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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科体系 服务社会现实（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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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科体系 服务社会现实
包海山
第五章 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
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之初，研究会荣誉会长、内蒙古文联主席阿云嘎，在《鄂尔多斯学研究》2002年第1期发表了《试论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对几个关系的把握》一文。他说：“找出一个角度、切入点或者方向，把所有这些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学科研究或者课题研究都应该有一个核心问题或者‘纲’，大家从各自角度去深化它，推动它，最后又去突破它。这应该是任何一个研究工程的必然过程，以地区命名的科学也应该如此”。
把鄂尔多斯学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切入点，也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或者“纲”，就是支配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正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所以我们才能够把从不同角度探索客观规律的各种科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努力集成创新。郭沫若说：“诗人与哲学家的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的利器是纯粹的直观，哲学家的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11页）。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就是找到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的“共通点”，使不同的思想观点碰撞，激发和提炼出更接近于万事万物核心的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新的知识体系。
地方学研究也具有宇宙体和全球化概念，意识到每一个地方都是地球自然村中彼此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时，我们就会有新的研究方法。阿云嘎说：“必须学习和掌握当今世界很多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据了解，现在的历史研究、人文研究、文化研究中出现了很多新的概念，新的方法，新的角度。这些新的概念、方法和角度都大大促进了研究的深化。尽可能多学习和掌握这些新的东西，我们就可能将鄂尔多斯学研究与当代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水准相衔接，达到一种比较高的水平”。我们的“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只是一种探索，只是打开一扇窗、推开一道门，看到的是人类科学文化的百花园，也由此找到鄂尔多斯学研究与当代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水准相衔接的有效途径。
美国学者凯文·凯利认为，必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系统，必有一种形式包含了一切形式，必有一种控制控制了所有的控制，必有一种组织方法组织了所有的组织。如果从正确的制高点观察，元循环就只会扩大到包含更多的元层级，因此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一个更大的循环之中回来到自身这里（《技术元素》80～81页）。例如美国作家侯世达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就探索了系统的特征，系统会把自己的输出重新归入系统自身，创造出新的事物，这种系统化研究的著作本身也荣获普利策奖。
我们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也是为了在道法自然的巨系统内，开阔思维空间，推动科学系统化建设。南开大学李庆诚教授在中文版《奇点临近》一书的“译者序”中说：“当人们看到太多相同的时候，也许我们很无知；当人们看到太多不同的时候，也许我们视野不够大；当人们同时看到不同和相同的时候，也许这恰是我们的智慧原点。”
对于地方学研究来说，如果只是局限于某个地方，停留在收集整理资料的层面上，人们看到太多相同的东西泛泛而论，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相互拼凑的论文汇编，那么也许我们还很无知；如果能够开展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平行和比较研究，是一大进步，但是人们仅仅看到太多不同的时候，那么也许我们视野还不够大；如果在特定地方文化的微观与综合研究基础上，能够走得进来、跳得出去，即跳出地方看地方，将特定地方当作鸟瞰的对象，通过跨地域、跨时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同时看到不同和相同并且看到一体化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的时候，也许这恰是我们的智慧原点。
互联网时代将从根本上改变学科建设的方式方法以及整个人类的知识结构。《互联网时代》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全球电视机构首次全面系统解析互联网的大型纪录片。央视财经频道10个摄制组历时3年，奔赴14个国家，采访了近200位互联网各界重要人士。这是央视继《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华尔街》等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互联网将会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思维、情感、行为、组织等方方面面。作为地方学研究者，我主要思考的是全球互联网与地方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芯片技术、传感器、云计算的飞速发展让万物相连和无处不在的智能化成为普遍，计算机、互联网与生物技术的结合正呈现出人机共同进化的可能等等，而在“眺望”互联网时代未来的可能中，我认为人类共同面对的两大命题，一是构建“全球脑”，二是促进“奇点”来临；其本质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以及还原人与自然的从属关系。地方学研究也必须顺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研究探讨地方学与“全球脑”以及学科体系与“奇点”之间的必然联系。
