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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科体系 服务社会现实（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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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科体系 服务社会现实（第一章）
包海山
第一章 前言
第一节 地方文化与地方学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文化是自然界的人性化、意识化、信息化、智能化，文化是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总和。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感觉和意识到包括人的自身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并且认识和把握其运行规律，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和创造文化。文化是不断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从具有盲目性向具有科学性发展和进步的过程。
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包括遵循规律的部分，也包括没有遵循甚至违背规律的部分，而遵循规律的部分就会具有一定的科学内涵，从而形成科学文化。人们只能认识和应用客观规律，可以根据客观存在的规律来创造和改变世界，但是不能创造和改变规律本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区，只是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表现形式不同，才形成不同的历史和民族文化，而任何具有科学内涵的文化，在本质上所揭示和反映的都是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文化进步，就是提高科学内涵、提高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的能力的过程。恩格斯认为，“文化”包括“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他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而“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马恩选集》三卷455页）；“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马恩选集》三卷700页）。
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基础上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是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具有科学内涵的地方文化。如果说人类科学文化内在本质上是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客观规律所驱动的环绕全球的列车，那么各个地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就像列车经过的各个站点的标识不同，而站点的功能和列车运行的基本原理相同。在人类科学文化的知识链条中，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的地方学，就是任何一处都不能打断的知识环节。一方面，就像一个人身体的不同器官一样，不同文化群体会有各自不同特性，在一个巨系统内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另一方面，人类最终必然会遵循同样的自然法则，因此人类科学文化必然会一体化发展。这就是各具特色的地方学与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原始封闭状态下和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马克思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流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恩选集》三卷88页）。可见，随着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交流层次的不断深入，民族历史、地域历史会成为世界历史，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也会成为世界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会成为全球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有机整体。
地方学研究的科学文化，既包括当地所形成和创造的科学文化，也包括当地所融汇和应用的科学文化。一方面，解决问题的客观规律规律本身对任何人、任何地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问题本身超越任何学科界限，因此需要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新的解决实际问题知识体系。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就使得立足当地而又超越当地的地方学研究，应用而生。
目前，中国很多地方有关研究机构，正处在从地方文化研究向地方学研究转型发展阶段。泉州学研究者张明、李双幼在《再探“泉州学”》中认为：“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囿于有限的学术视野，画地为牢，以至于有的本地学者气愤地说，我们只不过是井底之娃。‘泉州学’的学科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底气解释这门学科，无人再往更深层次的研究推进一步。难道‘泉州学’已经走到了回望的尽头？”
不进则退。的确，地方文化研究如果冠之以“学”，却不能创建学科体系，就会走到回望的尽头。例如署名扬州文化研究会的论文《关于地方学建设的几点思考》也认为：地方学既然作为一门学科，就应该有一定的学术内涵和学术体系。我们平时所讲的“学术”或“学说”，都是指一种自成系统的学问。地方学即使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应该能够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而不是拼拼凑凑，堆砌而成。我们觉得，在建设“扬州学”的过程中，还是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打好扎实的基础，努力做到水到渠成（《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83页）。
应该说，扬州文化研究会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清楚自己还没有达到“扬州学”的程度，而是在努力的“过程中”。那么，中国其他地方学就已经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了吗？这也是各个地方学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扬州学”与“鄂尔多斯学”比较而言，我觉得是异曲同工，即目标相同，只是程序有所不同：先努力，再达到目标；先确立目标，再通过努力达到目标。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创建于2002年。是努力全方位、多学科、系统性研究鄂尔多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现象和规律的民间学术团体。十几年来，研究会有很多创新，取得很大成绩。例如创办会刊《鄂尔多斯学研究》（季刊）、《鄂尔多斯日报·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每月1期），编撰出版《鄂尔多斯大辞典》等一千多万字的有关书籍报刊，举办二十多次各类论坛、研讨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获得“全区先进民间组织”、“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等荣誉。
在与外界合作以及拓宽学科研究领域方面，研究会也做出了不懈努力和大胆探索。2005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温州学、泉州学、潮学、徽学、扬州文化研究等6家地方学、地方文化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担任第一任联席会轮值主席方（2008年由北京学担任了第二任轮值主席单位，成员单位发展到二十多家）；2013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举办“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论文集》。总之，十几年来的不懈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为创建鄂尔多斯学学科体系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第二节 服务社会现实的地方学研究
创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其核心内容，就是认识和把握在无形中支配当地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其首要任务，就是为解决当地实际问题、为当地全面科学发展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服务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是检验地方学是否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的唯一标准。
各个地方学研究的视角和重点有所不同，而立足当地、服务现实，这基本相同。北京学研究所张宝秀所长在《对北京学理论体系的再思考》中认为：地方学重要的是将某一地域作为一个有机综合体进行研究，研究其各种组成要素的演变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探究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北京学是多学科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是一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性学科，涉及的主要学科有历史学、地理学、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具有区域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应用性的特点。北京学既是学科性的，又有解决实际问题和服务社会的功能（《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182～183页）。
温州学也特别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和服务社会的功能。胡晓慧研究员在《温州学研究任务及方法的思考》中说：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的温州人有过自豪，但这几年温州落后了，经济综合实力从浙江省的第一梯队掉到了第二梯队，发展势头掉到了第三梯队。在温州发展的关键点上，作为立足温州、研究温州、服务温州的地方学——温州学必须有所担当。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着眼于发展这个角度，拔高站位，放大空间，跳出温州研究温州，为温州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199页）。
