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上） ...
||
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上）
包海山
前 言
如果谈论历史和现状，大概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很了解，深有感触；而如果预测未来，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心里没底，怕说不准。例如对鄂尔多斯房地产和民间借贷等现状，在两三年之前，大概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料到。同样，现在如果预测鄂尔多斯未来三五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恐怕也很少有人敢说是什么样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够。在没有认识规律、甚至违背规律时，“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可能“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社会发展可能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而一旦认识和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并顺应未来发展趋势。
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发展变化，不知道自己想在未来创造什么，那么就不可能预测未来社会发展。在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演讲中有句名言：“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人，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改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人们所要寻求的改变就是人们自己的改变。鄂尔多斯的未来发展方式，取决于我们每个市民的未来发展方式，取决于我们对客观规律即在无形中决定任何人的命运并支配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法则的认识和把握的能力。
信息的集成可以获得和形成知识，信息和知识的集成可以获得和形成智慧，而信息、知识、智慧的集成，可以促进人类科学文化在一个巨系统内一体化协调和谐发展。在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信息交流、互动、共享已经不再是最迫切的需求，而在全球化的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上，对人类从古至今所有信息、知识、智慧，进行规模化、专业化、系统化的分析、识别、分解、重组、融汇、整合、创新，将会成为最大的挑战、机遇和发展方向，而且将由此带来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的巨大变革。
预见了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发展趋势的美国学者凯文·凯利在《技术元素》中认为，必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系统，必有一种形式包含了一切形式，必有一种控制控制了所有的控制，必有一种组织方法组织了所有的组织。如果从正确的制高点观察，元循环就只会扩大到包含更多的元层级，因此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一个更大的循环之中回来到自身这里。例如美国作家侯世达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就探索了系统的特征，系统会把自己的输出重新归入系统自身，创造出新的事物，这种系统化研究的著作本身也荣获普利策奖。
我们认为，一个更大的顶级元循环的巨系统，就是老子所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包括人类以及所创造的各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再返回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克思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马克思理论自成体系，是由“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所构成的，而不管人们是否能够意识到，真理即自然法则，它不仅占有马克思，并且占有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人，这是人类科学文化在一个巨系统内一体化协调和谐发展的根本原因。
科学文化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创造出来的，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看什么科学文化更接近于它所揭示和反映的自然法则，我们最终要认识和把握的是自然法则本身。我们认为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智慧结晶，因此把融汇古今中外人类智慧结晶的“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确立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14年重点课题之一，包括第一部分“比较研究探规律”：《老子道学的含义与作用》、《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灵魂》、《比较研究、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集成创新论资本”：《在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历史任务》、《资本基础上的现代家庭与人的自身生产》、《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与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等8篇系列论文。以此来为系统化推进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奠定基础。
我们系统化推进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一方面，包括鄂尔多斯学本身的系统化，包括鄂尔多斯学融入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协调和谐发展的巨系统；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看怎样把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应用到鄂尔多斯全面协调和谐的社会实践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14年提出的第一个重点课题是，地方学理论特别是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研究，这更侧重于社会实践性；而“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侧重的是理论研究，它或许显得有些空泛、抽象，但这是鄂尔多斯学研究提升品位的基础。我们只有打下非常扎实而深厚的基础，才能真正系统化推进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将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下一步全力以赴来研究更侧重于社会实践性的重点课题“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研究”。
第一部分 比较研究探规律
系列论文之一：老子道学的含义与作用
人们一般认为，哲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向哪里去？这是一个哲学研究的系统。其实，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那么更深层的问题是：孕育人类的自然界又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向哪里去？这就是融汇了道生万物（包括人类）的巨系统。老子道学所探索的就是这个巨系统。
我们学习和研究老子道学，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搞清楚“道”的含义是什么，二是要弄明白“道”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等有什么实际作用。
一、老子道学的含义
老子道学中的“道”究竟是什么，其实老子也不清楚。他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我们潜心学习和研究《道德经》之后，觉得老子之“大”“道”，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万物本原，二是自然规律，三是自然能量。我们可以把本原、规律、能量统称为自然法则。语言文字是外化和传递思维和意识的信息符号和记载工具，而思维和意识“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我们学习老子道学是借鉴他的方式方法，而最终目的是研究探讨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本身。
（一）万物本原
老子《道德经》第一章就是从万物本原谈起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对此可以理解为：作为自然法则的道，是可以研究探讨的，但是难以像具体的事物一样说得清楚；它也有名称，可以命名指称，但是无法用一个固定的概念来命名。无即无形的信息，可以称它为天地之始；有即有形的物质，可以称它为万物之母。因此，常从无形的信息结构，想看出自然规律的奥妙；常从有形的物质结构，想看出自然能量的极限。虽然名称不同，形态各异，但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同样源于自然法则而分为规律和能量，同样很玄妙。玄妙的事物探索起来更玄妙，但很多玄妙的事物都出自一个本原，都遵循着同样的唯一的自然法则。
从宏观上来看，道作为万物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道生天地，道育阴阳，天地阴阳产生各种关系，在天地阴阳的各种关系中生育万物，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探索和应用自然法则的人类本身，是万物层面上的自然界的产物。任何事物都是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各自可以形成某种系统。相对于以物为本、以钱为本，以人为本是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天是爹、地是娘，抛开爹娘以人为本，那就错了，何况还有天地之母、万物之宗的自然法则，所以人类最终共同崇拜和信仰的必然是道法自然。
（二）自然规律
