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海山            

                       第二章   重新认识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

   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是相互依存性质不同的两个经济范畴，是从不同角度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经济指标。剩余价值率是生产范畴，反映生产力的性质、发展水平和运行态势，是劳动生产率在价值关系上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剥削率是分配范畴，反映生产关系的性质、发展水平和基本走向。在理论上把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区分开来，对我们研究探索生产方式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一个劳动日，创造相同的价值，从劳动生产率角度划分，是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了劳动力价值V和剩余价值M；从分配关系上划分，则是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为他人劳动的时间，形成了工资G和利润R。剩余价值率是M/V；剥削率是R/G。这是两个有内在联系性质不同的经济范畴。

   只有把实际耗费的劳动力价值和得到支付的劳动力价值区别开来，使剩余价值率从剥削率的外壳中剥离出来，剩余价值论这个理论基石才能彻底完工。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如果人们全面深入地考察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的运行轨迹，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一种互为动力、相反相成的内在机理。剩余价值率越高，剥削率越低；剥削率越低，剩余价值率越高。如果在剩余价值率超过100%之后，剥削率还明显高于剩余价值率，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够规范，有超经济剥削存在；如果剥削率越来越低于剩余价值率，说明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逐步向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

  如果社会结构的矛盾不再继续恶化，我国在2020年前后实现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种把衣食不愁略有剩余的小康作为发展目标的设想，还没有跳出小农经济的思想范畴，其问题的要害不在于目标定得太低，而是阻碍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造，为稳定既得利益牺牲发展，延长原始积累的阵痛。

  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还远远没有结束，劳动力的素质虽然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是大多数创造价值的劳动力还处于低素质状态。农工潮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还不断出现所谓的农工荒，说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对低素质劳动力还有很强的吸纳能力。

  我国虽然在经济总量（GDP）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却降到120多名以下，相当于日本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还有一亿多人口的收入水平低于国际贫困线。

  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剥削率的图形将会没有拐点地继续腾升，社会动乱也就为时不远了。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的剥削率高于剩余价值率的幅度越来越大，这说明我国的权力分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靠权力分配、财产性收入谋生和靠财政供养的人口比重过大，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等收入阶层扩大所降低的剥削程度。劳动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近年来不仅没有上升，反而迅速下降。

  在平均水平上，我国的劳动力已经处于扩大再生产状态。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后期，居民收入总量的这个比重是不低的。但是，劳动收入G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只达到50.17%，低于劳动力价值占比9.77个百分点，剥削率高于剩余价值率32.46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大多数劳动力是在萎缩的条件下再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为地提高居民收入的总量，只能对少数人有利。我国分配问题的关键是，总量和平均数掩盖下的分配不公，尤其是财政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体制性短缺是许多已经脱贫了的家庭再度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这是调整总量结构解决不了的问题。

  刘福垣先生强调在理论上要把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区分开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靠贪婪和压迫可以形成剩余价值，而靠智慧和奉献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形成巨额剩余价值。劳动和自然资源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包括创造低价值的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和创造高价值的具有创意的高级智力劳动，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将逐渐由机器所代替，而人的劳动本质将主要表现在具有创意的高级智力劳动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提供材料，劳动（主要是具有创意的高级智力劳动）把材料加工成财富，财富转变为资本。高级智力劳动及其成果科学文化，在生产力体系中可以发挥和数、级数、指数效应，由此可以决定创造剩余价值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