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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科体系 服务社会现实（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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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科体系 服务社会现实（第三章）
包海山
第三章 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
鄂尔多斯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聚集区，因此蒙古族文化是鄂尔多斯主体文化。因为成吉思汗而形成了蒙古族鄂尔多斯部，所以成吉思汗文化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信仰分为宗教信仰、世俗信仰和科学信仰三个层次，那么在宗教信仰和世俗信仰层次上，可以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现象，而只有达到科学信仰层次，才能探索其内在生命活力。
第一节 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不同层次
客观规律得以实现的各种形式，可以表现为理论成果，也可以表现为社会实践，都有其文化内涵。在发现、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思维和行为中，老子、马克思等侧重于思维即理论研究，而成吉思汗侧重于行为即社会实践。
自美国《华盛顿邮报》把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以来，成吉思汗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出现一批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或力作。这些经典力作，成为畅销欧美的热门读物，再掀英雄史诗的热潮，主要是能够与现实联系起来，把它看作融合谋略、斗志、文化为一体的历史解谜之作，看作召唤梦想、守护自由和平的生命启示录，鼓舞人们为梦想而战，为自己出征，像成吉思汗一样创造英雄传奇！
德国历史学家巴克霍森在《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帝国的崛起》中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一位几乎白手起家的卓越经营者，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卓越的团队。他是兼容并蓄的革新者，打破一个旧世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文化、科技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他的经营管理成了现代企业家参考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评选最理想的老板，结果13世纪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却奇迹般地荣登榜首，认为他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中认为，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觉醒。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个在自己征服过的各个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是促进商业发展的通道，而且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巨著和力作没有一部出自中国人之手、蒙古族人之手。应该说，无论从文化传承还是从政府支持的角度来讲，鄂尔多斯蒙古人研究成吉思汗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可惜多年来研究的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强调的主要是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局限于世俗信仰层面的文化研究，而没有重视成吉思汗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没有看到成吉思汗文化与科学信仰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
第二节 从神秘祭祀活动走向神奇文化探索
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要想有新的突破，必须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突出重点以及研究方法创新；二是研究者自身素质的提高，要超越狭隘的民族心理和封闭的地域观念，要在一个更大的巨系统内研究探讨文化特征。
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结合两方面的因素来看，上士研究道德层次的文化、中士研究仁义层次的文化、下士研究礼仪层次的文化。注重表面形式上的繁文缛礼的祭祀文化，是下士研究的礼仪层次的文化，很容易“忠信之薄”、“而愚之始”，而很难看到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不懂入道守德、顺其自然，就无所谓仁义礼的哲理。例如在研究信仰文化中，一旦意识到科学信仰就会全力以赴，而不会在宗教信仰、世俗信仰层面耗费太多的精力。
成吉思汗祭祀活动有严格的程序。元朝时期，完善祭祀制度，使祭奠日趋规范化。明代北元时期，祭奠进一步程序化，详细规定了祭奠礼俗、祭奠程序。清朝时期，使祭奠趋于定型。活动范围和思维空间，就如此在世俗层面被规范化和程序化，乃至被趋于定型，这在某种意义上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和潜能的压抑，会形成狭隘、懦弱、懒惰的民族性格。
是什么原因使蒙古人在经历了初期短暂的、暴风骤雨般的荣耀和辉煌之后，却陷入长久的沉寂和衰落？是什么样的根本因素制约着蒙古人的进步和发展？蒙古族著名乐评人科尔沁夫，在《丑陋的蒙古人》中提出这些问题之后认为：是文化，或者说是民族性格，包括对传统毫无批判的继承，对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对祖先缺点的文过饰非。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蒙古人生活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喜欢生活的变化，更不会主动的寻求变化。只要是祖先定下来的事，即使它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合时宜，甚至有些愚蠢，也不能改变，还美名其曰“保护传统”。对于自傲和崇拜祖先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民族性格是蒙古人所不自觉的精神枷锁。早期蒙古人与现代蒙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开明的吸收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的祖先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努力冲破思维定势，开阔思维空间，从神秘的祭祀活动走向神奇的文化探索。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人是会出现的”（《马恩全集》三十九卷200页）。可见，“世界从沉睡中觉醒”并且走向开放、走向统一、走向文明，这是社会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以成吉思汗的方式来实现，这是一种偶然现象。成吉思汗之所以成为天之骄子、世界巨人，除了个人优秀品质之外，主要是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
自然法则与遵循自然法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在人们在向成吉思汗陵寝跪拜祭祀；而当年他也经常独自登山顶礼膜拜，跪拜长生天：“哈勒敦·不儿罕山，庇护了我蝼蚁之命”。可见，成吉思汗也跪拜祈求的法力和能量，才是我们应该探索的核心内容，并由此从世俗信仰升华为科学信仰。我们应该非常清楚，成吉思汗个体的“蝼蚁之命”与他所探寻和遵循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成吉思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使他成为闻道便“勤而行之”的上士。据《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记载，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你以道家精义，恳切教诲，我恭敬、严肃地听完了。所说的内容，都是很难做的事情；然而，怎敢不遵从您的仙命，勤恳去做！”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还是意识到了“蝼蚁之命”的个体力量，与他所转化和体现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个概念。
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培育出成吉思汗式的人物，甚至超越他的人物，把成吉思汗雄视全球的霸气和激情四射的豪迈，渗透到骨子里和血液中，使自己也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脑子里的东西可以学会，骨子里的东西只能遗传，这或许是蒙古人传承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心理优势。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和自身知识的有限，成吉思汗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亲览”和“请益焉”，最终还是有很多“玄旨未明”，这或许是成吉思汗一生最大的遗憾。最好的传承和发展，就是弥补他的缺憾，搞清楚成吉思汗“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的道学所传导的“玄旨”和“仙命”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成为成吉思汗式的人物、甚至超越他的可能性所在。
