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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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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
包海山
在我看来，马克思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内在本质规律。由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局限性以及个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资本论》还有很多缺陷，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我们现在有必要重新来“论资本”。但是，在一些基本点上，马克思理论的高度，可以说达到了极限，后来人是无法超越的。例如，马克思揭示了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规律，认为全社会的总资本融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资本的高度集中才算达到了极限；以及随着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使资本关系的“外壳”“炸毁”，最终把人类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的内在本质规律。这些是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一旦超越了，也就没有资本可研究了。
在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相对而言，成吉思汗文化对资本的产生发挥了很大作用，马克思理论对资本的发展将会发挥更大作用，而老子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对资本的消亡将会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在本质意义上，他们所发现、认识和遵循的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样的唯一的客观规律，他们的学说、理论、文化，都是融入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只有融为一体才能发挥更大能量。
一、资本的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货币转化为资本”时认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形式，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货币与资本的区别，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商品流通中，用于交换和消费的只起抵押品作用的是货币，而用于实现价值增值的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在当代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每一个新资本最初就不一定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它可能是一个创意，通过整合其他资源使具有创意的智慧转化为资本。对此我们将在“《资本论》与重新‘资本论’——价值转移、追加价值以及创造新的价值研究”中来深入探讨。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是，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的产物，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
从产品交换到商品流通、产生货币，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之所以能够交换，能够变成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二重性；另一方面，产品作为独立的物，它可以转移和让渡。产品交换和商品流通，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取决于环境的适宜，天生的种族性格等等”。可见，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特别是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
据有关资料，我国是最早创造和使用纸币的国家。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就曾使用过白鹿皮币，唐代又出现过飞钱，这些都属于纸币的雏形。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则是北宋天圣元年发行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流通的现金收据，随时可以兑现。金代也用纸币，但是因为币值不稳，三五年就更换新钞，所以流通范围并不很广。而到了元代蒙古帝国时期，则以使用纸钞为主，使纸币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最基本的是“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两种。这种纸币的功能与现代的钞票已基本相同。
中统元宝交钞 至元通行宝钞
元朝币制的最大特点是长期、广泛、大量地发行和流通纸币。元朝版图辽阔，横贯欧亚，由于纸币本身轻便，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当年，从欧洲前来中国游历的马可·波罗，在元大都见到这种纸币时惊叹不已：“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说它可以用于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
金属铸币发挥的是货币有形的“阳明”之用，而纸币发挥的是货币无形的“幽阴”作用。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有形的物质功能；而蒙古民族最先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功能。纸币是价值的信息符号。商品的价值，是以信息形态、以纸币形式，观念地体现出来的。“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
蒙古帝国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现在，蒙古族曾经打天下的武装力量早已消失，而蒙古族最先赋予纸币所形成的货币权力依然统治着整个世界。这是最微妙、最神奇的地方，也是蒙古族历史文化中最辉煌、最有价值和最有生命活力的部分。解铃还须系铃人。对纸币无形的“幽阴”作用，或许蒙古族在冥冥之中有更多的直觉、灵感以及本能反应。当货币形式发展成为资本，特别是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无形的信息形态具有了资本属性之后，研究资本的信息结构和信息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调整、改变以及最终消除货币权力和资本职能过程中，或许蒙古族能够发挥非常特殊的作用。
对待金钱，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认知和心态，例如“钱是命，命是钱，钱命紧相连”与“钱是驴，驴是钱，钱驴等价交换”就不同。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是为了交换牲口；后来自作聪明的人们用来交换自己，使自己的劳动本质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一种商品，造成了人的自我异化。如恩格斯所言：商品“表现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人们的经济条件以及性格、智力等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认知和不同的态度，而某种意义上态度决定命运。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资本论》时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恩格斯自己“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完成的《资本论》，其缺憾可想而知。成吉思汗或许不懂经济，但是靠一种精神力量，最早实践了经济“全球化”并成为“千年首富”。因此，在骨子里、血液中继承了成吉思汗精神的人们研究《资本论》，则是另一种思维方法和情感世界，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来“论资本”。
二、资本的发展
对资本的集中以及社会总资本高度集中达到极限的规律，马克思认为：积累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另一种表现而已，而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集中不论是通过吞并即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了极限。他说：“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
资本的积累只是量的增加，可以表现为GDP的增加，而资本的集中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宏观上来看，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使社会总资本融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从地方学研究来说，当社会总资本融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时，鄂尔多斯各个企业会扮演什么角色，鄂尔多斯的资本与融合为唯一的单个的社会总资本之间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就会成为非常奇妙而又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80后青年会员、大同证券鄂尔多斯天骄营业部财富管理中心经理包源，从事具体工作三年多之后，提出证券公司不应该赚取股民的钱，而是应该赚取上市公司的钱。大同证券公司决策层很重视青年人才，最近将包源调到在太原市的公司总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也非常重视这种很有创意的观点，并且把对这种观点的深入研究作为一个专题项目，而这个专题项目或许成为全国股民、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社会总资本不断集中过程中，证券公司在投资方和融资方、在股民和上市公司之间，发挥着信息沟通、资金链接、利益调节等功能。证券公司自身发展的下策是赚取股民的钱，有可能使大部分股民长期赔钱，失去忍耐，不再陪忽悠和欺骗他们的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玩儿了，使整个股票市场瘫痪、崩盘；中策是赚取上市公司的钱，一方面靠金融手段获取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政策手段迫使上市公司兑现他们对股民的承诺，保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上策是把自身利益与股民利益、上市公司利益融为一体，共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使整个资本市场相对合理、有序、健康发展。
