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曲线可以看出，法酬首先随着自由度（变量）的增大而增大，达到最大值后随着自由度（变量）的增大而减小，法酬随着自由度（变量）的增大最终变为零。

         对于统治者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老子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与此相对应，我们把“老子曲线”中，把法酬随着自由度的增大而增大的社会，分别理解为令人“侮之”的统治型社会、“畏之”的管理型社会；而把法酬随着自由度的增大而减小的社会，分别理解为令人“亲而誉之”的服务型社会、“不知有之”的自正社会。 

          靠刀枪出政权、维护政权就是统治型社会。对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统治型社会，马克思说：“只要村庄保持完整，他们就不问村庄隶属于什么权力，或受哪一个君主统治”；“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都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统治型社会违背自然法则，主要靠武装力量、政治权利、个人意志来维护。马克思说：“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政治理智”“越是成熟”，“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限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不能发现社会疾苦的根源”。于是靠高压来维稳，靠税收来增加“血酬”，其结果如老子所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而统治集团自身则“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就像“法酬”是“血酬”的升华一样，管理型社会是统治型社会的升华，是吴思所说的“管家主义”社会。在管理型社会，统治集团依然是“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马克思语）。老子云：“智慧出，有大伪”；“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统治集团为了追求更多“法酬”所出的“智慧”、所滋彰的“法令”，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表现在政治层面上，如马克思所言：“政治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

         服务型社会的显著特点是“法酬”随着自由度的增大而减小，领导阶层的利益与社会大众的利益逐渐趋于相同，基本能够做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从管理向服务转型升级，不仅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更需要综合能力的提高。老子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意思是说，圣人不去积蓄财富，他总是尽力帮助别人，结果使自己可以帮助别人的能力越来越大；他总是尽量给予别人财富，结果使自己可以给予别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天之道，是造福万物而不为害；圣人之道，是只管成就事业而不去争夺果实。

     自正社会无需“法酬”，其基本原则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没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人们共同遵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才能天下自正。恩格斯说：“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