《道德经》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对此可以理解为：看它却不见现象，叫做夷；听它却没有声音，叫做希，摸它却摸不着，叫做微。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从这三者无法探究出结论，然而它原本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例如马克思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时，认为“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它上面显不出光明，下面也显不出昏暗，渺茫幽远不可名状，出自无形又回归于无形的暗物质状态。这就叫做没有形状的形状，不见物体的形象，这就叫做恍恍惚惚存在的东西。迎着它也看不见它的前头，跟着它也看不见它的背后。根据早已存在的自然法则，可以用来驾驭现在的具体事物。能够认识宇宙起始的规律，这可以称得上是遵循自然法则。
自然规律虽然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但是它却无处不在：“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万物生存都依赖于它：“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中，在天、地、人合而为一中，天、地、人都有其自然规律可遵循，都有各自的系统，即从不同角度“道法自然”。而自然规律本身，是一个“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巨系统。
（三）自然能量
《道德经》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对此可以理解为：虚空的神奇能量不会消失，这是很玄妙的能量源泉。玄妙的能量源泉，是天地之根本。它绵绵不断、若有若无地在无限时空中存在着，它的能量和作用无穷无尽。例如鄂尔多斯作为地球的一角，距今36 亿年前是地史上最原始的古陆之一，即“鄂尔多斯古陆”。距今6 亿年前古陆下沉，海水漫浸，形成了著名的“鄂尔多斯古海”。距今4.4亿年前海水退出，古陆再次隆起，经过近2 亿年的稳定上升，特别是在燕山运动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鄂尔多斯盆地的雏形。到新生代渐新世晚期，随着喜马拉雅运动的巨大影响，直到距今1万年前，才形成了现代的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的地质演变就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所决定的，这种能量现在依然客观存在。
《道德经》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对此可以理解为：整个自然界之物质、能量和运行状态，都由道即自然法则所提供和支配的。自然法则在一个巨系统内孕育和调控着宇宙万物，尽管它隐隐约约恍惚无形。多么惚惚恍恍呀，却也能够形成一种形象（例如人的精神状态）；多么恍恍惚惚呀，却也能够感受暗物质的存在（例如地球引力）。在幽深浩瀚的宇宙时空，自然法则有其精神实质；其精神实质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有一种无形的巨大信息结构。从古至今，自然法则的精神实质不会消失，它以无形的信息形态孕育和调控宇宙间的万物。我凭什么知道万物的孕育生长和发展变化呢？就是根据自然法则以无形的信息形态孕育和调控万物的原理。
我们把“精”、“真”、“信”，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形的暗物质存在，比如人的精、气、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能够感觉到、意识到它的客观存在。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里的“气”，并不是一个伦理化的概念，而是一种暗物质存在。从中医学角度来看，将“气”看成是生命的本源和动力，将阴阳五行看成是生命的过程序列、生命的存在方式；将自然人与社会人作动态比附，建构了一个由心神调控的心与身同构、同序的小生命体系统和人与宇宙同构、同序的大生命体系统。从气功学的角度来看，“气”是一种物质、一种存在、一种能量。从气场的角度来看，自然之气组成“大场”，人和物之气组成“小场”。气场不论大小，都表现为能量的复杂运作过程和不同属性的感应关系。“气”的存在，导致意识的产生；而意识的产生，又加强了“气”的发放。每个人的内心活动便通过“心理场”传递出来，所谓心理互动和信息感应便这样实现了。
二、老子道学的作用
老子道学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等能够产生的实际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经》作为一种理论学说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开阔视野、改善思维方式和提高文化素质等产生的积极作用；二是《道德经》作为一种揭示和反映自然法则的中介信息，我们透过字里行间，借鉴老子的发现、感悟、意识和体验等，去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自然法则本身，从而使自然法则本身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等产生实际作用，这才是更为重要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信仰，如果神化了老子，那就是宗教信仰；如果局限于老子本人，那就是世俗信仰；如果把《道德经》作为一种中介信息，透过字里行间，在巨系统内感悟和体验到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那就是科学信仰。
（一）《道德经》的积极作用
《道德经》对我们开阔视野、改善思维方式和提高文化素质等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多层次、全方位、系统化的，而对无形的信息应用方面的启发更为突出。包括人的自身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都是由无形的信息结构和有形的物质结构组成的。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通过调控信息结构来支配物质结构的过程。学者认为，从无机界、生物界，到人类的思维和活动，都分别存在自然信息、生物信息、观念信息，以及作为观念信息外化和物化的文化信息。人的意识中所包含的观念信息，是依靠人脑的信息反映功能，把从外界接收的信息与自身自然信息予以融合来加工制作的产物。在这里实现了由自然信息向观念信息的转换和质变，使自然信息变成了文化信息。对此现象，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深刻的论述。
老子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也就是说，天下最轻柔的无形的信息结构，可以自由地穿越和驰骋在天下最坚硬的物质结构之中。无形、有质的信息，可以穿入无缝隙的物质实体。思维是天下之至柔的无形的信息结构，它可以驰骋天下之至坚，可以移入个体头脑并穿越群体头脑，从而调控和支配社会行为，即“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观念不仅可以移入人的头脑，而且可以在人的头脑中改造物质的东西。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可见无形的思维的调控能力有多么重要，所谓只有想不到的，而没有做不到的。事业的成功，首先是思想观念的成功，关键是要培养在事业成功之前，就“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的能力。
《道德经》第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天下之理一样，人间天道相同，因此以无形的信息形态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自然法则的科学文化，不受门户窗牖阻隔；它具有穿越历史纵向和社会横向时空的传承性、间接性、扩散性、创造性、共享性，因此“不出户”、“不窥牖”，就可以“知天下”、“见天道”。在这里，之所以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没有静守和培育灵魂的天然灵性和生命活力，而是盲目追逐躯体以及身外之物的刺激、快感和虚荣等。人为与道为不同。人想有为而难有为，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自然能量是无限的；人想有为，是“万物”层面上的有为，而道常无不为是在本质层面上的有为。在通过调控信息结构来支配物质结构的过程中，圣人“不行”、“不见”、“不为”，这只是对有形的物质形态的“存在”而言的；但其“而知”、“而明”、“而成”，则是对无形的信息形态的“思维”而言的，特别是在当今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大大增强了人类这种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的能力。
（二）研究探索自然法则
我们既要走进去，在其系统内潜心研究老子《道德经》；更要走出去，在更广阔的空间研究探索自然法则本身。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老子道学只是打开了智慧之门，例如万物本原的“众妙之门”、自然能量的“玄牝之门”等，使我们意识到一个更大的巨系统的客观存在，而怎样感悟和顺应“天之道”，寻找和步入“圣人之道”，把更多的系统连接起来，则是靠自己。我们学习和钻研《道德经》的最终目的，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对任何人、任何事物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
一般认为，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能够通过实践认识它，利用它”。可见，规律不是“事物”，而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我们所理解的自然规律，是对事物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而言的；所讲的自然能量，是对包括暗物质和明物质的“事物”能量总和而言的。它们是一个在巨系统内具有必然联系的有机整体。
规律就是定律，例如数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中的各种定律是人们容易理解的。包括人类社会内在的整个自然界的活动和运行，都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恩格斯认为：“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表现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这种规律，就是老子所讲的道。由此可见，我们把它理解为道、真理、规律、定律还是别的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某种“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东西客观存在，它可以在一个巨系统内支配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