对于服务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来说，当地所融汇和应用的科学文化比当地所形成和创造的科学文化更重要。一般当地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问题，只靠当地传统文化、只靠当地目前所形成和创造的科学文化都难以解决，因此需要跳出地方研究地方，穿越时空，融汇和应用综合性、系统性的知识力量。每一个地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问题，其实都有规律可寻。鄂尔多斯遇到的发展难题很多，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探讨，最终总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问题。
就目前而言，鄂尔多斯老百姓普遍直接感受到的发展难题，就是因为民间借贷和房地产等问题所引起的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形成了一定的风险隐患。廉素市长在市委三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中，谈到“全力化解风险隐患，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时特别强调：“成立专项工作组，加强对金融信贷、政府债务、民间借贷、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管控，全力防范社会风险”；“各类风险隐患依然较多，维稳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这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了我们所面临的发展难题。
出现发展难题，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有责任。相互推诿，彼此埋怨，只能加深矛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只有各自反省，共同寻找根本原因，才能“凝心聚力”。白玉刚书记在市委三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讲话中坦言：“统筹解决政府性债务、民间借贷、房地产等突出矛盾问题任务艰巨”；“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来看，政府、企业和个人不同程度存在对市场经济规律研究不够、把握不准的问题”。可以说，鄂尔多斯出现的发展难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鄂尔多斯发展规律研究不够、把握不准的问题。
不管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在客观上，一切事物的发展“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因此，认识和把握隐蔽着的客观规律，是破解发展难题的最根本最科学的方法。白玉刚书记特别强调：“要全面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强化党委、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转型发展中更好地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对于市场经济规律，党委政府要强化认识和把握，而学术团体要强化研究探讨，即应该把客观规律作为核心内容来研究探讨。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为党委政府提供最需要“强化”的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文化产品。这也是党委政府的最大需求和学术团体最大优势的最佳结合点。
白玉刚书记指出：“在全社会开展全面深入的思想大解放，用思想观念转型推动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跳出鄂尔多斯看鄂尔多斯，用世界眼光和大局意识把握大势、谋划事业，推动鄂尔多斯实现转型发展”。最根本的转型发展，就是从对客观规律研究不够、把握不准，发展具有盲目性，向自觉地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转型，使发展具有科学性。
那么，客观规律是什么？是否把客观规律作为核心内容来研究探讨？这是地方学能不能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的关键和根本所在。鄂尔多斯历史上未曾有过市场经济，现在出现的都是新的发展难题，因此只是局限于当地的传统文化难以破解新的发展难题。如果我们打破思维定势，换一种思维方式，不局限于地域和年代，而主要看哪些科学文化揭示了永恒的客观规律，那就会有新的思路，可以开拓更广阔的思维空间，由此实现全面深入的思想大解放。这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现实需要和内在动力所在。
第三节 以探索规律为核心来创建学科体系
不是人类想成为人类才出现了人类，而是自然法则决定了必然会出现人类；而出现人类之后，自然法则依然在无形中决定任何人的命运并支配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恩格斯说：“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现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恩选集》四卷247页）。我们只有发现、认识和把握支配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才能创建学科体系，从而有效服务社会现实。
地方学研究，一方面要立足当地，另一方面也要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意识，并且感悟“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毕竟，地方学研究的对象本身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存在，而且与整个外部世界也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必然联系。以互联网思维来看，整个人类文化是由无数个网线和网结形成的网络，即“天网恢恢”；而各个地方文化是其中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网格，即“疏而不失”。
地方学研究，不仅看自己曾经拥有什么，还要看自己现在需要什么和未来能够创造什么，看怎样把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创造出来，形成服务社会现实的新的文化形态。对于创建能够有效服务鄂尔多斯社会现实的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新的知识体系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学习、吸收、融汇更多的科学文化基础上，创造出能够破解鄂尔多斯发展难题的新的科学文化。
可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其学术研究和创建学科体系的能力和水平，往往取决于所能够站到的巨人肩膀的高度。潮学研究所原所长吴二持认为：“研究地域文化要有好的方法论，要能跳出地域来看文化；要有宽广的知识背景，从宏观层面来观照才能真正搞出有特色的东西。”地方学跨学科研究，就是要有跳出地域看文化的方法论，要具备从宏观层面来观照的知识背景。所谓要想达到上乘，那就必须追求上上乘。
2014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根据什么文化更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反映和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规律”，并且能够为鄂尔多斯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为评判和选择的标准，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确定为重点课题，并且在此基础上正在撰写专著《创建学科体系，服务社会现实》。
目前，鄂尔多斯最需要的是强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转型发展中更好地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具有资本属性时，市场经济规律实质上就是资本运作规律。在资本产生、发展、消亡过程中，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使纸币成为主体货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可见成吉思汗文化对资本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对此马克思“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并对资本的发展变化将会产生关键性作用；科学文化是第一生产力，会成为社会财富和资本主体，而科学文化最终所转化和体现的是老子所揭示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因此“道法自然”将会在还原人类和自然界本身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从而在资本关系的消亡过程中发挥根本性作用。我们正是围绕这个内在本质规律来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并努力创建新的学科体系来为社会现实服务。
专著包括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四个章节，即第一部分“比较研究，探索规律”，《老子道学的含义与作用》、《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灵魂》、《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集成创新，再论资本”，《在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历史任务》、《资本基础上的现代家庭与人的自身生产》、《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与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第三部分“创建学科，服务社会”，《消除二元结构，促进一体化发展》、《以人为本，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回归自然，发挥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营造道法自然的城市主题文化品牌》。
归结到一点，就是营造鄂尔多斯道法自然的城市主题文化品牌。世界每个地方，最终都会道法自然，这是共性；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率先明确提出，就会成为鲜明的个性，具有唯一性，并且由此能够充分体现鄂尔多斯文化的深刻性、前瞻性以及大智慧、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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