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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创建学科体系 服务社会现实（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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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科体系 服务社会现实
包海山
第二部分 集成创新 再论资本
目前鄂尔多斯老百姓普遍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大概就是钱的问题，而党委、政府需要强化的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金融信贷、政府债务、民间借贷、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导致维稳工作任务十分艰巨。以鄂尔多斯核心区东胜来说，估计90%以上的家庭涉足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之后，人们的问候语，从“你的钱要回来了吗”？到“这钱还能要回来吗”？再到“这钱要不回来咋办”？老百姓有很多困惑和无奈需要解答。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宁夏大学原校长陈育宁教授指出：“如果回避了，还谈什么地方学研究的作用？地方遇到问题我们不能回避，服务和创新是地方学的应有之义”（《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29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的时候，上学、就业、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都与资本有关，而且无论研究什么科学文化都会涉及到资本。因为任何科学文化的转化和应用都有成本，包括研究本身的成本。对地方学研究来说，无论是为了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还是为了体现研究成果本身的价值，都需要深入研究市场经济规律以及资本的运作规律，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基础性的经典著作。在某些基本点上，他的理论高度达到了极限。例如揭示了资本的高度集中，社会总资本融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以及随着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使资本关系的“外壳”“炸毁”，最终把人类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的内在本质规律。这些是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一旦超越了，也就没有资本可研究了。但是，由于当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局限性，以及个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资本论》还有很多缺陷，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应该说，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发现资本是一群野狼，并基本认识和掌握了其行动规律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在与资本狼的实际较量中，他们都输得很惨。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资本论》时直言不讳：“我一直认为，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不把这个担子抛掉，你就永远不会而且也不能脱出困境。这个一辈子也搞不完的东西，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马恩全集》三十一卷296页）。恩格斯在谈到自己时也坦言：“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尤其当上老板之后，负的责任更大，情况也就更糟了”（《马恩全集》三十一卷296页）。由此可见，在集中了社会力量的资本狼面前，他们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已经就决定他们的败局。
“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比“精神完全沮丧”还要“更糟”，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研究资本，如果只是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水平，那么又有什么用？谁愿意去那样煎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换一种思维方式研究问题，就会有许多新的发现。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苦干半个世纪了，可还是一个穷叫花子！我的母亲说得对极了：小卡尔要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该有多好啊！”（《马恩全集》三十二卷541页）。不听老人言，马克思也吃亏在眼前。两个感叹号，多少人间冷暖；一个省略号，多少难言之隐。这需要我们凝聚更多智慧，集成创新，重新再来论资本。
我国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一文中说：草原文明是一种伟大的文明。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带来很多很多的滋养。它的辽阔，它对自然的热爱，特别是它的对于流动性的赞颂，对于农耕文化的保守、狭隘都有所冲撞。对商品交换，游牧文化远远超过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更多的是自足自给，游牧文化是很早就有商品交换的概念。
我认为，在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蒙古族文化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之处，就是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以蒙古族文化为主体的鄂尔多斯文化，或许还能够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之处，就是对资本的发展和消亡过程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包容、平和的心态重新再论资本。
重新再论资本，不仅需要头脑里的智慧，也需要骨子里的勇气。马克思说：“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了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了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资本论》第一卷294页）。蒙古族在与草原狼的搏斗中形成了机智勇敢和凶猛强悍的遗传基因，特别是数百年来传承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文化的精神动力，不仅能够与草原狼共舞，而且能够驯导资本狼，改变资本实质。正如姜戎在《狼图腾》中所言：“现代中国人真应该为中国还埋藏有如此伟大珍贵、悠久丰厚的精神遗产而感到庆幸和自豪。现在到了应该剥去掩盖它的农耕羊皮，而让其大放光彩的时候了。它将是当代中华民族性格转换工程的最宝贵的本土精神资源。‘东方睡狮’将由于狼图腾精神的复活，而真正苏醒和抖擞起来”。