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实际问题本身超越任何科学界限。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等在内的广义文化，原本是一个巨系统内的有机整体。把科学文化划分为物理、化学、哲学、艺术、人类学、生态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老子道学、马克思理论等等许多单独的学科，只是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而不是取决于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在一个巨系统内一体化发展的事物本身。马克思说：“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客观存在及其运动规律，就能够形成和创造多少文化。相对来说，自然界的空间和能量是巨大的，而目前由此产生出来的人类的感觉和意识、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以及整个“人化了的自然界”，都非常有限。特别是老子、马克思等任何个人的感觉、意识以及由此所创造的学说和理论的局限性可想而知。
对于人类思维能力的现状和提高的过程，恩格斯认为：“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来看，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要多得多......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因此，我们走出老子道学、走出任何学说理论的框架，在一个更大的巨系统内，了解任何人的思维都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现实，不断扩展“人化了的自然界”，努力穿越时空、凝聚智慧，拓宽领域、集成创新，在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发挥我们应该发挥的作用。
系列论文之二：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
2014年是研究会成立的第十三个年头，是鄂尔多斯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整体转型升级之年。在季刊《鄂尔多斯学研究》2014年第1期发表的三篇相关文章，反映了这种发展变化。
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那仁傲其尔在《苏力德信仰的性质及其文化意蕴》中提出，信仰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宗教信仰、世俗信仰和科学信仰。他主要阐述了世俗信仰，认为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崇拜和苏力德信仰属于世俗信仰，是崇尚英雄主义并信仰人的自身力量，世俗信仰比宗教信仰是一大进步。他还引用恩格斯关于“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相关论述，简要阐述了科学信仰。
笔者在《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中，主要想超越世俗信仰而研究探讨科学信仰。相对而言，宗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人们在现实中感到困惑、迷茫和无奈，便在虚幻世界里得到某种回避和解脱。如果说在宗教领域里主宰世界的是各路神仙，那么在商品社会里主宰世界的就是金钱钞票。受金钱的统治比受神仙的统治强不了多少，人们向金钱膜拜和向神仙跪拜，其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获得自身的表现，因此，把宗教信徒带回现实生活中，他们依然会面临更大的现实压力，而且还少了几份虚幻缥渺，却多了几份残酷血腥。我国曾经靠政治力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抛弃了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却没有解决现实生活的困境，而且使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人们信仰宗教，并不想放弃对现实幸福的追求和渴望。如恩格斯所言：“就连《启示录》也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天堂：人们都光着屁股坐在潮湿的云端上，用多少带血的手弹拨着竖琴，永无休止地高唱着众赞歌。” 但是，我们不能一阵寒风把乌云吹散，把在潮湿的云端上高唱赞歌的善男信女们，冷不丁一下子给摔下来，而是要多做潜移默化的工作，有个缓冲，使他们能够平稳地软着落。这就需要有卓越智慧和超凡能量，与宗教信徒们有种内在心灵的沟通，因为他们更需要智慧阳光的普照和情感雨露的滋润。恩格斯说：“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不过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我们认识到这些，就能够有效清理宗教市场，合理整顿神鬼队伍，从而达到道法自然的科学信仰。
鄂尔多斯蒙古族与全市其他各民族所有成员的信仰，都会从宗教信仰、世俗信仰逐渐向科学信仰发展变化，这是必然的。随着这种发展变化，鄂尔多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鄂尔多斯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等，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研究会奇朝鲁会长在《浅论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中指出：随着全国地方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入，鄂尔多斯学理论问题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研讨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范围会更加广泛。包容众多学科交叉的新型综合性学科，更有待于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现实与未来发展的规律上，继续探讨、深入研究。不断思考、讨论、概括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不断理清和把握鄂尔多斯学研究的脉络和内在规律，努力使之成为鄂尔多斯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和科学知识。总之，运用规律，引领发展；认识自我，超越自我；集成创新，道法自然是终极目标。
或许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都不是鄂尔多斯文化，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在一个巨系统内进行比较研究，努力把它们融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集成创新，这种成果一定是鄂尔多斯最有价值的创新文化。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我们才能真正探索到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所在。
一
文化是思维和行为的总和。客观规律得以实现的各种形式，可以表现为理论成果，也可以表现为社会实践。在发现、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思维和行为中，老子、马克思等侧重于思维即理论研究，而成吉思汗侧重于行为即社会实践。
自美国《华盛顿邮报》把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以来，成吉思汗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出现一批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或力作。这些经典力作，成为畅销欧美的热血读物，再掀英雄史诗的热潮，主要是能够与现实联系起来，把它看作融合谋略、斗志、文化为一体的历史解谜之作，看作召唤梦想、守护自由和平的生命启示录，鼓舞人们为梦想而战，为自己出征，像成吉思汗一样创造英雄传奇！
德国历史学家巴克霍森在《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帝国的崛起》中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一位几乎白手起家的卓越经营者，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卓越的团队。他是兼容并蓄的革新者，打破一个旧世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文化、科技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他的经营管理成了现代企业家参考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评选最理想的老板，结果13世纪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却奇迹般的荣登榜首，认为他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中认为，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觉醒。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个在自己征服过的各个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是促进商业发展的通道，而且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巨著和力作没有一部出自中国人之手、蒙古族人之手。应该说，无论从文化传承还是从政府支持的角度来讲，鄂尔多斯蒙古人研究成吉思汗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可惜多年来研究的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强调的主要是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局限于世俗信仰层面的文化研究，而没有重视成吉思汗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没有看到成吉思汗文化与科学信仰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
二
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要想有新的突破，必须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突出重点以及研究方法创新；二是研究者自身素质的提高，要超越狭隘的民族心理和封闭的地域观念，要在一个更大的巨系统内研究探讨各种文化的特征。
