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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以课题研究带动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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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第二届内蒙古地域文化研讨会”论文
以课题研究带动学科建设
包海山
内容提要：地方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并以此推动当地发展、解决实际问题，而当地发展及其实际问题超越任何学科界限，因此地方学是跨学科、跨地域的综合性、系统性、应用性的知识体系。对于推动和引领鄂尔多斯发展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以什么文化更能客观揭示规律为标准，2014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确定为重点课题之一，以此来高效率地深入研究对任何人、任何地方来说都同样存在的客观规律。
关 键 词：比较研究 集成创新 鄂尔多斯学
努力达到学术层次的地方学，必然会跨学科、跨地域来开展综合性、系统性研究，而对遇到的各种学科没有深入的研究是“跨”不动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往往取决于所能够站到的巨人肩膀的高度。我们在跨学科即跨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民族文化等多学科时，遇到了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等，我们迎难而上，把挑战当作机遇，努力通过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智慧结晶基础上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来提高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一、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
地方学研究，一方面要立足当地，另一方面也要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意识。毕竟，地方学研究的对象本身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存在，而且与整个外部世界也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必然联系。
泉州学研究者张明、李双幼在《再探“泉州学”》中认为：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囿于有限的学术视野，画地为牢，以至于有的本地学者气愤地说，我们只不过是井底之娃。“泉州学”的学科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底气解释这门学科，无人再往更深层次的研究推进一步。难道“泉州学”已经走到了回望的尽头？（《地方学研究信息》第13页）
我们认为，在地方学研究中，避免画地为牢成为井底之娃的关键，就在于超越自我、道法自然。地方文化包括当地形成和创造的文化，也包括当地融汇和应用的文化，而不管是什么文化，只要它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内涵，那么所揭示和反映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定律，是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首先评判哪些思想文化揭示了客观规律，然后再考察这些思想文化产生于什么地方、什么人。
在地方学研究中，立足当地是基础，服务现实、解决问题是目的；而每个地方所遇到的问题往往前所未有，所需要的现实服务是不断开拓创新，这些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马恩全集》第一卷337页）；“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现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恩选集》第四卷247页）。说到底，地方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发现和认识支配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隐蔽着的一般规律，从而达到有效服务社会现实的目的。
那么，一般规律是什么？老子认为是“道”，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马克思认为是真理，“真理像光一样······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马恩全集》第一卷第6页）。由此可见，老子道学和马克思理论，只是构成了他们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是一种表现形式，而所揭示的“道”和“真理”本身作为核心内容，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我们所研究探讨的，正是对于任何人、任何地方来说，都是相同的“道”和“真理”这个核心内容本身。
一旦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有了认识上的突破，就能够大大扩展我们的视野和思维空间。对于地方学研究来说，相对而言，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并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是看我们“现在”能够创造什么，用来推动和引领“未来”科学发展。对于推动和引领鄂尔多斯未来科学发展来说，最需要的是像阳光一样普照鄂尔多斯大地的真理，最需要的是无处不在的穿越鄂尔多斯所有时空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自然法则。因此，根据这个最现实的需要，以什么思想文化更接近于真理和自然法则为评判和选择的标准，我们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确立为重点课题。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是不是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文化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不重要，而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是，它们可以帮助我们高效率地得到最需要的东西，即我们最需要的真理和自然法则，这就是我们推动和引领鄂尔多斯未来科学发展最需要的东西，也是我们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所在。
我们的课题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而且作为特例，邀请陈育宁、阿云嘎、格·孟和等8位知名专家学者审稿，出版《鄂尔多斯学研究》增刊，给市内外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全国各地方学研究机构等赠阅。在此基础上，广泛交流，不断深入研究，再用两三年的时间，努力在研究会成立十五周年之前，出一部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能够体现鄂尔多斯文化魅力和鄂尔多斯学研究创新能力的专著力作。
