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学作为研究广义地方文化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整体结构包括地方的时空概念，也包括地方文化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的关系等。

          从大的时空概念来讲，首先意识到的是自然环境的形成和演变。鄂尔多斯作为一个地域空间，从现代自然环境来说，看地表，中间有草原，三面黄河环绕，因此说鄂尔多斯文化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交融；看地下，有丰富的煤炭、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因此说鄂尔多斯是能源城市；看天空，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等自然资源，因此说鄂尔多斯有好风光。从久远的生态演变来说，现在8.7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下面70%以上有煤炭，是因为鄂尔多斯曾经有连片的茂密森林。从更久远的地质构造来说，据有关专家论证，距今三十六亿年前，鄂尔多斯是地史上最原始的古陆之一；六亿年前，鄂尔多斯古陆下沉，海水浸漫，形成著名的鄂尔多斯古海；到古生代末期，一场造山运动，古陆再次隆起，逐渐形成现代山峦起伏的鄂尔多斯高原。可见，就像“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即“自然和历史”会不断发生变化一样，由此形成的文化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也是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总和。在不同的层次、从不同的角度，文化可以分为很多类型。例如在鄂尔多斯，草原文化、黄河文化，是以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工商文化，是以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文化或者说经营文化；河套文化、朱开沟文化、秦直道文化、长城文化是以历史印痕和记忆为主要特征的历史古迹文化；老子文化、成吉思汗文化 、马克思理论等是以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为主要特征的名人文化。恩格斯说：“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正是所遵循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无论分为多少学科、多少文化，科学文化本身是一个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完整体系。

 　　  相对来说，自然生态系统是长久的，而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般认为，草原是指由草本植物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草原文化就是在草原上形成的文化以及有关草原的文化。在草原一词中的“原”字，有高原、平原、原野以及辽阔之意，也有指草为“原生植被”之意。草原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自然资源。世界上所有植被中最广的就是草原。草原面积仅次于森林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4％。草原生态系统是由草原地区生物（植物、动物、微生物）和草原地区非生物环境构成的，具有进行物质循环与能量转换的基本功能。应该说，草原文化，是针对一种自然生态系统而言的文化，它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一样，是以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地域文化。在中国，草原是“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因此，在以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中，草原文化是比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地域分布更广阔、生态功能更全面的文化。

　　 人是创造、发展和享受文化的主体。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草原地区，哪里首先有了人，哪里就首先创造了文化。姜戎在其艺术表现与历史知识融为一体的作品《狼图腾》中认为：“辽阔美丽的草原，不仅是华夏民族的祖地，也是全人类的祖地和摇篮。草原是人类直立起来‘走向’全球的出发地。草原大地是人类最古老的始祖母。”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草原文化就是人类文化之源。毕竟，最容易使人的自身自然与宇宙自然形成同构同序的共振感应、使人的灵气与自然灵性形成相互流动和谐交融的地方，即天然形成人杰地灵的地方，就是辽阔无际的大草原。在中国，作为长江黄河源区的青藏高原腹地，也是高寒草原系统；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母亲河的源头在草原。所谓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江河岸边有草原，草原怀中有江河。在草原文化的扩展以及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的延伸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自然融合。

            作为中国“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草原上有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自然资源；也有煤炭、矿产、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非生物自然资源，其中煤炭、矿产、天然气等是不可再生资源，风能、太阳能等是可再生资源。草原上可以狩猎、游牧，形成狩猎文化、游牧文化；也可以发展工业、推进城市化，形成现代农牧业文化、现代工商业文化、高科技新兴产业文化等。在草原上，人们曾经滥杀乱捕、滥砍乱耕，使很多动物和植物减少了、退化了、灭绝了；现在如果无节制地开采煤炭、矿产、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也会使这些不可再生资源枯竭、消失。我们应该清楚，人类生存需要自然资源，而只有合理利用才能使人类必需的自然资源本身长久存在。可以预见，随着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能力不断提高，以高科技为支撑的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的新兴产业文化，将会谱写草原文化的新篇章。说到底，草原文化是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是能够充分转化和体现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天然的巨大使用价值的文化。