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结合两方面的因素来看，上士研究道德层次的文化、中士研究仁义层次的文化、下士研究礼仪层次的文化。注重表面形式上的繁文缛礼的祭祀文化，是下士研究的礼仪层次的文化，很容易“忠信之薄”、“而愚之始”，而很难看到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不懂入道守德、顺其自然，就无所谓仁义礼的哲理。例如在研究信仰文化中，一旦意识到科学信仰就会全力以赴，而不会在宗教信仰、世俗信仰层面耗费太多的精力。
成吉思汗祭祀活动有严格的程序。元朝时期，完善祭祀制度，使祭奠日趋规范化。明代北元时期，祭奠进一步程序化，详细规定了祭奠礼俗、祭奠程序。清朝时期，使祭奠趋于定型。活动范围和思维空间，就如此在世俗层面被规范化和程序化，乃至被趋于定型，这在某种意义上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和潜能的压抑，会形成狭隘、懦弱、懒惰的民族性格。
是什么原因使蒙古人在经历了初期短暂的、暴风骤雨般的荣耀和辉煌之后，却陷入长久的沉寂和衰落？是什么样的根本因素制约着蒙古人的进步和发展？蒙古族著名乐评人科尔沁夫，在《丑陋的蒙古人》中提出这些问题之后认为：是文化，或者说是民族性格，包括对传统毫无批判的继承，对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对祖先缺点的文过饰非。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蒙古人生活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喜欢生活的变化，更不会主动的寻求变化。只要是祖先定下来的事，即使它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合时宜，甚至有些愚蠢，也不能改变，还美名其曰保护“传统”。对于自傲和崇拜祖先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民族性格是蒙古人所不自觉的精神枷锁。早期蒙古人与现代蒙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开明的吸收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的祖先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努力冲破思维定势，开阔思维空间，从神秘的祭祀活动走向神奇的文化探索。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人是会出现的”。可见，“世界从沉睡中觉醒”并且走向开放、走向统一、走向文明，这是社会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而以成吉思汗的方式来实现，这是一种偶然现象。成吉思汗之所以成为天之骄子、世界伟人，除了个人优秀品质之外，主要是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
自然法则与遵循自然法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在人们在向成吉思汗陵寝跪拜祭祀；而当年他也经常独自登山顶礼膜拜，祈求长生天保佑：他也曾感激地跪拜，“哈勒敦·不儿罕山,庇护了我蝼蚁之命”。可见，成吉思汗也跪拜祈求的法力和能量，才是我们应该探索的核心内容，并由此从世俗信仰升华为科学信仰。我们应该非常清楚，成吉思汗个体的“蝼蚁之命”与他所探寻和遵循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成吉思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使他成为闻道便“勤而行之”的上士。据《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记载，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你以道家精义，恳切教诲，我恭敬、严肃地听完了。所说的内容，都是很难做的事情；然而，怎敢不遵从您的仙命，勤恳去做！”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还是意识到了“蝼蚁之命”的个体力量，与他所转化和体现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个概念。
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培育出成吉思汗式的人物，甚至超越他的人物，把成吉思汗雄视全球的霸气和激情四射的豪迈，渗透到骨子里和血液中，使自己也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脑子里的东西可以学会，骨子里的东西只能遗传，这或许是蒙古人传承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心理优势。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和自身知识的有限，成吉思汗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亲览”和“请益焉”，最终还是有很多“玄旨未明”，这或许是成吉思汗一生最大的遗憾。最好的传承和发展，就是弥补他的缺憾，搞清楚成吉思汗“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的道学所传导的“玄旨”和“仙命”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成为成吉思汗式的人物、甚至超越他的可能性所在。
三
中国文化报内蒙古记者站阿勒德尔图说，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文化一向是平等的，但对道学的宽容远远超出了他所制定的札撒，“这里的玄机是什么，倘有学者致力于深入研究，或许还会有惊人的发现”。我觉得，这个“惊人的发现”，应该是成吉思汗意识到了或者说感觉到了，老子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巨大能量的客观存在。相对而言，西方文化是以神为本，汉族文化是以人为本，而蒙古族文化是以自然为本，知道生产生活的各种条件以及人本身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蒙古族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揭示自然法则的老子道学。在人类历史上，作为统治者，只有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才认为老子道学有“玄旨”、是“仙命”，并“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可以说，成吉思汗是对老子道学敬畏并且努力遵从仙命、勤恳去做的第一人。因此，这也是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学者，自己也成为“上士”，努力入道守德、勤而行之就必须清楚的一点。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形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规律本身。科学文化不会因为是什么人的、什么地方的而分好坏，而是根据接近客观规律的程度、揭示规律的因素的多少，可以判断有多少正确的部分和多少错误的部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由于成吉思汗文化融入自然、顺应规律并与自然规律融为一体，才具有了长久的生命活力。我们只有从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来研究探讨成吉思汗文化，才能真切的感受到它的生命活力的客观存在。
我所理解的文化生命力，是一种正能量，是对现实发挥作用的智慧和精神。元代“秋思之祖”马致远词云：“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很多荣华富贵、官位权势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文化才得以永恒。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特别重视成吉思汗文化中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三大创举：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三是蒙古族在他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在这里只简要谈前两个，后一个将《在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中探讨。
1、地球原本是一个自然村，人类应该共建一个和谐家，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在全球一体化中，成吉思汗发挥了“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花园传播到另一花园”的作用。韩国学者金钟日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蒙古国学者毕拉认为，成吉思汗最早提出了“全球化”概念，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来判断局势和指导行动，并贯穿于所有开拓和征服活动中。
“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员往来、商业流通、信息交流等等。成吉思汗扫除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疆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了畅通的运输线和通讯联络线，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把辽阔领域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商人、使者只要持有蒙古帝国下发的乘驿牌，就可以畅通无阻。国外学者认为：在网络还未出现的的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就打开了全球信息交流。可以说，他所建立的通讯网络系统就是现在电子信息网络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英特网的前奏”；“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2、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这经济“三位一体”中，如果按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来计算，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都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是蒙古人为通向新时代平铺了道路，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的确，蒙古人带给东方和西方的都不是自己创造的东西，但他们信奉知识和财富的力量，并愿意和善于扮演这个传播者的角色。可以说，成吉思汗是全世界经济科学文化广泛交流的创始人，这本身也是一种创造。史学家翦伯赞认为，随着蒙古军西征，我国伟大的科学发明——罗盘、火药、造纸、印刷术等发明和元朝发行的纸币以及驿站制度等辗转到欧洲，对西欧社会发展尤其强烈。正是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交流中，成吉思汗不仅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也改变了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方法。