在草原人看来，我们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融入全球一体化，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在这过程中，什么狼来了狗来了的，我们自己还是狮子老虎呢；虽然曾经瞌睡打盹，但是现在清醒了，抖擞精神，怒吼一声，威震世界，我们还能怕什么呢！过去征服世界靠武力，现在统治天下靠文化，但不管武力还是文化，玩的都是速度和力量，玩的都是智慧和胆略，草原人总能玩得转它。正是这种心态和气势，是草原人能够与狼共舞，并在文明社会驯导资本狼、改变资本实质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也正是能够集成创新、再论资本的独特之处所在。
有人说金钱不如粪土，这是有道理的。相对而言，金钱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发挥作用，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而粪土会永远与生物相随而存在。我们再论资本，首先应该从宏观上了解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基本情况和必然趋势。
第一节 资本的产生
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
美国学者捷克·法萨切伏德说：“成吉思汗有意提高了金融、纺织、皮毛加工、生产纸张等手工业者的地位，并保护了他们的合法利益”；“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在自己管辖的多国建立金融系统，并执行了成吉思汗坚持的商业政策。在中国执政的蒙古人开始流通纸币，波斯汗国后来也尝试过使用纸币。欧洲各国经马可·波罗的介绍，了解到蒙古纸币的优越性，也尝试过使用纸币”（《去年风云第一人》236页）。
最好的经济学理论，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原理，概括最复杂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成吉思汗做到了这一点。他或许不是经济学家，不懂货币的内在本质，但却是卓越的经济建设者，很好的应用了货币的功能。他本能地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而他曾经所遵循的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现在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学者认为，“对整个世界来说，成吉思汗死后的影响比他生前更大”（《去年风云第一人》14页）；“在已过去的千年，成吉思汗在为近代生活打下基础方面超过了任何一个人”（《去年风云第一人》235页）。我们推动鄂尔多斯文化建设，创建鄂尔多斯学学科体系，应该特别注重这些方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货币转化为资本”时认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形式，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资本论》一卷167～168页）。
货币与资本的区别，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中，用于交换和消费的只起抵押品作用的是货币，而用于实现价值增值的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在当代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每一个新资本最初就不一定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它可能是一个创意，通过整合其他资源使具有创意的智慧转化为资本。对此我们将在“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历史任务”中探讨。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是，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的产物，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
从产品交换到商品流通、产生货币，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之所以能够交换，能够变成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二重性；另一方面，产品作为独立的物，它可以转移和让渡。产品交换和商品流通，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资本论》一卷107页）；“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取决于环境的适宜，天生的种族性格等等”（《资本论》第三卷895页）。可见，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特别是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在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中，这种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依然存在，这也是我们再论资本的天生性格优势所在。
据有关资料，我国是最早创造和使用纸币的国家。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曾使用过白鹿皮币，唐代又出现过飞钱，这些都属于纸币的雏形。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则是北宋天圣元年发行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流通的现金收据，随时可以兑现。金代也用纸币，但是因为币值不稳，三五年就更换新钞，所以流通范围并不很广。而到了元代蒙古帝国时期，则以使用纸钞为主，使纸币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最基本的是“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两种。这种纸币的功能与现代的钞票已基本相同。
元朝币制的最大特点是长期、广泛、大量地发行和流通纸币。元朝版图辽阔，横贯欧亚，由于纸币本身轻便，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当年，从欧洲前来中国游历的马可·波罗，在元大都见到这种纸币时惊叹不已：“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说它可以用于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
金属铸币发挥的是货币有形的“阳明”之用，而纸币发挥的是货币无形的“幽阴”作用。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有形的物质功能；而蒙古民族最先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功能。纸币是价值的信息符号。商品的价值，是以信息形态、以纸币形式，观念地体现出来的。
马克思说：“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因而才能在纸币形式上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资本论》一卷149页）。
