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
包海山
文化是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总和。人的思维和行为,既有遵循规律的部分,也有违背规律的部分。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基础上,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是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具有科学内涵的地方文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区,只是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表现形式不同,才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而任何具有科学内涵的文化,在本质上所揭示和反映的都是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是否能够创建“鄂尔多斯学”这个新兴的学科体系,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看是否能够发现、认识、揭示某些定律,即在无形中决定鄂尔多斯人的命运并支配鄂尔多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本身。
创造文化的人有年代、有国籍、分地区,而所创造的科学文化无国界,所揭示的规律(例如数学、物理、化学中的各种定律)是永恒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规律本身,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因此,我们以哪些理论和学说更接近于客观规律为评判和选择的标准,穿越时空,融汇文化,通过“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努力更全面、深刻、系统地认识和把握前人所揭示的规律,并且对规律本身有新的发现和认识。这是我们从事鄂尔多斯学研究以及创建鄂尔多斯学学科体系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地方文化与地方学
地方文化研究可以拼凑,其成果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论文汇编”;而地方学研究必须自成体系,其成果是具有完整性、综合性、系统性的由一系列“专著”展现出来的知识体系。目前,中国很多地方的相关研究机构,正处在从地方文化研究向地方学研究转型发展阶段。泉州学研究者张明、李双幼在《再探“泉州学”》中认为:“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囿于有限的学术视野,画地为牢,以至于有的本地学者气愤地说,我们只不过是井底之蛙。‘泉州学’的学科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底气解释这门学科,无人再往更深层次的研究推进一步。难道‘泉州学’已经走到了回望的尽头?”
只有找到文化之根,才能推动地方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确,地方文化研究如果冠之以“学”,却不能创建学科体系,就会走到回望的尽头。例如扬州文化研究会《关于地方学建设的几点思考》也认为:地方学既然作为一门学科,就应该有一定的学术内涵和学术体系。我们平时所讲的“学术”或“学说”,都是指一种自成系统的学问。地方学即使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应该能够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而不是拼拼凑凑,堆砌而成。我们觉得,在建设“扬州学”的过程中,还是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打好扎实的基础,努力做到水到渠成(《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83页)。
应该说,扬州文化研究会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清楚自己还没有达到“扬州学”的程度,而是在努力的“过程中”。那么,中国其他地方学就已经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了吗?这也是各个地方学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扬州学”与“鄂尔多斯学”比较而言,我觉得是异曲同工,即目标相同,只是程序和步骤有所不同:“扬州学”先努力,再达到目标;“鄂尔多斯学”先确立目标,再通过努力来达到目标。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创建于2002年。是努力全方位、多学科、系统性研究鄂尔多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现象和规律的民间学术团体。十几年来,研究会有很多创新,取得很大成绩。例如创办会刊《鄂尔多斯学研究》(季刊)、《鄂尔多斯日报·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每月1期),编撰出版《鄂尔多斯学概论》、《鄂尔多斯大辞典》等一千多万字的有关书籍报刊,举办二十多次各类论坛、研讨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获得“全区先进民间组织”、“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等荣誉。
在与外界合作以及拓宽学科研究领域方面,也做出了不懈努力和大胆探索。2005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温州学、泉州学、潮学、徽学、扬州文化研究会等6家地方学、地方文化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担任第一任联席会轮值主席方(2008年由北京学担任第二任轮值主席单位,成员单位发展到二十多家);2013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举办“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论文集》;2014年,参加了泉州学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举办的“走向世界的地方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等。总之,十几年来的不懈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为创建鄂尔多斯学学科体系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作为地方性的社会组织,我们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当地实际问题,而问题本身超越任何学科的界限,于是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新兴学科——地方学应运而生。地方学研究,既包括当地所形成和创造的文化,也包括当地所融汇和应用的文化;既要立足当地,也要跳出地方来研究地方,要有系统思维和全球视野。马克思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流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恩选集》三卷88页)。可见,随着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交流层次的不断深入,民族历史、地域历史会成为世界历史,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也会成为世界文化。
如果说地方文化容易局限于原始封闭状态和有限的活动范围,那么在此基础上研究普遍规律的地方学,就能够助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时代列车。如果说人类科学文化是靠“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所驱动的环绕全球的列车,那么各个地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就像列车经过的各个站点的标识不同,而站点的功能和列车运行的基本原理相同。在人类科学文化的知识链条中,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的地方学,就是任何一处都不能打断的知识环节。一方面,就像一个人身体的各种器官不同,不同文化群体会有各自不同特性,在一个巨系统内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另一方面,就像人的血脉和经络是统一体,人类最终必然会遵循同样的自然法则,从而使人类科学文化必然会一体化发展。这就是各具特色的地方学与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只有探索客观规律,发现和认识各种定律,才能创建学科知识体系,从而有效服务社会发展。
规律与认识规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们可以认识和把握规律,可以根据规律来改变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可以遵循规律来创造新的生存环境;但是不能创造和改变规律本身。人本身存在于自然、属于自然,是自然界的产物。不是人类想成为人类才出现了人类,而是自然法则决定了必然会出现人类;而出现了人类之后,自然法则依然在无形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对来说,人的力量很有限,人想有为难有为;而自然法则的能量巨大无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那么,在无形中决定任何人的命运并支配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法则是什么?老子认为是“道”,成吉思汗认为是“长生天”,马克思认为是“真理”。当然,怎么称谓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识到具有巨大能量的自然法则的客观存在。
古人云:求之其本,经旬必得,得其时则驾;求之其末,劳而无功,蓬累而行。我们不会局限于表现形式上“求之其末”,而是力求内在实质上“求之其本”。马克思指出:真理像光一样。“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马恩全集》一卷6页)。任何人的理论学说,都只是构成他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而内在实质即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是所揭示的规律本身。道、长生天、真理等,只是称谓不同,研究和感知的角度不同,但其内在实质性的东西即自然法则“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因此,我们通过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来研究探讨对鄂尔多斯人来说是相同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本身。
在更深层意义上,不管是否能够意识到,研究探讨自然法则,这不仅是鄂尔多斯学的核心内容,也是所有地方学的核心内容。如果把中国文化比做一颗大树,那么各个地方文化是各具特色的枝干和树叶,而树根则是相同的。中国文豪鲁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都认为“中国文化之根在于道家”。其实,老子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不仅是中国文化之根,也是世界文化之根。
作为揭示文化之根的老子道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德道经》的各种版本高达二百六十多种语言版,位居世界第二。老子在近代被世界各国学者称之为“东方的巨人”,赞誉为是中国和世界的“第一哲人”。美国《纽约时报》将老子列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老子哲学思想穿越时空,不仅影响和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和享受的文化财富,奠定了人类共同的深厚的文化根基。
哲学是关于宇宙整体的理论学说,是人类全部科学之母。恩格斯指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马恩全集》一卷337页)。我们可以把哲学看做一个跨所有学科的巨系统,其中包括人类思维、外部世界、客观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重大的基本问题。说到底,老子在作为全部科学之母的哲学领域,探索人类科学文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根即自然法则,才成为世界“第一哲人”。深刻理解这一点,找到人类科学文化共同的根,这对鄂尔多斯学、中国各个地方学以及整个中国文化建设,都至关重要。这也是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的根基所在。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天、地、人最终都道法自然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科学文化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无论什么学科、什么地方学,都只是在寻找一个视角和切入点而已。
(注:本文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重点课题《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的“前言”。专著包括“比较研究,探索规律”、“集成创新,再论资本”、“创建学科,服务社会”三个部分,已报审有关出版社,预计2015年上半年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