成吉思汗最早实践“全球化”、成为“千年首富”、创造“国际通用纸币”，实质上都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戴尔·法利斯在《图书馆》上撰文，介绍了从成吉思汗到比尔·盖茨各个时代的最富有者。作者认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功，首先是因为严格遵循了时代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其次是靠个人的奋斗精神、创造才干和无比自信，同时还抓住了历史机遇”。自然规律客观存在，谁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和更准确地把握它，则是要看人的天分和历史机遇。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认为，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依然存在，这也正是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所在。
系列论文之三：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灵魂
在一个更大的巨系统内，我们才能清楚地意识到，老子道学的内涵、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灵魂，其实都是不以他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换句话说，因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遵循了自然法则，才使他们所揭示和反映自然法则的学说、文化、理论，与自然法则本身融为一体而具有了生命活力和内在灵魂。
一
邓小平说过：“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本身是唯一的，而揭示规律的方法多种多样，任何人都需要并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和把握规律。马克思相对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世界上赞成和接受马克思科学理论的人会越来越多。
人的文化灵魂与躯体生命具有可分离性。人的躯体生命是短暂的，而文化灵魂与它所揭示的规律融为一体而得以永恒。马克思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意识到真理即客观规律的普遍存在，并且意识到被真理即客观规律所占有或者说所容纳，这就是一种科学文化。马克思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的理论形式只是构成他的精神个体性的表现形式，而他的理论所揭示的核心内容是占有或者说容纳他的真理本身。由此可见，马克思科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内在灵魂，就是他所追求的、也是占有或者说容纳他的真理本身。
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其实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也是需要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科学说明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能够意识到，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我们该经历怎样的发展阶段就必然会经历怎样的发展阶段，只是因为马克思作了科学的说明，认识和把握了规律，就有可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并通过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可能更多的感受到诞生新生命的快乐。
二
人们不能改变和创造客观存在的唯一的本质规律，但是发现和认识规律的方式方法，以及应用规律来改变和创造世界的能力和智慧等，都在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 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 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 ”。我们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理论，也必然会否定它从前的存在形式。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理论构成他的精神个体性的表现形式中，应该否定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概念模糊却相互对立的“主义”学说，应该超越“主义”重新来“论资本”，即重新来“论”人类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起来”的“资本”。
政治与科学不同。马克思指出：“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可见，政治理智越是片面，因而越是成熟，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限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不能发现社会疾苦的根源”，“也就是不会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社会疾苦的根源”。我们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意志；发展马克思“理论”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的科学内涵。我们一旦有了这种超越，就能够从根本上冲破各种思想束缚和狭隘意识的禁锢。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超越在以人为本的世俗信仰层面上的“主义”之争，在道法自然的科学信仰层面上才能形成人类共同的信仰。
资本没有什么好坏，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都是人类所共同赋予的。所谓货币脸上的斑斑血迹和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的肮脏的东西，说到底都是人类自己的血迹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只是像一面无形的大镜子，所窥探、反射和映照的都是人类自己的思维、欲望和灵魂；资本只是像一台无形的大电脑，根据人类按照自己的生产条件、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等设定和编排的程序在机械地运作。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变。随着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的改变，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式，也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觉得，如果能够超越“主义”而重点研究“资本”，那就会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平和的心态、更活跃的思维，对资本的运作规律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例如美元和人民币作为“资本”，其资本的内在实质、历史任务、存在理由、社会职能以及运作规律都是一样的。资本运作的表现形式，主要与生产规模、劳动协作方式以及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等有关，而与主观认定的各种所谓“主义”无关。马克思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也就是说，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而不是哪个“主义”的历史任务。我们应该清楚一个重要概念：创造、拥有和管理资本的知本家、资本家等是完成资本历史任务的高级智力劳动者。例如美国著名企业家、软件工程师、环保人士、慈善家比尔·盖茨，他首先是创造高价值的高级智力劳动者，然后才是执行和管理资本社会职能的专家即资本家。
从宏观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共产主义，是消灭资本关系的社会；而存在资本关系的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盲目性和科学性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通俗地讲，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像姥姥、母亲和女儿一样，是一脉相承的一家三代人。资本主义姥姥太贪婪，盲目地追逐资本，造成了人的自我异化；共产主义女儿回归人的自然天性，还原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不需要资本；而她们之间的社会主义母亲科学地应用资本，使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从而使资本关系的“外壳”“炸毁”。21世纪，将是母亲逐渐成熟，发挥更大作用的历史时期。她要帮助姥姥操持家务，为姥姥养老送终；要抚养女儿，为女儿健康成长创造现实条件。
根据马克思“理论”基本原理，对存在资本关系的全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研究探讨。一是根据拥有、管理以及执行资本职能者的身份和构成不同，可以划分为个体管理资本、国家管理资本和社会管理资本这三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二是根据应用资本运作规律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盲目性和具有科学性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 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来看，个体拥有、管理以及执行资本职能时，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往往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国家拥有、管理以及执行资本职能时，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既有盲目性也有科学性；而只有超越国家形式，全社会共同拥有、管理以及执行资本职能时，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才会更具科学性，使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使资本关系的“外壳”“炸毁”，最终把人类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还原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
