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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游植入优质的活态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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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游植入优质的活态文化基因
包海山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是个性和精神的传承和内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旅游与活态文化基因的融合，能够开辟新的发展路径。苏泊罕游牧文化活态博物馆馆长杨勇高瞻远瞩、满怀激情，提出了“活态·非遗·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美丽愿景”：建设中国首家游牧文化旅游小镇；创立游牧文化特色国际化旅游商品基地；建立一座游牧文化传承保护性质的国际大学和研究所。
这使我眼前一亮的感觉：游牧文化旅游小镇与一座游牧文化传承保护性质的国际大学和研究所之间，有什么内在必然联系？这座国际大学和研究所能够研究什么；换句话说，研究什么才能够在一个小镇建立一座国际大学和研究所？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草原游牧文化，具有优质的活态文化基因。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认为：草原文明是一种伟大的文明。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蒙古文化不仅过去有过惊天动地的雄伟史诗，到今天为止还以自己的歌声可以在全世界独占鳌头。它的辽阔，它对自然的热爱，特别是它的对于流动性的赞颂，对于农耕文化的保守、狭隘都有所冲撞。对商品交换，游牧文化远远超过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更多的是自足自给，游牧文化是很早就有商品交换的概念。
从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角度来思考，特别是在发展货币形式和奠定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方面，蒙古族文化是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低下头也值得深思的一种文化。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草原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蒙古族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给予了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旋转的初次动力，如日本学者饭存穰所言：蒙古族及成吉思汗“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蒙古族最优质的活态文化基因，曾经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并且对改变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轴心的构成材料和旋转方式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在给予整个世界旋转的动力中，曾经、现在和将来都能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蒙古族最优质的活态文化基因。将它植入苏泊罕大草原旅游文化，就能够在游牧文化旅游小镇，建立一座大草原活态旅游文化国际大学和蒙古族最优质活态文化基因研究所。
一、成吉思汗文化是蒙古族最优质活态文化基因的集中体现
成吉思汗文化是他所创造以及在他的影响力下所形成的文化。文化是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总和，而具有科学内涵的文化，是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部分。人们不能创造和改变规律本身，只能发现、认识和遵循规律来改变世界，而科学文化与它所揭示、反映、转化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客观规律融为一体而具有了长久的生命活力，其中更接近于客观规律的部分就形成了最优质的活态文化基因。
遵循规律是认识论、方法论层面上的东西，而规律是本体论层面上的客观存在。成吉思汗遵循规律而形成了最优质的活态文化基因，但并不是规律本身，只是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例如，现在人们在向成吉思汗陵寝跪拜祭祀；而当年他也经常独自登山顶礼膜拜，跪拜长生天：“哈勒敦·不儿罕山，庇护了我蝼蚁之命”。据《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记载，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要“遵从您的仙命，勤恳去做”！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还是意识到了“蝼蚁之命”的个体力量，与他所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而发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个概念。
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最高境界，是把成吉思汗雄视全球的霸气和激情四射的豪迈，渗透到骨子里和血液中，使自己也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脑子里的东西可以学会，骨子里的东西只能遗传，这或许是蒙古人传承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心理优势。我们要努力冲破思维定势，开阔思维空间，从神秘的祭祀活动走向神奇的文化探索，重点研究探讨最优质的活态文化基因部分。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人是会出现的”。可见，“世界从沉睡中觉醒”并且走向开放、走向统一、走向文明，这是社会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以成吉思汗的方式来实现，这是一种偶然现象。成吉思汗之所以成为天之骄子、世界巨人，除了个人优秀品质之外，主要是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旅游与文化的融合发展角度来看，成吉思汗文化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主要有三大创举。
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成吉思汗扫除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疆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了畅通的运输线和通讯联络线。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把辽阔领域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商人、使者只要持有蒙古帝国下发的乘驿牌，就可以畅通无阻。国外学者认为：“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成吉思汗最早提出了“全球化”概念，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来判断局势和指导行动，并贯穿于所有开拓和征服活动中。在网络还未出现的的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就打开了全球信息交流。可以说，他所建立的通讯网络系统就是现在电子信息网络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英特网的前奏”；“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这经济“三位一体”中，如果按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来计算，当时蒙古人打下了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设定了新的秩序。在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是蒙古人为通向新时代铺平了道路。正是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交流中，成吉思汗不仅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也改变了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方法。戴尔·法利斯在《图书馆》上撰文，介绍了从成吉思汗到比尔·盖茨各个时代的最富有者，认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功，首先是因为严格遵循了时代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其次是靠个人的奋斗精神、创造才干和无比自信，同时还抓住了历史机遇。