          鄂尔多斯从草原变成了城市，变成了在鄂尔多斯地区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鄂尔多斯草原。鄂尔多斯是草原上的城市，也是城市管辖的草原。草原上改变的是生产生活和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不变的是草原的自然功能和生态系统。现在鄂尔多斯文化的最大地域特色，就是草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合，用城市化系统化发展的理念，科学发挥草原自然功能和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巨大使用价值。

          我们从草原文化的扩展和黄河文化的延伸中，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自然融合；也可以从长城南北看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我们认为万里长城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奴性与天性、自封与开放以及追逐私利与回归自然这三个方面。

     姜戎在《狼图腾》中说：农耕民族被粮食蔬菜哺养得像绵羊一样怯懦了，这种窝囊性格，早已失去炎黄游牧先祖的血性，不仅猎性无存，反而成为列强猎取的对象。软弱的农耕民族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因此，如何能更文明地对待、安置和养活性格弱势人群，转化他们的软弱性格，将成为中国天大的社会难题。而且，以后政治体制的攻坚任务，还可能由于民族性格的软弱而久攻不克。而这些难题又必须依靠刚毅强悍坚韧的狼精神来攻克。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的衣食父母，而集权专制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马克思指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马恩全集》第九卷148页）“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但在官僚界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盲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对权威的信赖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 （《马恩全集》第一卷302页）

     儒家强调的是上尊下卑，论资排辈，无条件服从，对内专制，对外围城自封。唐代诗人陈陶在《续古》中诗曰：“秦家无庙略，遮虏续长城。万姓陇头死，中原荆棘生。”常建《塞下曲》诗云：“北海阴风动地来，明君祠上御龙堆。髑髅皆是长城卒，日幕沙场飞作灰。”可见，修筑长城是秦家没有智谋胆略的表现，它留下的是中国人内战不断、自相残杀、触目惊心的斑斑血迹。因此鲁迅在《长城》一文中说：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我总觉得周围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可诅咒的东西其实并不伟大。在充满开放意识的草原人看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早已结束，胆小怕事围城自封的狭隘心理早该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以及热爱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融入一个社会大家庭，造成城壁将人们包围的长城，就变成了人们心灵的沟通与交流的一种障碍，因此现在我们自信的中国人，应该不仅“不给长城添新砖”，还要坚决勇敢地拆除心灵里的“旧有的古砖”。在草原人看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用奴性的心态，去塑造围城自封、挨打受气、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可怜模样的心理模式，而是用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卓越智慧和豪迈气慨，去营造自由民主、和平友好以及充满鲜花和掌声的和谐的国际社会氛围。因此，我们愿化干戈为玉帛，在内心深处里把用来御敌的万里长城，化作迎接远方宾客的一条圣洁的哈达——在无形的变换升华中，举重若轻，充满自信——这是草原人所特有的一种境界和神态。在我们看来，只有敢于拆除因为心虚胆怯才需要固步自封甚至画地为牢的围城，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坦荡宽阔的胸怀，举起圣洁的哈达走向世界的时候，那才真正体现出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体现出中华民族腾飞的雄伟风采！

          这种境界和神态，必然会体现在科学文化研究领域里。哈工大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杨屹教授在《论知识在劳动价值中的地位》一文中认为：“理论本应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作为经济科学基础理论的劳动价值论，也应该向深层次发展，而我们却一直在遵循着传统劳动价值论中所阐述的内容，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实，理论更应该走在前面，来引导和促进实践的发展，而围城自封的心理模式和思维定势，使专家教授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不是智慧不够，而是勇气不足。相比之下，浪迹天涯、回归自然的草原文化，恰恰能够把智慧和勇气有机地融为一体。

    在谈到资本主义与中国关系时，恩格斯指出：“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的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第288页）。对此，以围城自封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首先感到的是困惑和畏惧，担心的只是中国会不会被资本主义所“征服”之类的浅层问题；而以回归自然尊重客观规律的心态，首先感到的是好奇和兴奋，关注的主要是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崩溃之后会怎样的深层问题。我们认为，欧洲和美洲盲目资本主义的崩溃，就意味着他们将进入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因此，对于按照自己所具有的“特色”坚持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方向的中国人来说，只要全面彻底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统一市场，就能够促进欧洲和美洲进入科学社会主义时代，那么中国会不会被资本主义所征服，或者会不会自觉主动科学地来接受，这些都并不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怎样促进贫穷落后的发展中的中国实现历史性大跨越式发展，与先进发达的欧洲和美洲等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进入科学社会主义时代。正是这种心态和思维方式，体现着草原文化长久的自然灵性和生命活力。