从证券公司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协调和平衡各种利益。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自然法则是保持某种平衡，削减多余的部分而补上不足的部分，这是证券公司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而人们的做法，却不是如此，是搜刮不足的部分来供奉有余的部分，这是证券公司目前应该改变的状况。谁能够创造有余的东西并用来奉献天下百姓？只有遵循自然法则的人，也只有遵循自然法则的证券公司才能存活下来并且健康发展。
从上市公司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老子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不去积蓄财富，他总是尽力帮助别人，结果使自己可以帮助别人的能力越来越大；他总是尽量给予别人财富，结果使自己可以给予别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天之道，是造福万物而不为害；圣人之道，是只管成就事业而不去争夺果实。这是上市公司增强自身发展动力、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所应该遵循的自然法则。
从股民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提高素质，形成合力，改变投机取巧心理，培育合作共赢意识。老子云：“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人将自己放在众人之后却反而成为引领大众的人，排除了个人意志却反而成为有地位不可缺少的人。并不是因为他完全无私无欲那么邪乎吧？是自然法则能够成全他应该得到的一切。谁能够在浑浊中平静下来看清一切？谁能够在安静与运动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把握新的生命活力？保持这种自然法则的人，不会自私贪婪。只有不自私贪婪，才能够平和地看待旧的该失去就会失去、新的该到来就会到来。
在某种意义上，上市公司与股民的关系，如同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马克思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而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而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在社会总资本通过高度集中而融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过程中，上市公司像舞台上被选秀的演员，而股民像持有表决权的评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唯一的，因此相对遵循规律的资本就会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没有遵循规律甚至违背规律的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是社会总资本不断高度集中的过程，是社会总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人格化的过程，也是促进社会全体成员成为股民并且与上市公司利益融为一体的过程。马克思说：“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实现这种转化之后，“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我们由此可见，这种集体的理性与共同的控制，包括上市公司，也包括全体股民，最终共同遵循唯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资本的消亡
资本的消亡，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从资本与人的关系来看，当人的力量远远大于资本的力量时，资本关系就会自然消亡；二是从资本与科学文化的关系来看，当资本无法容纳科学文化所转化和体现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时，资本关系就会自然消亡。
从资本与人的关系来看，主要不是资本会不会消亡的问题，而首先是人们会不会把自己当人看的问题。一旦人们都把自己当人看，不再把自己的劳动本质当作一种商品，那么雇佣劳动这个资本的条件不存在了，资本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消亡。如恩格斯所言：“人在金钱统治下的完全异化，必然要过渡到如今已经逼近的深刻，那时，人将重新掌握自己。”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前提条件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说：“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也包括思维的能力......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也就是说，只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能够真正掌握自己，有实际能力摆脱资本统治，资本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消亡。
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实质就是使“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异化，变成可以买卖的一种商品。马克思说：“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而拥有资本者也会被资本欲所奴役，例如“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可见，当“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异化为一种商品时，没有资本和拥有资本的人们都被资本所奴役。
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马克思说：“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完成它特殊的社会形式中的历史任务之后，劳动的交换价值就会消失，劳动没有任何交换价值，从而使劳动回归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所以恩格斯说：“对于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劳动没有任何价值，也不能有任何价值。”
从资本与科学文化的关系来看，随着具有生命活力的科学文化按几何级数一体化协调发展，生物思想与现存技术不断高度融合，人类超越自身的生物局限性，使人类智能中的非生物部分无限超越生物智能部分，人类主观意志的控制欲和控制力的逐渐消失，说到底，随着人类能够道法自然，人类所应用于交换价值的资本，将无法容纳科学文化所转化和体现的原本可共享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从而使资本关系自然消亡。
马克思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科学文化本身也会成为更大的社会财富。恩格斯说：“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的分工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分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
这里的“关键”，一方面，科学文化是真正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科学文化可以变成全社会可共享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烈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识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相对而言，人们比较客观地看待自然界，所以容易发现和认识自然界的各种定律；而对人类社会持有更多的主观意识，所以很难发现和认识自身发展和社会关系中的各种定律。
科学在按几何级数发展，而今天的生产力没有与科学的发展同步按几何级数变得更强大，主要是因为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未来社会科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生产和社会关系中，当“现金交易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时，人类的自然天性就会被扭曲，巨大的潜能就会被压抑。恩格斯说：“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人们“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潜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抑着，为得是让这些力量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
当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客观现实，努力把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充分发挥出来，并且每个人都作为具有生命活力的细胞彼此联系、相互结合，使整个人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站立起来的时候，“现金交易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就会成为过去具有可笑之处的历史，资本关系也会自然消失，人类达到道法自然的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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