三
在人类认识能力不断提高的世代发展中，追求真理的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灵魂，具有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恩格斯说：“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变革，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蛋了”。
劳动者总会弄清楚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这是必然的。我们现在应该重点研究探讨的是，怎样拿到深刻理解“全部”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生产力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钥匙，并且成为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从而促进“整个经济学发生变革”，特别是创造“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蛋了”之后的新的经济学。
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一体化协调发展，包括关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在内的广义文化，不仅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将会使整个经济建设成为广义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这种事实必定要使整个经济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恩格斯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而“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在这样广义的尚待创造的政治经济学中，除了研究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在生产力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以信息形态形成和发展的科学文化的价值形成，以及科学文化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内在规律。
整个经济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而存在资本关系的历史条件下，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实质”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它可以积累过去世代劳动成果。当劳动者生产的具有竞争性、排他性、消失性的物质形态的商品占主体地位时，资本作为集中的社会力量，当然支配现在分散的直接的活劳动；而当劳动者生产的具有合作性、共享性，并且只有在合作和共享中按几何级数发展的信息形态的文化产品占主体地位时，现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就可以支配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资本。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当个体拥有、管理以及执行资本职能时，是在个体之间凝聚智慧、整合资源；当国家拥有、管理以及执行资本职能时，是在国家范围内凝聚智慧、整合资源；而只有超越国家形式，全社会共同拥有、管理以及执行资本职能时，是在同一个地球自然村内凝聚智慧、整合资源。
在身份和构成的变化中，国家充当拥有、管理以及执行资本职能者的角色，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过程。恩格斯指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对此我们认为，解决国家与国民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手段和线索，就是使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在各个国家之内达到极限，使社会资本冲破和超越国家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自由整合并高度集中，使人类社会进入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科学性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就国家与社会资本相对而言，国家可以破产，国家也可以解体和消失，但是社会资本依然存在。恩格斯认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在国家形式自行消亡之后，资本作为超越民族和国家形式的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依然存在。
资本实质以及拥有、管理、执行资本职能者的身份和构成等的一系列整体性改变， 说到底是创造和使用资本的人的改变。企业是多种生产要素组合利用的场所，是创造财富、分配利益、共享成果的主体，也是人们参与劳动、发挥才华的主战场。从资本角度来看，个别资本股份化、私人资本国有化、民族资本国际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就是社会资本全民人格化行进的轨迹。当社会总资本合并为唯一的单个资本时，就会实现资本的全民人格化，使社会大众共享发展成果有了直接的具体的途径。从劳动角度来看，在能够使社会总资本合并为唯一的单个资本的全球化企业集团中，更容易消除分工，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系列论文之四：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
南开大学李庆诚教授在中文版《奇点临近》一书的“译者序”中说：“当人们看到太多相同的时候，也许我们很无知；当人们看到太多不同的时候，也许我们视野不够大；当人们同时看到不同和相同的时候，也许这恰是我们的智慧原点。”
对于地方学研究来说，如果只是局限于某个地方，停留在收集整理资料的层面上，人们看到太多相同的东西泛泛而论，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相互拼凑的论文汇编，那么也许我们还很无知；如果能够开展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平行和比较研究，是一大进步，但是人们仅仅看到太多不同的时候，那么也许我们视野还不够大；如果在特定地方文化的微观与综合研究基础上，能够走得进来、飞得出去，即飞出地方看地方，将特定地方当作鸟瞰的对象，通过跨地域、跨时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同时看到不同和相同并且看到一体化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的时候，也许这恰是我们的智慧原点。
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14年工作要点中，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作为具有创新意义的重点课题之一的时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内心深处感到一种震撼。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鄂尔多斯学研究将会发生质的变化，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发展就此开始了，鄂尔多斯学研究将会具有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自主发展的内在生命活力。
一、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性
恩格斯指出：“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而“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说到底，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和自然同样服从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唯一的客观规律，因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终会一体化协调发展，并且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存，这是必然的。
最终必然会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科学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无论从哪里切入，只要认识到内在本质，就能够看到“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任何一处都不能打断的连续链条。它被分解为哲学、教育、科技、经济、社会、历史、民俗、文化、生态等等“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本身，而是取决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随着人类个体生物智能的提高，特别是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手段使人类联合起来的非生物智能按几何级数发展，人类认识、改变、顺应、融入自然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以人为本，控制世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而回归自然，遵循规律，则是更高境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在自然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过程中，看到万物的力量，认识到“人亦大”，就会以人为本，企图控制世界；而一旦达到更高的境界，意识到作为万物本原的“道”的巨大能量，意识到人法天地，道法自然，就会回归自然，遵循规律。对这个转折点，可以理解为是“奇点”，或者理解为“失控”即人类主观意志的控制欲和控制力的逐渐消失，回归人的自然天性。
美国奇点大学校长雷·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中认为认为：人类创造技术的节奏正在加快，技术的力量也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在增长。同时，计算机智能应用也在逐渐拓宽。在未来几十年，基于信息的技术将会容纳人类所有的知识和技能，甚至包含识别模式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技巧，以及人类大脑中的情感与道德。奇点将代表我们的生物思想与现存技术融合的顶点，它将导致人类超越自身的生物局限性，使我们将获得超越命运的力量。我们将充分理解人类的思想并极大限度地拓展思想的外延。人类智能中的非生物部分将无限超越生物智能部分，非生物智能部分将占主导地位。