第一节 地方学研究与构建“全球脑”
在一个巨系统内，地方学研究机构，是为促进当地融入全球一体化服务的智库，是“全球脑”的组成部分。我们把“全球脑”可以理解为人类共同的智慧，是人的思维和意识的产物，而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意识，归根到底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在根本上是由同样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人类思维的发展是在整个自然界的演化中的发展，都有规律可循。当人类共同遵循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时，人类的思想文化就会融为一体，构建“全球脑”。地方学研究的现实需要以及互联网发展的技术条件，使人类构建“全球脑”、使人类科学文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成为可能。
全球一体化发展以及“全球脑”的构建，不是把全球资源和智慧集中到某一个地方，而是使全球资源在各个地方合理布局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各个地方的人们共同遵循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老子云： “执大象，天下往”；马克思说：“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大象、真理如磁石，对天下往、把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柏拉图说得很形象：“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他们也像磁石一样，能吸引其它铁环”；磁石“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些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274页）。这也是人类构建“全球脑”的过程。
信息的集成可以获得和形成知识，信息和知识的集成可以获得和形成智慧，而信息、知识、智慧的集成，可以构建“全球脑”，可以促进人类科学文化在一个巨系统内一体化协调和谐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所意识到的智慧，都可以信息化、数字化，而任何信息和数字都可以穿越时空重新排列组合，可以按几何级数迅速发展，这就是人类可以构建“全球脑”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信息交流、互动、共享已经不再是最迫切的需求，而在全球化的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上，对人类从古至今所有信息、知识、智慧，进行规模化、专业化、系统化的分析、识别、分解、重组、融汇、整合、创新，将会成为最大的挑战、机遇和发展方向，而且将由此带来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的巨大变革。 地方学研究必须研究探讨其内在本质规律，顺应这种发展趋势。
从融入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系统看来，就是把个人的全息图与别人的全息图以及整个人类的全息图拼接和融汇的过程。美国全球问题专家欧文·拉兹洛认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A场中留下了他们的全息图的轨迹。个人的全息图可合成一幅超全息图，它包含了群族、社会或文化。所有人的全息图连接并整合，就形成了极超全息图。这是人类共同的内化仓库。通过调节，使我们的脑与其他人的脑和躯体产生的全息图进行‘适应性共振’，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不同的人们以及自然界发生微妙而有效的联系”（《全球脑的量子跃迁》146页）。人类的一种高水平的意识组成了知觉和感觉的精密方式，享有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自由：一是关于时空领域中能量流和贯穿场域的“信息流”的由自己决定的选择权利，一是对于两者的反应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反应决定因素因为处于生物进化的较高层次而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物种的自由水平的上升（《全球脑的量子跃迁》141页）。
全息图是由各种不同的信息、知识和智慧构成的，但是因为有共同的核心而形成一个巨系统。例如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各不相同，但是都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又如地球表面上的山川、草原、大海各不相同，但是同样拥有唯一的地球核心。能够认识的这一点，这就是人类智慧。学者认为，我们像海洋中的岛屿，表面分离，实际底部相连。多样性是自然界和艺术领域一切事物的基础。人类世界里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多样性，同自然界和艺术领域中的一样，处于最根本的地位。人类社会必须由年龄、性别、个性、肤色和信条等各不相同的成员组成，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各自发挥特长、相互弥补，从而使人类社会取得进步。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就像一个身体内的不同器官一样，必须相互配合来维持他们所属的系统地球上的人类社会。
道生万物，即“上帝的创造不是我们察觉得到并栖居其间的宇宙本身，而是宇宙自我创造的潜力”（《全球脑的量子跃迁》137页）。包括人的自然内在的整个自然界，都具有自我创造的潜能，我们需要的就是学习和应用人类智慧，把我们更多自我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欧文·拉兹洛说：宇宙通过能量和信息的传递、转移和保存环节进行演变。在场域中，信息不仅可保存，还可通过与时空领域的相互作用被生产出来。信息逐渐积累被渐渐地“内化”演变过程（《全球脑的量子跃迁》136页）。调节我们的大脑使之与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全息图发生适应性共振，意味着超出今天的自我界限和感官限制的意识，成为一种更宽阔的超越个人的意识。这种转变可能会导致重大的结果。当人们产生超越个人的意识，开始意识到彼此之间、同生物圈的、同宇宙的深厚联系。同远近不同的人与文化产生更大的共鸣，而对动物、植物及整个生物圈的敏感性也增加。从而一种新的文明将会问世（《全球脑的量子跃迁》147页）。这就是人类构建“全球脑”的现实意义上在。