 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早在七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古鄂尔多斯人就生活于萨拉乌素河（今乌审旗无定河）流域森林草原的自然环境中。古鄂尔多斯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草原广袤，河流湖泊遍布，鸟兽栖息繁衍。到了先秦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依然“林草丰茂，森林覆盖率在50%以上”；到了十三世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为鄂尔多斯的美丽风光所折服，生前许愿死后要安葬于鄂尔多斯。但是，据史料记载，从秦汉到民国时期的两千多年间，鄂尔多斯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开垦，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到1949年，森林覆盖率仅为0.6%，沙化面积11752平方公里。建国初期，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和价值评判体系的误导，乱垦滥伐、开荒种粮的行为更加猖獗，从1958至1972年15年间的三次大开荒，导致沙化面积是两千多年的近两倍，即沙化面积23248平方公里，沙化退化草场面积4万平方公里，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80%。据记载，从1965年到1972年，鄂尔多斯市的前身伊克昭盟，全盟共花国家救灾款2300多万元。1973年农村社员平均每人收入52元，全盟入不抵出的社队占总数的71%。像伊旗苏边汉公社乌兰敖包大队的四个生产队连续12年吃返销粮，1973年社员不仅没有分红，反而每人倒欠25至28元。像鄂旗公卡汉过去是优良的天然草场，宜牧不宜农，却“以农为主”，1972、1973两年种地19万亩，平均每亩下籽4.21斤，产量却只有2.63斤。

  姜戎在《狼图腾》中说：过去认为中国的农耕文明总是被西方列强侵略和欺负，可没想到农耕文明毁坏游牧文明，同样残酷狰狞。华夏的小农，一生一世只管低头照料眼皮子底下一小块农田，眼界狭窄，看不了那么远，鼠目寸光，还自以为是。他们到了草原，破坏植被，特别是为了私利挖药材等更是掘地三尺，斩草除根。这些连自己家乡都不爱惜的人，到了异地他乡，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始掠夺抢劫了。草原无狼鼠称王。深挖洞，广积粮，谁说老鼠不称霸？

   人们违背了自然规律，破坏了大地母亲肌肤，母亲疼痛了，愤怒了，刮起了沙尘暴，可是浅薄无知和自私贪婪的人们把自己的母亲当成了敌人，并把自己的罪过记到母亲身上，在《关于榆林专区、伊克照盟协作治沙会议协议书》中狂言：“横贯在我们榆伊两区之间的自然大敌——毛乌素大沙带，多少年来，一直在侵袭和危害着沙带南北近十个旗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鄂托克旗部分地区，复播六次，还保不住苗，我们不能不说这个自然大敌不万恶。大敌当前，不容回避，必须积极行动起来，确保打胜第一仗。”

   第一仗、第二仗、无数次的仗，人类永远不能战胜自然规律，只能认识和把握规律，适应自然环境。渐渐地，草原儿女长大了，懂得了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但是，到了把生态建设作为鄂尔多斯最大的基础建设工程之后，我们并没有形成科学地保护和建设自然环境的有效工作机制，就像市政府一位官员所说的：“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退化速度，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多年来我们走了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掠夺性地发展农牧业的道路，目前我们开始尝到这条道路带来的恶果了。这与鄂尔多斯相对封闭的市场条件有关。各级政府部门由于职能转换不到位，没有哪一个部门在收集市场信息，也没有哪一个部门在深入地研究市场，当然也就谈不到用市场信息指导生产。”可见，我们要想科学地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要想用市场信息指导生产，就必须对市场信息以及市场经济价值评判体系本身要有更深入的研究。