与上述基本原理相同，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恩·凯利在《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中认为：自然的野性是我们深刻认识活系统的主要信息来源。从这些特殊的大系统中，我提取出一套适用于所有大型活系统的统一原则，称之为“神律”。这套神律是所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完善系统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人类在创造复杂机械的进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归自然去寻求指引。因此自然绝不仅仅是一个储量丰富的生物基因库，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基因库”，是一个创意工厂。人造世界就像天然世界一样，很快就会具有自治力，也随之失去我们的控制。但在我看来，这却是个最美妙的结局。
人法天地，道法自然。人类不再企图战胜和控制自然，而是顺应和回归自然，这就是全人类最终最美妙的命运和结局，也是人类不断发现、认识、转化和体现自然法则巨大能量的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凯恩·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把数量庞大的发明创造统称为文化。他说：文化包括迄今为止所有被发明出来的科技和这些科技的产物，以及我们的集体思维产生的其他任何东西。当有人提及“文化”时，如果他所指的不仅是当地的民族文化，而且包含人类的整体文化，那么这个词汇所指的就非常贴近我一直在讨论的科技涵盖的广阔范围。
当我们明确了人类集体思维和整体文化的概念，并且意识到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必然性，也就会清楚不同文化比较研究的必要性。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而他们的相同即“含义与作用”、“生命活力”、“内在灵魂”，就是探索和遵循自然法则。鄂尔多斯学研究能不能具有生命活力，能不能融入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整个系统中，最终取决于能不能探索和遵循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
二、穿越时空、自成体系的科学文化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源于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各种定律的发现和应用。凯恩·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认为，正如思维必须遵循认知规律及支配生命和自组织的定律一样，技术元素也必须服从思维、生命和自组织——包括人脑——的定律。技术元素包括人类发明所具有的“繁殖”动力，这种动力促进新工具的制作和新的科技发明，鼓励不同技术进行沟通以实现自我改进。这个系统开始具备某种自主性。我越深入了解科技发明的整个系统，就越意识到它的强大和自我繁殖能力。无论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其本质都不在于DNA、机体组织或肉体这样的物质，而在于看不见的能量和物质形式中包含的信息。同样，随着科技的物质面罩被揭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核也是观念和信息。生命和科技似乎都是非物质的信息流为基础的。
如果我们把穿越时空、自成体系、自我繁殖的人类科学文化，看作是一个具有内在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那么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认识和应用各种定律的个体生命，就是融入和支撑人类科学文化有机整体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活细胞。当文化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时，人的文化灵魂便与“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自然规律融为一体，具有了长久的生命活力。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老子“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庄子“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者为友”是可以理解的。
同样的宇宙体及其运行法则，可以用直觉来感悟，也可以用理智来推理。郭沫若说：“诗人与哲学家的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的利器是纯粹的直观，哲学家的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无论是诗歌还是哲学，只要以宇宙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都会融入人类科学文化体系而具有长久的生命活力。例如程颢在《偶成》中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李白在《日出入行》中诗云：“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朱熹《泛舟》诗云：“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是纯粹直观的诗歌，也是经得起精密推理的哲理。
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是凝聚智慧的内在动力，道法自然是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引力中心。老子云： “执大象，天下往”；马克思说：“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大象、真理如磁石，对天下往、把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柏拉图说得很形象：“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他们也像磁石一样，能吸引其它铁环”；磁石“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些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
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是必然的，但是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心胸视野的狭隘性，会围城自封、制造壁垒。台湾诗人卜衮在《界》中诗云：“心好比被刀割划着/心好比被撕裂割划着/地球是完整的被天制造的/不过，人以其小小的心/将地球小块小块地界出自己的世界”。列夫·托尔斯泰也说：“只把某些人联合起来，这样的联合正好把这些人和其他人隔开，因此这种局部的联合往往不仅是使人不团结的根由，而且是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怀有敌意的根由。一切爱国主义的艺术便是这样的，例如国歌、爱国诗歌、纪念像等”。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而人类原本共同生存在一个地球自然村。成吉思汗在促进“全球化”时说，“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现在我们促进和融入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也需要这种心胸、智慧和勇气。从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来看，鄂尔多斯三面黄河环绕，南面“一堵墙”万里长城阻隔，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的自然单元；而中间秦直道穿过，形成了南北通道。秦长城和秦直道构成了大秦帝国的丁字形防御体系，有人形象地比喻为盾和矛的关系，也有人比喻为弓和箭的关系。总之，大秦帝国的丁字形防御体系的结合点在鄂尔多斯，矛盾的焦点和弓箭的射点也首先在鄂尔多斯，所以历代鄂尔多斯人对长城和秦直道的感触应该是最为独特的。
“长城内外皆故乡”。然而遗憾的是，曾经在故乡土地上修筑了一道隔离墙，一家人之间挥动起矛、盾和弓、箭。从心理模式和精神状态来看，万里长城是自封意识与开放意识的分界线。小农自封意识注重的是上尊下卑，对内集权专制，对外围城自封，缺少科学精神。唐代诗人陈陶在《续古》中诗曰：“秦家无庙略，遮虏续长城。万姓陇头死，中原荆棘生。”常建《塞下曲》诗云：“北海阴风动地来，明君祠上御龙堆。髑髅皆是长城卒，日幕沙场飞作灰。”鲁迅在《长城》一文中说：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我总觉得周围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在充满开放意识的人们看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早已结束，胆小怕事、围城自封的狭隘心理早该改变。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用奴性的心态，去塑造围城自封、自我树敌、挨打受气、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可怜模样的心理模式，而是用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卓越智慧和豪迈气慨，去营造自由民主、和平友好以及充满鲜花和掌声的和谐的国际社会氛围。因此，我们愿化干戈为玉帛，在内心深处里把用来御敌的万里长城，化作迎接远方宾客的一条圣洁的哈达——在无形的变换升华中，举重若轻，充满自信——这是鄂尔多斯人所特有的一种境界和神态。
或许只有具备这种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根基，具备这种与时俱进的境界和神态，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作为一个地方学研究团体，才能够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作为具有创新意义的重点课题之一，并以此为基础来促进和融入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
三、凝聚智慧、几何级数发展的科学文化在不同地域发挥的作用
穿越时空、凝聚智慧、几何级数发展的科学文化，具有自我补充、自我修复、自我繁殖、自我协调的生命活力而一体化协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类科学文化的一体化发展中，看我们能够做什么，看我们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能不能融入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体系并且占有一席之地；二是看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看我们怎样应用它的巨大能量来推动和引领鄂尔多斯全面协调和谐发展。当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彼此促进的关系。