自然法则是客观存在，但是怎样认识和应用自然法则来改变世界和自我发展，这取决于我们自己。恩格斯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同时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产条件”（《马恩选集》四卷329页）。我们比较研究、集成创新，就是努力把前人的科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文化灵魂和生命能量，从而以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自然天性，融入世界，改变世界。就全局与一域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另一方面，如网友在互联网上所理解和鼓励的：“策应一隅，足见奇谋”。总之，一方面，我们努力使自己创建的学科体系融入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努力使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的巨大能量，对鄂尔多斯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节 创建学科体系与促进“奇点”来临
人类最终不是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而是顺应自然、回归自然。以人为本，控制世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而遵循规律，回归自然，则是更高层次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在自然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过程中，看到万物的力量，认识到“人亦大”，就会以人为本，企图控制世界；而一旦达到更高的层次，意识到作为万物本原的“道”的巨大能量，意识到人法天地，道法自然，就会遵循规律，回归自然。这个转折点就是“奇点”，或者理解为“失控”即人类主观意志的控制欲和控制力的逐渐消失，回归人的自然天性。“奇点”是从企图征服自然转向理性回归自然，是从人想有为难有为达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发展。
大型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多次提到雷·库兹韦尔和凯文·凯利的观点。美国奇点大学校长雷·库兹韦尔认为：人类创造技术的节奏正在加快，技术的力量也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在增长。同时，计算机智能应用也在逐渐拓宽。在未来几十年，基于信息的技术将会容纳人类所有的知识和技能，甚至包含识别模式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技巧，以及人类大脑中的情感与道德。“奇点”将代表我们的生物思想与现存技术融合的顶点，它将导致人类超越自身的生物局限性，使我们将获得超越命运的力量。我们将充分理解人类的思想并极大限度地拓展思想的外延。人类智能中的非生物部分将无限超越生物智能部分，非生物智能部分将占主导地位（《奇点临近》1～2页）。雷·库兹韦尔预测，“奇点”将于2045年到来。30来年时间，弹指一挥间，我们意识到了吗？
与上述基本原理相同，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认为：自然的野性是我们深刻认识活系统的主要信息来源。从这些特殊的大系统中，我提取出一套适用于所有大型活系统的统一原则，称之为“神律”。这套神律是所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完善系统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人类在创造复杂机械的进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归自然去寻求指引。因此自然绝不仅仅是一个储量丰富的生物基因库，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基因库”，是一个创意工厂。人造世界就像天然世界一样，很快就会具有自治力，也随之失去我们的控制。但在我看来，这却是个最美妙的结局（《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6～7页）。
人法天地，道法自然。人类不再企图战胜和控制自然，而是顺应和回归自然，这就是全人类最终最美妙的命运和结局，也是人类不断发现、认识、转化和体现自然法则巨大能量的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凯文·凯利把数量庞大的发明创造统称为文化。他说：文化包括迄今为止所有被发明出来的科技和这些科技的产物，以及我们的集体思维产生的其他任何东西。当有人提及“文化”时，如果他所指的不仅是当地的民族文化，而且包含人类的整体文化，那么这个词汇所指的就非常贴近我一直在讨论的科技涵盖的广阔范围（《科技想要什么》12页）。
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源于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各种定律的发现和应用。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认为，正如思维必须遵循认知规律及支配生命和自组织的定律一样，技术元素也必须服从思维、生命和自组织——包括人脑——的定律。技术元素包括人类发明所具有的“繁殖”动力，这种动力促进新工具的制作和新的科技发明，鼓励不同技术进行沟通以实现自我改进。这个系统开始具备某种自主性。我越深入了解科技发明的整个系统，就越意识到它的强大和自我繁殖能力。无论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其本质都不在于DNA、机体组织或肉体这样的物质，而在于看不见的能量和物质形式中包含的信息。同样，随着科技的物质面罩被揭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核也是观念和信息。生命和科技似乎都是以非物质的信息流为基础的（《科技想要什么》11～16页）。