   从森林覆盖率50%以上到仅为0.6%，从森林草原广袤、河流湖泊遍布到茫茫无际的沙漠、频繁刮起的沙尘暴，这与人为破坏的关系很大。在深层次上，这与人们没有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有关，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与人们在追求私人即得利益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评判体系有关。在屯兵军垦、移民开荒的时候，可以满足统治者军事意图；在种田连种籽也收不回却也要“以粮为主”的时候，可以满足讲个人意志的“人定胜天”、“亩产万斤”的政治需要。现在，如果盲目用追求交换价值的市场经济评判体系对待自然环境，那也潜藏着太多的危机。我们应该以史为鉴：“要是蒙古民族接受了汉族农耕文化，把蒙古大草原开垦成大农田，那中原的华夏文明可能早就被黄沙吞没了。赫鲁晓夫就是想用大俄罗斯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来征服哈萨克斯坦的游牧文明，结果怎么样？竟然把世界少有的一大片优质草原，征服成了沙漠……”面对我国牧业发展现状，姜戎说：如此兴旺的定居牧场，却令人感到脚下发虚。从前在夏季新草场集中扎营，集中放牧，人们都不用担心，牧草啃矮了，还有三季保存完好的草场可用。但是，定居定牧的畜群除了“草库仑”里的草以外，再没有其他草场了。现在的政策对草原功能的定位还是没定准，重经济，轻生态，这也许是内蒙草原最后的一线虚假繁荣了。内蒙古草原是华夏的生态和生命的屏障，应该把内蒙草原定为生态特区，给予生态财政补贴，实行特别通行证制度，严禁农业、工业和流民进入草原。

   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都是相对的，分层次的。从遵循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的角度来看，草原文明也有比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更优秀的地方。姜戎在《狼图腾》中说：草原民族捍卫的是“大命”——草原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宝贵；而农耕民族捍卫的是“小命”——天下最宝贵的是自己的小命和活命。可是，“大命没了小命全都没命”。他说，想到历史上草原民族大量赶杀农耕民族，并力图把农田恢复成牧场的那些行为，令人疑惑。过去一直认为这是落后倒退的野蛮人行为，可是现在用大命与小命的关系尺度，来重新衡量和判断，感到还真不能只用“野蛮”来给这种行为定性，因为这种“野蛮”中，却包含着保护人类生存基础的深刻文明。如果站在“大命”的立场上看，农耕民族大量烧荒垦荒，屯垦戍边，破坏草原和自然的大命，再危及人类的小命，难道不是更野蛮的野蛮吗？东西方人都说大地是人类的母亲，难道残害母亲还能算文明吗？

   农耕文明破坏了地表植被，工业文明更严重地破坏和污染了大气环境和地下资源。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中，成思危和温铁军分别说：“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靠的是什么？一个是靠我们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工人每小时工资是50美元，美国是16美元，所以，外国公司愿意到中国办厂，成本降低很多。另一个是靠大量地制造产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 “我们的环境破坏的系数，是经济发展系数的1.7倍。这么多年的工业建设，产值增长10倍，而资源消耗翻了40倍，现在，不得不靠大量进口资源。”应该说，今天的全球经济，是靠利益驱动和追求交换价值形成的。由于市场经济价值评判体系本身不健全，不科学，再加上没有反映商品和服务的完全成本，特别是没有反映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市场向经济决策者和建设者提供的信息存在严重的欠缺性和误导性，这就造成了与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不协调，甚至破坏天然支持系统的畸形经济。据有关资料，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全球经济增长了七倍，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掠夺性需求推到了超越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例如对煤炭、石油、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需求的成倍增长，导致了许多资源枯竭的城市和地区。以鄂尔多斯为例，从森林覆盖率在50%以上到沙化退化草场占可利用草场的80%，历代人们都为了眼前一丁点私利，却破坏了整个天然生态支持系统，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目前，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又开始“羊”、“煤”、“土”、“气”地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也必然导致资源枯竭。从全国范围来看，据有关资料，去年我国农村牧区义务教育支出是1300亿元，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政是1000亿元，农牧民个人承担300亿元，还有一些不合理的乱收费，农牧民个人承担的经费估计在四五百亿元；而近几年我国沙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540亿元，是财政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1/2，比农牧民个人承担的教育经费总数还要多。这仅仅是地表植物被毁坏后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那么大气环境和地下资源被破坏和污染之后，会造成多大损失，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吗？