科学文化的创造和应用的整个系统和全过程，都是围绕定律形成和进行的。科学文化的发展，就是发现、认识和应用各种定律的过程。一方面，通过观察各种现象和事实，归纳和推理出定律和理论，包括在前人发现的定律和创造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认识新的定律和创造新的理论。另一方面，解释和演绎定律和理论，根据定律和理论来预见、推测事物和现象将会发生的新的变化。
英国著名学者A.F.查尔默斯，在《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中谈到“为什么世界应当遵循规律”时认为：一旦在对物质系统的表征中使用诸如倾向、趋势、能动力量和能力这样的概念，那就可以把自然规律理解为是对倾向、趋势、能动力量或能力的表征。以这种方式解释规律，就不必再期望规律去描述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结果，因为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典型地都是一些倾向、趋势、能动力量或能力以某种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原因与规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特殊事项所具有的能动力量和能力以及特殊事项相互作用的效力，迫使那些特殊事项按照规律活动。有规律的活动是由有效的因果作用引起的。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承认所有科学实践所隐含的意义，即自然是能动的。它阐明了什么使得系统按照规律活动，而且它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把规律与因果作用联系在一起。
从倾向、趋势、能动力量或能力以某种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来看，人类科学文化总量翻一番的时间，从几千年、几百年向几个月、几十天方向发展。恩格斯说：“自然界用了亿万年的时间才产生了具有意识的生物，而现在这些具有意识的生物只用几千年的时间就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不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行动，而且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群众的行动，共同活动，一起去争取实现预定的共同目标。”
科学文化按几何级数发展，不仅得益于人类生物机能的进化，不仅得益于科学文化能够世代积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得益于人类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使形成科学文化的内在组织结构发生系统性变化。理解这一点，对于鄂尔多斯学系统化、整体性学科建设也非常重要。凯恩·凯利认为：变化本身是可以结构化的。当多个复杂系统构建成一个特大系统的时候，每个系统就开始影响直至最终改变其他系统的组织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使系统产生变化的规则，自身也产生了变化。当科技被生物激活之后，我们就得到了能够适应、学习和进化的人工制品；而当我们的技术能够适应、学习和进化之后，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生物文明。工业时代的标志是机械设计能力的登峰造极；而新生物文明的标志则是使设计再次回归自然，将工程技术和不羁的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即将到来的新生物时代，所有我们所依赖和担心的事物，都将具有更多天生的属性，并使之接受它那不断进化、常变常新且不受我们掌控的进程安排。
对这种发展趋势，我们是可以理解和预见的。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文化可以成为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生产力，而且将会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那么，当人类非生物智能自我“繁殖”的科学文化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人类生物智能创造的科学文化的时候，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整体现代政治经济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据有关专家估算，到203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达到现在的两倍，增加的能源需求很可能由纳米级的太阳能、风能及地热能提供；而运算和通信的性价比将很可能以亿倍的系数增长，其他技术在性能和效率上也会大幅增长。也就是说，对于鄂尔多斯这样的所谓能源之都来说，在未来十几年的时间，就将会使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会成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开始集成创新的主要内容。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科学性及其最大价值，也只能体现在这些方面。
科学文化的发展，促进人的自然天性的回归，劳动苦力的减少。恩格斯指出：“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随着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很快减少，按劳报酬的原理将会改变为按需分配的原理。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仅。”
我们对“‘按需分配”的社会充满期待，对“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的理论创新充满激情。这种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只有在一个巨系统内才能完成。我们比较研究、集成创新，就是努力把前人的科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文化灵魂和生命能量，从而以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自然天性，融入这个世界。就全局与一域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另一方面，如网友在互联网上所理解和鼓励的： “策应一隅，足见奇谋”。就融入一体化与应用一体化成果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努力使我们的科学文化融入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努力使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的巨大能量，对鄂尔多斯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这些是一个事物的不同表现。
从融入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系统看来，就是把个人的全息图与别人的全息图以及整个人类的全息图拼接和融汇的过程。美国全球问题专家欧文·拉兹洛在《全球脑的量子跃迁》中认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A场中留下了他们的全息图的轨迹。个人的全息图可合成一幅超全息图，它包含了群族、社会或文化。所有人的全息图连接并整合，就形成了极超全息图。这是人类共同的内化仓库。通过调节，使我们的脑与其他人的脑和躯体产生的全息图进行“适应性共振”，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不同的人们以及自然界发生微妙而有效的联系。人类的一种高水平的意识组成了知觉和感觉的精密方式，享有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自由：一是关于时空领域中能量流和贯穿场域的“信息流”的由自己决定的选择权利，一是对于两者的反应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反应决定因素因为处于生物进化的较高层次而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物种的自由水平的上升。
全息图是由信息、知识和智慧构成的。信息、知识和智慧是不同层次的概念。信息的集成形成知识，信息和知识的集成形成智慧。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各不相同，如地球表面上的山川、草原、大海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同样拥有唯一的地球核心，并且能够认识的这一点，这就是人类智慧。学者认为，我们像海洋中的岛屿，表面分离，实际底部相连。多样性是自然界和艺术领域一切事物的基础。人类世界里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多样性，同自然界和艺术领域中的一样，处于最根本的地位。人类社会必须由年龄、性别、个性、肤色和信条等各不相同的成员组成，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各自发挥特长、相互弥补，从而使人类社会取得进步。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就像一个身体内的不同器官一样，必须相互配合来维持他们所属的系统地球上的人类社会。
从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对鄂尔多斯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来看，主要是因为自然法则决定了包括人的自然内在的整个自然界，都具有自我创造的潜能，我们需要的就是学习和应用人类智慧把我们更多自我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欧文·拉兹洛说：宇宙通过能量和信息的传递、转移和保存环节进行演变。在场域中，信息不仅可保存，还可通过与时空领域的相互作用被生产出来。信息逐渐积累被渐渐地“内化”演变过程。道生万物的“创造不是我们察觉得到并栖居其间的宇宙本身，而是宇宙自我创造的潜力”。调节我们的大脑使之与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全息图发生适应性共振，意味着超出今天的自我界限和感官限制的意识，成为一种更宽阔的超越个人的意识。这种转变可能会导致重大的结果。当人们产生超越个人的意识，开始意识到彼此之间、同生物圈的、同宇宙的深厚联系。同远近不同的人与文化产生更大的共鸣，而对动物、植物及整个生物圈的敏感性也增加。从而一种新的文明将会问世。这就是我们比较研究、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所在。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