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
||
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
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
包海山
前言：从地方学所创造和应用的文化谈起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创建于2002年，是全方位、多学科、系统性研究鄂尔多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现象和规律的民间学术团体。十几年来，研究会有很多创新，取得很大成绩。例如创办会刊《鄂尔多斯学研究》（季刊）、《鄂尔多斯日报·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每月1期），编撰出版《鄂尔多斯大辞典》等一千多万字的有关书籍报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获得国家民政部颁发的“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等荣誉。
在与外界合作以及拓宽学科研究领域方面，研究会也做出了不懈努力和大胆探索。2005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成立了由扬州、温州、泉州、潮州等十几家地方学、地方文化研究机构组成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担任第一任联席会轮值主席方（2008年由北京学担任了第二任联席会轮值主席方，成员单位发展到二十多家）；2013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举办“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论文集》；2014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确立为重点课题之一，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地方学是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
地方学研究，需要清楚四个概念，即地方文化、地方学、当地形成和创造的科学文化、当地融汇和应用的科学文化。
1、地方学与地方文化有差别。
文化是自然界的人性化、意识化、信息化、智能化。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感觉和意识到包括人的自身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并且认识和把握其运行规律，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和创造文化。文化是不断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从具有盲目性向具有科学性发展和进步的过程。
恩格斯认为“文化”包括“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他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而“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马恩选集》三卷455页）；“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马恩选集》三卷700页）。
文化作为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总和，有自觉遵循规律的部分，也有不自觉甚至违背规律的部分。文化包括科学，科学揭示的是客观规律。文化进步，就是提高科学内涵、提高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的能力的过程。学者王红旗在《国学的新定义》中的定义为，“国学是中国自有文化中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同样，地方学也是地方自有文化中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地方文化与地方学的主要差别在于，地方文化是某个地方历代人们思维和行为的总和，而地方学是其中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
署名扬州文化研究会的论文《关于地方学建设的几点思考》认为：地方学既然作为一门学科，就应该有一定的学术内涵和学术体系。我们平时所讲的“学术”或“学说”，都是指一种自成系统的学问。地方学即使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应该能够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而不是拼拼凑凑，堆砌而成。我们觉得，在建设“扬州学”的过程中，还是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打好扎实的基础，努力做到水到渠成。
应该说，扬州文化研究会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清楚自己还没有达到“扬州学”的程度，而是在努力的“过程中”。那么，中国其他地方学就已经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了吗？这也是各个地方学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扬州学”与“鄂尔多斯学”比较而言，我觉得是异曲同工，即目标相同，只是程序有所不同：先努力，再达到目标；先确立目标，再通过努力达到目标。鄂尔多斯学研究者那仁傲其尔教授在《苏力德信仰的性质及其文化意蕴》中提出信仰分为三个层次，即宗教信仰、世俗信仰和科学信仰，他认为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崇拜和苏力德信仰属于世俗信仰，是崇尚英雄主义并信仰人的自身力量；世俗信仰比宗教信仰是一大进步，而科学信仰是更高层次的追求。鄂尔多斯学研究什么时候达到科学信仰层次，什么时候也就会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
科学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是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不能创造和改变规律，只能认识和把握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区，只是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形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如果说人类科学文化内在本质上是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客观规律所驱动的环绕全球的列车，那么各个地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就像列车经过的各个站点的标识不同，而站点的功能和列车运行的基本原理相同。在人类科学文化的知识链条中，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的地方学，就是任何一处都不能打断的知识环节。
2、当地形成和创造的科学文化与当地融汇和应用的科学文化也有差别。
地方学研究的科学文化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地所形成和创造的科学文化；二是当地融汇和应用的科学文化，即推动和引领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文化。各个地方学研究的视角和重点有所不同，而立足当地、探索规律、服务现实，这些都基本相同。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服务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是检验地方学是否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的唯一标准。
地方学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实际问题本身超越任何学科的界限，因此地方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应用性知识体系。如北京学研究所张宝秀所长在《对北京学理论体系的再思考》中所言：地方学重要的是将某一地域作为一个有机综合体进行研究，研究其各种组成要素的演变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探究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北京学是多学科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是一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性学科，涉及的主要学科有历史学、地理学、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具有区域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应用性的特点。北京学既是学科性的，又有解决实际问题和服务社会的功能。
温州学也特别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和服务社会的功能。胡晓慧研究员在《温州学研究任务及方法的思考》中说：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的温州人有过自豪，但这几年温州落后了，经济综合实力从浙江省的第一梯队掉到了第二梯队，发展势头掉到了第三梯队。在温州发展的关键点上，作为立足温州、研究温州、服务温州的地方学——温州学必须有所担当。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着眼于发展这个角度，拔高站位，放大空间，跳出温州研究温州，为温州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对于服务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来说，当地所融汇和应用的科学文化比当地所形成和创造的科学文化更重要。一般当地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问题，只靠当地传统文化、只靠当地目前所形成和创造的科学文化都难以解决，因此需要跳出地方研究地方，穿越时空，融汇和应用综合性、系统性的知识力量。地方学是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而哲学、经济学等包含着老子哲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正是服务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促进科学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在原始封闭状态下和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马克思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流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恩选集》三卷88页）。可见，随着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交流层次的不断深入，民族历史、地域历史会成为世界历史，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也会成为世界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会成为全球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有机整体。地方学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种相同的规律。