第三节 感悟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
中国文化报驻内蒙古记者站阿勒德尔图说，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文化一向是平等的，但对道学的宽容远远超出了他所制定的札撒。“这里的玄机是什么，倘有学者致力于深入研究，或许还会有惊人的发现”。我觉得，这种“惊人的发现”，应该是成吉思汗意识到了或者说感觉到了，老子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巨大能量的客观存在。
宗教信仰与遵循自然法则不同。马克思认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页）。人们在现实中感到困惑、迷茫和无奈，便在虚幻世界里得到某种回避和解脱。如果说在宗教领域里主宰世界的是各路神仙，那么在商品社会里主宰世界的就是金钱钞票。受金钱的统治比受神仙的统治强不了多少，人们向金钱膜拜和向神仙跪拜，其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获得自身的表现。因此，把宗教信徒带回现实生活中，他们依然会面临更大的现实压力，而且还少了几分虚幻缥渺，却多了几分残酷血腥。我国曾经靠政治力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抛弃了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却没有解决现实生活的困境，而且使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人们信仰宗教，并不想放弃对现实幸福的追求和渴望。如恩格斯所言：“就连《启示录》也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天堂：人们都光着屁股坐在潮湿的云端上，用多少带血的手弹拨着竖琴，永无休止地高唱着众赞歌”（《马恩全集》三十九卷266页）。但是，我们不能用一阵寒风把乌云吹散，把在潮湿的云端上高唱赞歌的善男信女们，冷不丁一下子给摔下来，而是要多做潜移默化的工作，有个缓冲，使他们能够平稳地软着落。这就需要有卓越智慧和超凡能量，与宗教信徒们有种内在心灵的沟通，因为他们更需要智慧阳光的普照和情感雨露的滋润。恩格斯说：“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不过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马恩全集》第一卷651页）。我们认识到这些，就能够有效清理宗教市场，合理整顿神鬼队伍，从而达到道法自然的科学信仰。
相对而言，西方文化是以神为本，汉族文化是以人为本，而蒙古族文化是以自然为本，知道生产生活的各种条件以及人本身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蒙古族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揭示自然法则的老子道学。在人类历史上，作为统治者，只有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才认为老子道学有“玄旨”、是“仙命”，并“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可以说，成吉思汗是对老子道学敬畏并且努力遵从仙命、勤恳去做的第一人。因此，这也是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学者，自己也成为“上士”，努力入道守德、勤而行之必须清楚的一点。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形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规律本身。科学文化不会因为是什么人的、什么地方的而分好坏，而是根据接近客观规律的程度、揭示规律的因素的多少，可以判断有多少正确的部分和多少错误的部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由于成吉思汗文化融入自然、顺应规律并与自然规律融为一体，才具有了长久的生命活力。我们只有从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来研究探讨成吉思汗文化，才能真切地感悟到它的生命活力的客观存在。
我所理解的文化生命力，是一种正能量，是对现实发挥作用的智慧和精神。元代“秋思之祖”马致远词云：“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很多荣华富贵、官位权势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文化才得以永恒。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特别重视成吉思汗文化中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三大创举：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三是蒙古族在他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在这里只简要谈前两个，后一个将《在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中探讨。
1.地球原本是一个自然村，人类应该共建一个和谐家，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在全球一体化中，成吉思汗发挥了“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花园传播到另一花园”的作用。韩国学者金钟日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千年风云第一人》21页）。蒙古国学者毕拉认为，成吉思汗最早提出了“全球化”概念，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来判断局势和指导行动，并贯穿于所有开拓和征服活动中（《千年风云第一人》20页）。
“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员往来、商业流通、信息交流等等。成吉思汗扫除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疆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了畅通的运输线和通讯联络线。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把辽阔领域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商人、使者只要持有蒙古帝国下发的乘驿牌，就可以畅通无阻。国外学者认为：在网络还未出现的的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就打开了全球信息交流（《千年风云第一人》53页）。可以说，他所建立的通讯网络系统就是现在电子信息网络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英特网的前奏”（《千年风云第一人》75页）；“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千年风云第一人》第6页）。
2.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这经济“三位一体”中，如果按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来计算，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都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设定了新的秩序。“在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是蒙古人为通向新时代铺平了道路。的确，蒙古人带给东方和西方的都不是自己创造的东西，但他们信奉知识和财富的力量，并愿意和善于扮演这个传播者的角色”（《千年风云第一人》232页）。可以说，成吉思汗是全世界经济科学文化“全球化”广泛交流的创始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更有价值的创造。史学家翦伯赞认为，“随着蒙古军西征，我国伟大的科学发明——罗盘、火药、造纸、印刷术等发明和元朝发行的纸币（中统元宝交钞）以及驿站制度等辗转到欧洲，对西欧社会发展尤其强烈”（《千年风云第一人》219页）。正是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交流中，成吉思汗不仅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也改变了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方法。
成吉思汗最早实践“全球化”、成为“千年首富”、创造“国际通用纸币”，实质上都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戴尔·法利斯在《图书馆》上撰文，介绍了从成吉思汗到比尔·盖茨各个时代的最富有者。作者认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功，首先是因为严格遵循了时代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其次是靠个人的奋斗精神、创造才干和无比自信，同时还抓住了历史机遇（《千年风云第一人》66页）。自然规律客观存在，谁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和更准确地把握它，则是要看人的天分和历史机遇。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千年风云第一人》207页）。
我们认为，通过商品交换和人员流动，“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我们现代全面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正是成吉思汗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生命活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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