如果我们把穿越时空、自成体系、自我繁殖的人类科学文化，看作是一个具有内在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那么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认识和应用各种定律的个体生命，就是融入和支撑人类科学文化有机整体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活细胞。当文化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时，人的文化灵魂便与“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自然规律融为一体，具有了长久的生命活力。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老子“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庄子“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者为友”是可以理解的。
科学文化的创造和应用的整个系统和全过程，都是围绕定律形成和进行的。科学文化的发展，就是发现、认识和应用各种定律的过程。一方面，通过观察各种现象和事实，归纳和推理出定律和理论，包括在前人发现的定律和创造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认识新的定律和创造新的理论。另一方面，解释和演绎定律和理论，根据定律和理论来预见、推测事物和现象将会发生的新的变化。
英国著名学者A.F.查尔默斯在《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中谈到“为什么世界应当遵循规律”时认为：一旦在对物质系统的表征中使用诸如倾向、趋势、能动力量和能力这样的概念，那就可以把自然规律理解为是对倾向、趋势、能动力量或能力的表征。以这种方式解释规律，就不必再期望规律去描述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结果，因为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典型地都是一些倾向、趋势、能动力量或能力以某种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原因与规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特殊事项所具有的能动力量和能力以及特殊事项相互作用的效力，迫使那些特殊事项按照规律活动。有规律的活动是由有效的因果作用引起的。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承认所有科学实践所隐含的意义，即自然是能动的。它阐明了什么使得系统按照规律活动，而且它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把规律与因果作用联系在一起（《科学究竟是什么》256～258页）。
从倾向、趋势、能动力量或能力以某种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来看，人类科学文化总量翻一番的时间，从几千年、几百年向几个月、几十天方向发展。恩格斯说：“自然界用了亿万年的时间才产生了具有意识的生物，而现在这些具有意识的生物只用几千年的时间就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不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行动，而且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群众的行动，共同活动，一起去争取实现预定的共同目标”（《马恩全集》三十九卷265页）。
科学文化按几何级数发展，不仅得益于人类生物机能的进化，不仅得益于科学文化能够世代积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得益于人类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使形成科学文化的内在组织结构发生系统性变化。理解这一点，对于鄂尔多斯学系统化、整体性学科建设也非常重要。凯文·凯利认为：变化本身是可以结构化的。当多个复杂系统构建成一个特大系统的时候，每个系统就开始影响直至最终改变其他系统的组织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使系统产生变化的规则，自身也产生了变化。当科技被生物激活之后，我们就得到了能够适应、学习和进化的人工制品；而当我们的技术能够适应、学习和进化之后，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生物文明。工业时代的标志是机械设计能力的登峰造极；而新生物文明的标志则是使设计再次回归自然，将工程技术和不羁的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即将到来的新生物时代，所有我们所依赖和担心的事物，都将具有更多天生的属性，并使之接受它那不断进化、常变常新且不受我们掌控的进程安排（《失控》695～697页）。
对这种发展趋势，我们是可以理解和预见的。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文化可以成为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生产力，而且将会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那么，当人类非生物智能自我“繁殖”的科学文化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人类生物智能创造的科学文化的时候，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整体现代政治经济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资本关系的消失和人类劳动力的解放，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只能顺应这种发展规律来创建学科知识体系，促进“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奇点”来临。
据有关专家估算，到203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达到现在的两倍，增加的能源需求很可能由纳米级的太阳能、风能及地热能提供；而运算和通信的性价比将很可能以亿倍的系数增长，其他技术在性能和效率上也会大幅增长。也就是说，对于鄂尔多斯这样的所谓能源之都来说，在未来十几年的时间，就将会使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会成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开始集成创新的主要内容。我们创建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意义和价值，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和战略性，也只能体现在这些服务社会现实和破解具体的发展难题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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