蒙古帝国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现在，蒙古族曾经打天下的武装力量早已消失，而蒙古族最先赋予纸币所形成的货币权力依然统治着整个世界。这是最微妙、最神奇的地方，也是蒙古族历史文化中最辉煌、最有价值和最有生命活力的部分。解铃还须系铃人。对纸币无形的“幽阴”作用，或许蒙古族在冥冥之中有更多的直觉、灵感以及本能反应。当货币形式发展成为资本，特别是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无形的信息形态具有了资本属性之后，研究资本的信息结构和信息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我们的论文《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就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在调整、改变以及最终消除货币权力和资本职能过程中，或许蒙古族能够发挥非常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有其内在必然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人们的经济条件以及性格、智力等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认知和不同的态度，而某种意义上态度决定命运。成吉思汗或许不懂经济，但是靠一种精神力量，最早实践了经济“全球化”并成为“千年首富”。因此，在骨子里、血液中继承了成吉思汗精神的人们研究《资本论》，则是另一种思维方法和情感世界，会自然而然地换一个角度看资本，也能够看到资本的另一面。
对待金钱，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认知和心态，例如“钱是命，命是钱，钱命紧相连”与“钱是驴，驴是钱，钱驴等价交换”就不同。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是为了交换牲口；后来自作聪明的人们用来交换自己，使自己的劳动本身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一种商品，造成了人的自我异化。如恩格斯所言：商品“表现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恩全集》十六卷277页）；“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马恩全集》二十一卷199页）。
自私贪婪或许也是人的天性之一，或许人们都有一个心魔，于是把自私、贪婪、心魔附着到了资本和资源的身上。马克思说：“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和它的历史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资本论》三卷938页）。其实，兴妖作怪的并不是资本和土地，而是人类自己。如果人们照照能够透视灵魂的镜子，看到自己的心魔，就会明白，使这个世界着魔、颠倒的是人类自己，而不再冤枉无辜的资本先生和大地母亲。这是我们再论资本应该看到的一点。
第二节 资本的发展
资本的发展变化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研究探讨。我们认为，资本最根本的变化，就是资本的内在实质的改变，使人类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从具有盲目性向具有科学性的转变。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全部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盲目性，而一旦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科学性时，人类就会进入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所论的资本，是资本主义的资本；而时代发展需要我们在此基础上重新来再论资本，就是社会主义的资本。对此我们将在“资本的构成”、“资本的实质”等章节中进一步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智慧是资本，它们是以信息形态形成和运行的。人类一切社会活动，都是通过调控信息结构来支配物质结构的过程。在劳动、资本、土地即自然资源这“经济三位一体”中，以信息形态形成和运行的智力劳动和社会资本，具有其内在活力、容易流动、彼此转化、有效整合的特性，从而能够高效率地使自然资源变成社会财富。
社会资本具有不断高度集中的内在规律，最终社会总资本高度集中为唯一的“单个资本”，集中才算达到极限；而人类智慧具有不断有效整合的内在规律，最终能够在一个巨系统内构建“全球脑”。未来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主要体现在“单个资本”与“全球脑”之间，彼此联系和相互促进方面。我们把资本集中和智慧整合的两幅画面重叠起来，就可以在一个巨系统内看到三维立体的动态图像，而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引力中心和人类智慧深层融会的结合点，就是道法自然，因此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就会具有科学性。
对资本的集中规律，马克思说：积累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另一种表现而已，而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集中不论是通过吞并即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了极限（《马恩选集》二卷253～254页）。
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使生产资料的利用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说：“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马恩选集》二卷268页）。
资本与互联网的结合，将大大加快各国人民卷入世界市场网，也加快社会资本的集中进程，拓宽社会资本的集中渠道。社会资本的集中，“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这一点在互联网时代体现的非常明显。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和首席执行官（CEO）陆兆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之处：他们俩都不是IT专业的科班出身，都对写代码和系统架构一窍不通，但都坚信互联网还将进一步改变世界。我们认为，这种改变，包括通过互联网使“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方式的迅速改变。
铁木真素来以“深沉而大略，用兵如神”著称，第三方支付江湖中的“铁木真”陆兆禧说：“对铁木真这个人，我是打心底里敬佩”。这一点体现在阿里巴巴发展战略上，使国内第三方支付的领头羊支付宝能占据市场半壁江山，而且已经涉及全球数十个国家与地区，正在一步步向更广阔的战场迈进。据有关报道，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成功登陆美国纽交所，并且开盘报以92.7美元，较68美元发行价上涨36.3%，阿里巴巴集团市值达到2383.32亿美元。马云占阿里巴巴8.9%的股份，至此，阿里巴巴执行主席马云的身价也达到212.12亿美元，超过王健林，成为中国内地新首富。马云说：“我们拿回去的不是钱，是信任，是压力，是责任”。也正是这种信任和责任，使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迅速得到重新组合。
