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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王”“豪赌” 同输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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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王”“豪赌” 同输共赢
——反映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镜子
包海山
据有关报道，时过一年，宣布“十年亿元”赌局作罢的两位“赌王”，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和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2013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又见证了小米公司董事长兼CEO雷军和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的另一场“五年十亿”的“豪赌”。雷军表示，互联网时代重新做消费者营销的时候到了，5年之内，如果小米营业额击败格力，“董总输我1块钱就行了”。而董明珠则反击，“我告诉你不可能”、“我跟你赌10个亿！”未来5年，是“营销取胜”还是“制造为王”？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新经济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2012年马云和王健林争论，2013年董明珠“呛声”雷军，而这种争论似乎还将持续下去。
对今天出现的这种“赌局”背后的内在本质规律，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信用的作用时说过：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现代生产的动力——利用和支配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占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只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把生产、分配和消费连为一体，资本才能运转起来。资本属于个人拥有是虚拟的，而只有转化为社会生产能力才是现实的。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可分离性，而拥有使用权比拥有所有权更重要、更现实。在社会总资本不断高度集中、直至达到极限的过程中，只是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从资本的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与资本的使用权的全民人格化的角度来看，马云和王健林、雷军和董明珠这些“赌王”的“豪赌”，到底会谁输谁赢？结果一定是同输共赢。
先说同输。他们的输赢靠市场竞争来决定，由竞争和集中的规律来决定。马克思说：“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竞争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说，越是有可能便宜地生产，即有可能用同一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争就使更便宜的生产即为了同一价格总额而提高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规律”。竞争的规律迫使“赌王”坐卧不宁，无论他们的技术多么先进，生产能力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在竞争中得到的东西，在更大规模的竞争中再被夺去，而且已经“把他为对付竞争者而锻造的一切武器倒转来针对他自己”；“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现代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
后说共赢。“赌王”的资本在更大规模的竞争中再被夺去，是因为新的更高一级的劳动生产和经济组织方式将会形成，能够有效协调和整合阿里巴巴、大连万达、小米公司、格力集团的各种资源和实际利益，使资本形成更大的社会力量。如马克思在谈到“股份公司的成立”时所言：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了社会的企业。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而这个资本所有权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象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在股份公司内······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节选自鄂尔多斯学研究会重点课题“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系列论文之八《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与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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