二、地方学研究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途径
对于任何地方来说，不管是否能够意识到，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的地方学，不可能不研究当地人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地方化为基础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地方化才能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地方化、中国化、全球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恩格斯曾说：“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许多年的影响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是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马恩全集》三十三卷644页）。邓小平也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2页）。这得到了历史的验证：20世纪末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结果得票遥遥领先的就是马克思。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一百多年的影响后，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才会多起来？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刘福垣在《新资本论大纲——兼论中间阶级的天然使命》中认为：“马克思所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思辨性过强，抽象层次太高，距离社会生活表面太远，许多经济学范畴有如《道德经》的‘道’，只有理性和悟性达到相当高水平的人，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因此，需要理论工作者把它们具体化、大众化，在表达方式上就要有所创新。”我们也觉得，在几十年学习和积累的基础上，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大道至简通心灵，返璞归真做学问。或许由此可以形成草根学者、民间团体特有的风格。
地方学要立足当地服务社会现实，跳出当地探索客观规律；而只有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才能更高效地服务社会现实。那么，为了探索规律，应该跳到什么高度？就我们的体会而言，在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现实，努力集成创新，就可以把握基本规律，在一定高度鸟瞰全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在全球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中，各个地方的发展肯定会有相似之处，它们之间会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为了找到“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规律”，以无形的信息形态跳出地方研究地方的地方学，可以共建一个穿越时空、凝聚更多智慧的地方学研究“空间站”，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应该具有这种功能。
虽然老子道学和马克思理论抽象层次太高，距离社会生活表面太远，但在立足当地和跳出当地之间还是有思维的路径可循，如唐代僧人程颢《偶成》诗句：“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从宏观上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奇特的现象是“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科学文化可以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而科学文化最终所转化和体现的是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这就是从地方学研究的“空间站”可以看到的景象。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老子道学和马克思理论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方化，就会成为自然而然的现实需求。
地方学要为现实服务、为现代化服务，首先要完成自身的现代转换。扬州市委宣传部林海在谈到“扬州文化与现代化”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领域一个最大转折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使之成为指导现代化发展的精神支柱”（《扬州文化通论》415页）。处于转型期的扬州文化，与其说未能推动扬州的近代化（现代化）服务，不如说是扬州文化自身与现代化发生冲突的必然表现更为准确。扬州文化要适应扬州现代化进程，并为推进扬州的现代化服务，必须伴随经济、政治的发展完成自身的现代转换。（《扬州文化通论》417页）
地方文化自身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一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必然会有马克思主义这个中国即中国各个地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方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视资本的运作规律。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换句话说，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促进社会资本高度集中。从社会资本高度集中规律来看，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资本的所有权融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集中才算达到极限；另一方面，只有资本的使用权实现全民人格化、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全民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资本才能正常运转，而在生产、分配、消费中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成为“危机”。从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规律来看，一方面，科学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是同样的客观规律，人类最终必然会共同道法自然，因此人类科学文化必然会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就像一个人身体的不同器官一样，不同文化群体会有各自不同特性，在一个系统内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
我们把资本集中和文化整合的两幅画面重叠起来，就可以在一个巨系统内看到三维立体的动态图像，而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引力中心和科学文化深层融会的结合点，都是道法自然。任何事物都是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现代社会是从以物（以钱）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型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是从人们被动地围绕着资本旋转，向资本作为工具为人们的自主生产生活服务转型发展；而未来社会，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将会达到回归自然、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主要标志是消灭资本关系，还原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我们只有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在一个巨系统内，预测融入全球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鄂尔多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一部分 比较研究探规律 在大自然巨大威力面前，人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换句话说，人们能够意识到，除了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还有更强大的能量客观存在，尽管说不清楚它是“神”、“道”、“长生天”，还是别的什么。创业者的精神领袖马云说：“一个好的东西是说不清楚的，说得清楚的往往不是好东西！”我认为，这个世界上说不清楚的能量最大、使用价值最高的好东西，就是自然法则。地方学研究如果都是说的很清楚的东西，那也没有多少价值，而最有价值的研究，就是研究别人没有说清楚、甚至别人不敢去想的东西。
不是人类想成为人类才出现了人类，而是自然法则决定了必然会出现人类；而出现了人类之后，自然法则依然在无形中决定任何人的命运并支配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因此，自然法则是鄂尔多斯学研究探讨的核心内容。就像研究会奇朝鲁会长在《浅论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中所说的：“运用规律，引领发展；认识自我，超越自我；集成创新，道法自然是终极目标。”