资本的积累只是量的增加，可以表现为GDP的增加，而资本的集中改变社会资本的质量，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宏观上来看，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使社会总资本融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从鄂尔多斯学研究来说，当社会总资本融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时，鄂尔多斯各个企业会扮演什么角色？鄂尔多斯的资本与融合为唯一的单个的社会总资本之间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非常奇妙而又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成为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的重点课题。鄂尔多斯党委、政府要强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转型发展中更好地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就应该认识和把握社会资本的集中规律，特别是要认识和把握在互联网时代，通过资本的集中，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的基本原理。
在劳动、资本、资源“经济三位一体”中，智力劳动和社会资本是可以迅速流动和整合的，而资源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地域性天然禀赋。鄂尔多斯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这是稳定的基础；还有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的蒙古族文化是鄂尔多斯主体文化，也有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确定为重点课题研究的智慧，这些是非常难得的。鄂尔多斯曾经提出创建中国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战略构想，这确实有一定的基础。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应该进行这方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我们的专著《创建学科体系，服务社会现实》，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作为一般原理，我们知道，在社会总资本不断集中过程中，证券公司在投资方和融资方、在股民和上市公司之间，发挥着信息沟通、资金链接、利益调节等功能。证券公司自身发展的下策是赚取股民的钱，有可能使大部分股民长期赔钱，失去忍耐，不再陪“忽悠”和欺骗他们的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玩儿了，使整个股票市场瘫痪、崩盘；中策是赚取上市公司的钱，一方面靠金融手段获取自身利益，另一方面靠政策手段迫使上市公司兑现他们对股民的承诺，保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上策是把自身利益与股民利益、上市公司利益融为一体，共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使整个资本市场相对合理、有序、健康发展。
从证券公司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协调和平衡各种利益。《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自然法则是保持某种平衡，削减多余的部分而补上不足的部分，这是证券公司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而人们的做法，却不是如此，是搜刮不足的部分来供奉有余的部分，这是证券公司目前应该改变的状况。谁能够创造有余的东西并用来奉献天下百姓？只有遵循自然法则的人，同理，也只有遵循自然法则的证券公司才能存活下来并且健康发展。
从上市公司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道德经》八十一章最后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不去积蓄财富，他总是尽力帮助别人，结果使自己可以帮助别人的能力越来越大；他总是尽量给予别人财富，结果使自己可以给予别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天之道，是造福万物而不为害；圣人之道，是只管成就事业而不去争夺果实。这是上市公司增强自身发展动力、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所应该遵循的自然法则。
从股民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提高素质，形成合力，改变投机取巧心理，培育合作共赢意识。《道德经》第七章：“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道德经》第十五章：“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智者圣人将自己放在众人之后却反而成为引领大众的人，排除了个人意志却反而成为有地位不可缺少的人。并不是因为他完全无私无欲那么邪乎吧？是自然法则能够成全他应该得到的一切。谁能够在浑浊中平静下来看清一切？谁能够在安静与运动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把握新的生命活力？保持这种自然法则的人，不会自私贪婪。只有不自私贪婪，才能够平和地看待旧的该失去就会失去、新的该到来就会到来。
在某种意义上，上市公司与股民的关系，如同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马克思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而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而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马恩选集》二卷9～10页）。
在社会总资本通过高度集中而融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过程中，上市公司像舞台上被选秀的演员，而股民像持有表决权的评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唯一的，因此相对遵循唯一规律的资本，就会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没有遵循规律甚至违背规律的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是社会总资本不断高度集中的过程，是社会总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人格化的过程，也是促进社会全体成员成为股民并且与上市公司利益融为一体的过程。
社会资本的集中，给予资本职能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更多的“信任、压力、责任”，同时也在调整和平衡着投资方和融资方的权力和利益。马克思说：“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资本论》三卷294页）。实现这种转化之后，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马恩选集》二卷465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集体的理性与共同的控制，包括上市公司，也包括全体股民，最终共同遵循唯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节 资本的消亡
任何事物都是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但是相对于共产主义而言，社会主义依然是私有制，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以及生活资料都是私有制，资本关系依然存在。资本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有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完善，达到资本所不能包容的地步，资本关系的外壳才会“炸毁”，使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达到更高的层次，使人类社会进入更高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