三是蒙古族在他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从产品交换到商品流通、产生货币，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之所以能够交换，能够变成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二重性；另一方面，产品作为独立的物，它可以转移和让渡。产品交换和商品流通，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有形的物质功能；而蒙古民族最先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功能。蒙古帝国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元朝币制的最大特点是长期、广泛、大量地发行和流通纸币。元朝版图辽阔，横贯欧亚，由于纸币本身轻便，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当年，从欧洲前来中国游历的马可·波罗，在元大都见到这种纸币时惊叹不已：“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
二、蒙古族优质活态文化基因具有流动性、交融性、创新性
无论是诗人还是哲学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最终所研究探讨的都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郭沫若说：“诗人与哲学家的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正是具有这样一个“共通点”，正是所面对的宇宙体对象一样、所透视的万事万物的核心相同，因此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所形成的文化基因，都具有内在必然联系，都在一个巨系统内具有流动性、交融性、创新性。
创造文化的人有国度，而文化无国界。文化不会因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所创造而分为好坏，而是根据符合客观规律的因素的多少，使其文化基因的质量区分出优劣。在人类同以宇宙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所形成的各种文化中，优质的活态文化基因之间的流动性、交融性、创新性更加明显。例如，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之所以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智慧结晶，就是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和把握了同样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除了人类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人们能够意识到在无形中还有巨大的能量客观存在，它在无形中决定人类的命运并且支配整个自然界的运行。对此，老子认为是“道”、成吉思汗认为是“长生天”、马克思认为是“真理”。马克思说：“真理像光一样······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不管什么人的文化，都只是构成了他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而所揭示的真理即规律作为核心内容，对于任何人、任何地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我们所意识到的蒙古族优质活态文化基因，正是遵循了像光一样普照大地的真理即规律，因此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交融性、创新性。
从宏观上来说，资本的产生、发展、消亡是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马克思说：人类“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们认为，在这个穿越时空的巨系统内，能够强有力地推动其发展进程，并且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最优质的活态文化基因，就是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以及老子道学。
显而易见的是，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对资本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并对资本的发展变化将会产生关键性作用。在深层意义上，科学文化是第一生产力，将会成为社会财富和资本主体，而科学文化最终所转化和体现的是老子所揭示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因此“道法自然”将会在还原人类和自然界本身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从而在资本关系的消亡过程中发挥根本性作用。由此，我们能够看到各种优质活态文化基因，在一个巨系统内穿越时空的流动性、交融性、创新性。
文化是包括人的自身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人性化、意识化、信息化、智能化。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感觉和意识到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就能够与此相适应，在“人化了的自然界”形成各种文化。归根到底，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两个组成部分。而旅游包括了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这两个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因此旅游与文化的融合，能够使各种优质活态文化基因，在一个巨系统内穿越时空流动、交融、创新。
旅游文化最神奇、最微妙之处，就在于能够包容一切，或者说可以与一切融合发展。相对而言，自然环境是一种物质结构，人的躯体也是存在于自然环境即特定时空的有形的物质结构，例如航空航天也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内；而历史文化是一种信息结构，人的思维即思想文化是可以穿越时空的无形的信息结构，例如通过书籍和电脑网络等可以穿越时空。只有把这些要素融合起来，才能使旅游文化“活”起来，形成“活态”旅游文化。
开放、流动、融合是旅游产业的主要特色和功能。近10年，APEC各经济体旅游业增加值以年均6%的速度快速增长，是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2013年，APEC成员入境游客3.5亿人次，出境游客超过4亿人次。旅游业占区域经济总量的8.5%，是第一大产业。吸收就业人数超过1.2亿，占就业总量的8.8%。2014年，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第八届APEC旅游部长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强调：希望“开启旅游引领经济繁荣的新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始终是APEC追求的核心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就是加强旅游交流合作。”
从经济总量和就业人数来看，旅游在吃、住、行、娱、购为主的发展阶段，就已经是第一大产业；更为重要的是，旅游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当旅游文化达到与教育、科技、环保、养生、生态建设等融合发展阶段时，将开启旅游文化引领经济繁荣的新时代。在鄂尔多斯，把蒙古族最优质的活态文化基因，植入草原旅游文化，促进全市与整个世界一体化融合发展，就能够加快开启旅游文化引领经济繁荣的新时代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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