地方学研究不能只是停留在收集整理历史资料以及记录叙述事物现象的层面。恩格斯说：“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相互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恩选集》四卷247页）。地方学研究就是透过偶然现象看内在本质，发现、认识和把握支配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隐蔽着的规律。
鄂尔多斯历来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受内部隐蔽着的一般规律所支配的。在没有认识甚至违背规律的时候，会出现哪些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的各种现象，这是偶然的；而一旦认识和把握了客观规律，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就会进入正常运行的轨道，这是必然的。对于推动和引领鄂尔多斯科学发展来说，科学文化是不是形成和创造于当地，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看我们怎样融汇和应用从根本上揭示和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文化。正是围绕探索客观规律这一主题，我们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课题。
规律与揭示规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所揭示和遵循的规律并不是他们个人的东西，而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我们“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研究探讨他们所揭示和遵循的客观规律本身，而之所以选择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来比较研究，只是因为他们的学说、理论和实践，更接近于客观规律。它们是不是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文化有什么关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推动和引领鄂尔多斯科学发展中，非常需要融汇和应用这些科学文化，而且这种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或许就是鄂尔多斯文化的创新魅力所在。如泉州学研究者林少川、万冬青在《泉州学与鄂尔多斯学比较研究》中所给予的认同：“将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这三个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思想体系融为一体，进行比较研究，集成创新，充分体现鄂尔多斯文化的创新魅力。”
第二部分 集成创新论资本
就目前而言，鄂尔多斯老百姓普遍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大概就是钱的问题。以鄂尔多斯核心区东胜来说，估计90%以上的家庭涉及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资金断裂后，人们的问候语，从“你的钱要回来了吗”？到“这钱还能要回来吗”？再到“这钱要不回来咋办”？老百姓有很多困惑和无奈需要解答。立足当地、服务现实的鄂尔多斯学，肯定不能回避这些问题。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宁夏大学原校长、党委书记陈育宁教授，在《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综述总结》中就明确指出：“如果回避了，还谈什么地方学研究的作用？地方遇到问题我们不能回避，服务和创新是地方学的应有之义。”
服务需要创新，集成创新是最高效率的创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当“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的时候，上学、就业、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都与资本有关，而且无论研究什么科学文化都会涉及到资本，因为任何科学文化的转化和应用都有成本，包括研究本身的成本，例如鄂尔多斯学研究也有成本。对地方学研究来说，无论是为了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还是为了体现研究成果本身的价值，都需要深入研究资本的运作规律。
对于深入研究资本的运作规律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基础性的经典著作。我们认为，马克思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内在本质规律，在某些基本点上他的理论高度达到了极限。例如揭示了资本的高度集中，社会总资本融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以及随着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使资本关系的“外壳”“炸毁”，最终把人类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的内在本质规律。这些是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一旦超越了，也就没有资本可研究了。
但是，由于当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局限性，以及个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资本论》还有很多缺陷，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所论的资本，是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那么，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有没有资本；如果有，应该怎样来论社会主义的资本。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方化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理论的很重要的具体内容所在，也是我们集成创新重新来“论资本”的必要所在。
资本是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且只有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才能动起来。资本没有什么好坏，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是人类所共同赋予的。资本只是像一面无形的大镜子，所窥探、反射和映照的都是人类自己的思维、欲望和灵魂；资本只是像一台无形的大电脑，根据人类按照自己的生产条件、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等设定和编排的程序在机械地运作。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变。随着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的改变，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式，也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曾经靠贪婪和剥削可以获取剩余价值，而现在靠智慧和奉献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这是集成创新论资本的主要内容。
在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使纸币成为主体货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因此可以说成吉思汗文化对资本的产生发挥了很大作用；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由此可以推理出改变资本实质的基本原理，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理论对资本的发展将会发挥关键作用；科学文化可以成为社会资本主体，而科学文化所转化和体现的是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因此可以说老子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对资本的消亡将会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在本质意义上，他们所发现、认识和遵循的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样的唯一的客观规律，他们的学说、理论、文化，都是融入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只有融为一体才能发挥更大能量。这是我们集成创新论资本的理论和事实基础。
系列论文之五：
系列论文之六：
系列论文之七：
系列论文之八：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至1976年
《<老子>究竟说什么》，郭世铭著，红旗出版社，2006年
《千年风雨第一人：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巴拉吉尼玛等编著，民族出版社，2005年
《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丛书》，奇朝鲁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
《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奇朝鲁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扬州文化通论》，赵昌智主编，广陵书社出版，2011年
《奇点临近》，雷·库兹韦尔著，李庆诚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013重印）年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凯恩·凯利著，东西文库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
《科技想要什么》，凯恩·凯利著，熊祥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
《科学究竟是什么》，A.F.查尔默斯著，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7年
《全球脑的量子跃迁》，欧文·拉兹洛著，刘钢等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
《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
《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