对于资本关系的外壳被炸毁的过程，马克思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马恩选集》二卷268页）。对此，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在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存在资本关系的全部现代社会中，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资本关系的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从而使资本关系的外壳炸毁。那时候，血脉相连的资本主义姥姥、社会主义母亲和共产主义女儿一家三代人，女儿会为姥姥和母亲的过世奏哀乐，也会为新生活的到来谱写新的乐章。
对资本的消亡过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从资本与人的关系来看，当人的力量远远大于资本的力量时，就会体现出人的主体地位，还原资本的工具作用，最终把人类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使资本关系自然消亡；二是从人类所创造和应用的资本与人类通过科学文化的形式所转化和体现的自然法则的关系来看，当资本无法容纳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时，资本关系就会失去意义而消亡，即“奇点”的来临将加快资本关系的消亡。
一、从资本与人的关系来看，不是资本会不会消亡的问题，而主要是人们会不会把自己当人看的问题。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实质就是使劳动变成商品。一旦人们都把自己当人看，不再把自己的劳动本质当作一种商品，那么雇佣劳动这个资本的条件不存在了，资本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消亡。如恩格斯所言：“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蛋了”（《马恩全集》二卷507页）；“人在金钱统治下的完全异化，必然要过渡到如今已经逼近的深刻，那时，人将重新掌握自己”（《马恩全集》一卷662页）。可见，只要具有意志的人重新掌握了自己，那么把人作为商品的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蛋了。
与具有意志的人重新掌握自己相反，当“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异化为一种商品时，没有资本和拥有资本的人们都会被资本所奴役。马克思说：“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马恩选集》一卷336页）；而拥有资本者也会被资本欲所奴役，例如“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马恩选集》二卷121页）。
之所以能够产生资本，而最终资本又会自然消亡，是因为与资本相关的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马克思说：“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资本论》一卷56页）；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马恩全集》十三卷25页）。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完成它特殊的社会形式中的历史任务之后，劳动的交换价值就会消失，劳动没有任何交换价值，从而使劳动回归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没有交换价值就没有资本，资本关系与劳动的交换价值一同消亡。恩格斯：“对于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劳动没有任何价值，也不能有任何价值”（《马恩选集》三卷544页）。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劳动价值，就是劳动的交换价值；所说的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只能科学地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劳动生产力和完善是生产关系，而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消灭资本关系）。当然，不管是什么主义，我们理解了资本消亡的内在必然规律，这就足够了，这也是“极其重要的”。
二、从资本与科学文化的关系来看，虽然它们都是人类的创造物，虽然在特殊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智慧是资本，但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是短暂的，创造和应用资本的智慧也只是人类智慧中的一部分，而科学文化是永恒的，与人类出现和成长的全过程相伴相随。
科学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生产力，就是因为科学文化所转化和体现的自然法则的能量巨大无比。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资本论》三卷97页）。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内部的分工等，最终所遵循的就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
科学文化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科学文化本身也会成为可共享的具有更大使用价值的社会财富。恩格斯说：“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的分工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分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马恩全集》十八卷246页）。
这里的“关键”，一方面，科学文化是真正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科学文化可以变成全社会可共享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烈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识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马恩全集》二十卷304页）。相对而言，人们比较客观地看待自然界，所以容易发现和认识自然界的各种定律；而对人类社会持有太多的主观意识，所以很难发现和认识自身发展和社会关系中的各种定律。
科学在按几何级数发展，而今天的生产力没有与科学的发展同步按几何级数变得更强大，主要是因为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未来社会科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具有生命活力的科学文化按几何级数一体化协调发展，生物思想与现存技术不断高度融合，人类超越自身的生物局限性，使人类智能中的非生物部分无限超越生物智能部分，人类主观意志的控制欲和控制力的逐渐消失，说到底，随着人类能够道法自然，人类所应用于交换价值的资本，将无法容纳科学文化所转化和体现的原本可共享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从而使资本失去它存在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使资本自然而然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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