方领导出主意,办公室秘书出材料,会议通过研究和决定,于是就实施了,这个循环就完成了;研究机构也是先出题目,立项搞科研,写成文章发表,书也出版了,然后评奖评职称,这个过程也完了。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小循环。如何形成一个大循环,连成一个整体,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这是至关重要的。
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地方学研究,使各个学科的小循环形成一个大循环,使一个巨系统包含所有系统,关键是要找到这个大循环和巨系统的中心点、共通点。在人的思维方式中,大概诗人与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差异最大。郭沫若说:“诗人与哲学家的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既然差异最大的思维方式也有“共通点”,都以透视万事万物的一个“核心”为天职,那么所有的思维方式以及所有的学科,就可以在一个大循环的巨系统内形成有机整体。
南开大学李庆诚教授在中文版《奇点临近》一书的“译者序”中说:“当人们看到太多相同的时候,也许我们很无知;当人们看到太多不同的时候,也许我们视野不够大;当人们同时看到不同和相同的时候,也许这恰是我们的智慧原点。”
对于地方学研究来说,如果只是局限于某个地方,停留在收集整理资料的层面上,人们看到太多相同的东西泛泛而论,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相互拼凑的论文汇编,那么也许我们还很无知;如果能够开展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平行和比较研究,是一大进步,但是人们仅仅看到太多不同的时候,那么也许我们视野还不够大;如果在特定地方文化的微观与综合研究基础上,能够走得进来、跳得出去,即跳出地方看地方,将特定地方当作鸟瞰的对象,通过跨地域、跨时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同时看到不同和相同并且看到一体化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的时候,也许这恰是我们的智慧原点。
地方学研究,一方面要立足当地,另一方面也要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意识,并且感悟“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毕竟,地方学研究的对象本身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存在,而且与整个外部世界也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必然联系。以互联网思维来看,整个人类文化是由无数个网线和网结形成的网络,即“天网恢恢”;而各个地方文化是其中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网格,即“疏而不失”。相对来说,地方学是跨学科最多的一门新兴学科。如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所言:“不同学科的一些特定话语和方法,其实许多是可以相通的,学术壁垒并非如想像中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打通障碍,架起沟通的桥梁,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其收获有时是令人惊喜的,原创性的成果也常在跨学科的交叉中产生”(《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215页)。
可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其学术研究水平往往取决于所能够站到的巨人肩膀的高度。所谓要想达到上乘,那就必须追求上上乘。我们在哲学、民族文化、政治经济学等跨学科研究中意识到,老子是全世界“第一哲人”,成吉思汗是“千年风云第一人”,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他们的思想文化,是不同历史时期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类智慧结晶。一旦在他们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那么我们就可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一定会有很多令人惊喜的收获。
在本质意义上,所架起的不同思想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老子云:“执大象,天下往”;马克思说:“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马恩全集》一卷8页)。这种能够使天下往的执大象,能够把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道法自然的地方学研究,也是鄂尔多斯学研究努力的方向。
泉州学研究者林少川、万冬青在《泉州学与鄂尔多斯学之比较研究》中说:“将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这三个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思想体系融为一体,进行比较研究,集成创新,充分体现鄂尔多斯文化的创新魅力”(《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170页)。我们就是努力通过这种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来充分体现鄂尔多斯文化魅力以及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