二、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的战略意义
我们以课题研究来带动和促进学科建设；换句话说，我们为了带动和促进学科建设，来选择和确定课题研究。“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包括“比较研究探规律”和“集成创新论资本”两个部分，8篇系列论文。这个课题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认识和把握永恒的真理即具有生命活力的自然法则，把它应用和植根于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从而使鄂尔多斯学具有生命活力并且能够自我“繁殖”、自我生存和发展。例如哲学、数学、物理学、政治经济学等，不管研究它的结构怎样，学科本身靠社会力量就可以不断发展。努力构建达到学术层次的具有科学内涵的知识体系，使学科建设具有生命活力并且能够自我“繁殖”、自我生存和发展，这是我们的追求，也是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的战略意义所在。
学科建设是否具有生命活力，这取决于学科本身是否揭示了客观存在的各种定律。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既不是仅仅发现了苹果掉地的现象，也不是创造了万有引力的定律本身，而是用含有物理量的数学公式揭示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定律，即任意两个物体之间存在一种吸引力的定律,这种定律是永恒的。我们只有发现、认识和把握了鄂尔多斯发展的某些定律，才能使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具有生命活力。不管是否能够做得到，总之我们具有了这种意识，并且为此而努力。
恩格斯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识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马恩全集》二十卷304页）。鄂尔多斯学作为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就是要努力认识和把握自然力以及社会力量的活动、方向和影响等。
地方学研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不能自我封闭，而是努力融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也正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我们才清楚地意识到，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等，他们的思维和行为遵循了自然法则，才使他们所认识和遵循自然法则的学说、文化、理论，与自然法则本身融为一体而具有了生命活力和内在灵魂。他们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而他们的相同即“含义与作用”、“生命活力”、“内在灵魂”，就是探索和遵循自然法则。鄂尔多斯学研究能不能具有生命活力，能不能融入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整个系统中，最终取决于能不能探索和遵循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
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认为：自然的野性是我们深刻认识活系统的主要信息来源。从这些特殊的大系统中，我提取出一套适用于所有大型活系统的统一原则，称之为“神律”。这套神律是所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完善系统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人类在创造复杂机械的进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归自然去寻求指引。因此自然绝不仅仅是一个储量丰富的生物基因库，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基因库”，是一个创意工厂。人造世界就像天然世界一样，很快就会具有自治力，也随之失去我们的控制。但在我看来，这却是个最美妙的结局（《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6～7页）。
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源于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各种定律的发现和应用。凯文·凯利认为，正如思维必须遵循认知规律及支配生命和自组织的定律一样，技术元素也必须服从思维、生命和自组织——包括人脑——的定律。技术元素包括人类发明所具有的“繁殖”动力，这种动力促进新工具的制作和新的科技发明，鼓励不同技术进行沟通以实现自我改进。这个系统开始具备某种自主性。我越深入了解科技发明的整个系统，就越意识到它的强大和自我繁殖能力。无论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其本质都不在于DNA、机体组织或肉体这样的物质，而在于看不见的能量和物质形式中包含的信息。同样，随着科技的物质面罩被揭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核也是观念和信息。生命和科技似乎都是非物质的信息流为基础的（《科技想要什么》11～16页）。
如果我们把穿越时空、自成体系、按几何级数发展的人类科学文化，看作是一个具有自我补充、自我修复、自我繁殖、自我协调的具有内在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那么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认识和应用各种定律的个体生命，就是融入和支撑人类科学文化有机整体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活细胞。当文化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时，人的文化灵魂便与的自然规律融为一体，具有了长久的生命活力。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老子“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庄子“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者为友”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当我们以认识和把握自然法则作为核心内容来构建鄂尔多斯学知识体系时，就能够使鄂尔多斯学具有内在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至1976年
《地方学研究信息》，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主办，北京学研究所值编，2013年第4期
《科技想要什么》，凯文·凯利著，熊祥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凯文·凯利著，东西文库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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