   应该说，人们盲目追逐私利和个人劳动交换价值的最大悲哀，就在于被金钱剥夺了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从而使人们在劳动的异化中失去了自我，却向本应处于工具地位的金钱膜拜。例如，一棵百年参天大树，从它的社会效用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实际作用来看，它防沙护林涵养水源以及美化环境的价值可能不止万元，但是对于个体追求私利的劳动交换价值来讲，他只有把它砍掉那怕只卖百元，才能积累私人资本。也就是说，在追求个人交换价值中，当他砍掉一万棵树成为百万富翁时，却为一己之利毁掉了一个地区千百万人赖依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在老子所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人类目前还达不到“人法地”即人以大地法则行事的境界，但至少可以做到不以病态心理去斗天斗地造成无穷灾难还傻取乐，也不去出卖大地母亲逼迫她兴妖作怪。

   要说现代市场经济价值评判体系不健全、不科学，市场信息存在着严重的欠缺性和误导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体现出为劳动提供材料的“自然条件”本身的效能和价值。比如，对草原自然环境来说，曾经乱垦滥伐，现在定居超载，所创造的利益是极其有限的，而对包括“自然条件”在内的整个社会劳动生产力体系所造成的破坏却是无法估量的。在社会劳动生产力体系中，在科学文化以及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之前，以最粗野的方式破坏掉本该发挥巨大作用的“自然条件”，这是最大的损失和浪费。相比之下，如果不仅“把内蒙草原定为生态特区，给予生态财政补贴，实行特别通行证制度，严禁农业、工业和流民进入草原”，而且在有限的公共财政扶持下，实施牧区人口转移或就地养活起来，切实有效保护价值无限的自然环境，这就为天然生态支持系统发挥其巨大能量创造了现实条件。

    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潘照东和刘俊宝在《以循环经济带动工业化进程》中说：循环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和规律，强调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经济活动，从而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发展模式。张雪梅在《循环经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文中认为，循环经济的基本趋向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和绿色化转变。循环经济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在环境方面表现为低污染、甚至无污染。循环经济是环境和经济密切结合的产物，它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保护和绿色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循环经济本质上也是一种生态经济。现行经济核算体系在统计方法上没有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一种不科学的统计核算。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采取了新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法。这种方法采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EDP）概念，它等于GDP减去产品资本折旧、自然资源损耗、环境资源损耗值。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创造了一万元GDP，却以损耗应该创造十万元GDP值的自然资源为代价，而且还造成百万元都难以弥补的环境资源的破坏，那么所创造的GDP就不是一种政绩，而是一种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罪过。所以我国政府正在引导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创建资源节约型社会，不再以GDP论英雄，而是以保护自然环境和造福子孙后代为业绩。

         地方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我们在这里只是从草原文化、长城文化、生态文明等角度浅谈鄂尔多斯文化，最终因为道法自然而成体系。地方学研究不是为了割裂，而是为了融合。如果以狭隘的心理、短浅的目光看待地方，那就不仅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世界。台湾诗人卜衮先生在《界》中诗云：“心好比被刀割划着/心好比被撕裂割划着/地球是完整的被天制造的/不过，人以其小小的心/将地球小块小块地界出自己的世界”。其实，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在同一个地球自然村中，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彼此相关的某个地方。鄂尔多斯要走进全国、走向世界，也要回归自然、道法自然。正是这种理解和心态，我写过诗歌《鄂尔多斯草原》：“古老神奇的鄂尔多斯草原，你沉沦崛起历经沧桑亿万年。群山相连曾经是古陆之一，你的身躯雄伟立地顶天；容纳百川曾经是汪洋古海，你的胸怀博大浩瀚无边。”我们在研究鄂尔多斯学时，保持了一定的理论高度，跳出地方看地方，将鄂尔多斯当作鸟瞰的对象。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整体文化是由无数个网线和网结形成的一张网。如果说全球文化是“天网恢恢”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大文化网络，那么地方文化是“疏而不失”的各具特色的小文化网格。我们在全球文化网络上进行整体研究，在地方特色网格里进行微观研究，在各个网线和结点进行对比和平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