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AI）如日中天，严重冲击着传媒业。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尤甚，正在多环节融入、全过程渗透、全方位迭代传媒。在肯定AI的建树性之外，必须看到AI侵蚀社会信任基础，破坏网络舆论生态，造成知识产权保护难题，严重威胁数据安全，引发道德伦理隐忧，存在意识形态风险，扩大发展鸿沟，已经带来深重的危机。必须加强政策引领，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凝聚媒体新质生产力，推动智媒战略革新，提升公众智媒素养，完善立法以法治AI，优化伦理令AI积德向善。传媒教育也必须跟进，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卓越传媒人才，凸显我国传媒学科的文化自主性，有效支撑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建构，提升文化自信。

关键词：人工智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   传媒   危机   治理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booming and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media industr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is even more so, which is integrating into multiple links, penetrating the entire process, and iterating the media in all directions. In addition to affirming the constructiveness of AI, we must also see that AI erode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trust, destroys the ecology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creates difficulti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reatens data security seriously, triggers moral even and ethical anxiety, exits ideological risks, and widens the development gap, all which has already brought a serious crisis. We must strengthen policy leading, independently innovate core technologies, agglome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ces for media, promote strategic reformation of intelligent media, improve public’s intelligent media literacy, perfect legislation to rule AI, and optimize ethics to win more consummate AI. Media education must also follow it, which must cultivat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deeply,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comprehensive and compound media talents, to highlight the cultural autonomy of China's media disciplines with communication studies such as journalism, media, drama, film, television art and various cinematic arts, to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yst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to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Key words: AI, AIGC, Media, Crisis, Governing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对传媒业的冲击尤为明显，传统的媒体内容生产、传播方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剧变。AI及其依托的大预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深度融入现代传媒尤其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驱动新闻走向“策、采、编、审、发、馈”一体化，驱动影视走向“编、导、演、摄、特、发、映”一体化，充分体现了用户的价值需求与视听喜好，并为辅助创作、内容审核、智能交互等场景提供有力支撑。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是基于算法、模型、规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等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是AI的最前沿。AIGC能够针对用户需求，依托事先训练好的多模态基础大模型，利用用户输入的相关提示，生成具有一定逻辑性和连贯性的内容，如Chat GPT、Sora等。与常规AI不同，AIGC不仅能够对输入数据进行处理，更能学习和模拟事物内在规律，自主创造出新的内容。在传媒领域，AIGC 拥有强大的生产力，可以全天候、自主地、 快速地生产各种内容，还能通过自动识别场景，寻找不同模态间的对应关系，实现虚拟播音、虚拟演员、自动播出等传播自动化（Communication automation）。而且，AIGC促进了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在新闻、影视等传媒业务中的应用，可用于创建更具交互性、沉浸式的崭新媒介内容。

一、人工智能迭代传媒

多环节融入。AI技术在媒体信息的采集、编辑、生产和传播等各个环节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在AI加持下，受众可以通过各种智能终端及时获取数据信息，同时还可以将生产出来的信息快速地发布到网络上，加速全民记者及自媒体的发展，实现信息的快速联通和广泛传播。另外，利用AI技术的大数据推荐、算法推荐等功能，还可以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定制服务，自动为目标人群推荐并发送相关内容，促进传播的精准狙击与深准触达。

全过程渗透。基于媒体融合和万物互联的时代背景，AI不仅能够完成实时捕捉热点信息，还能自动提炼核心要点，并定向推送给目标受众，极大地拓宽了信息的覆盖面以及影响力。AI全过程参与新闻、影视的内容生产，从全网信源的采集和分发开始，通过有线与无线、固定与移动等信道传输信息，从前期到后期，无死角传播，且能反馈传播效果，极大地提升了内容质量和智能化水平。AI技术在媒体生产和传播全程的渗透，不仅为用户提供了更丰富、更精准的信息服务，也开启了由大数据驱动的全新时代，充分体现出AI所带来的便捷与高效。

全方位革新。除了全过程的渗透，AI也给传媒行业带来全方位的革新，不仅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革新，更是生产手段和传播能力的革新，亦对人才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建设带来革新。尽管有不少人对AI技术并不看好，情绪悲观，但是，绝大多数人相信AI能让媒体变得更加智能，交互体验更好，反馈更及时。在AI的深入应用下，传媒业将更加可听、可见、可触，也会更可亲，可人。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智能生产平台的出现，提供多种智能模板，有效促进数据的可视化、集成化和自动化。在视频化传播大趋势下，新闻生产与影视创作能向用户提供直观丰富的视听体验，运用VR、AR等沉浸式视听技术以及AIGC的文生视频技术，传媒界将生产出更多的优质视听产品，丰富受众的文化生活，陶冶其精神世界。

二、危机

一切技术的发展，都具有福祸相依的两面性。人工智能和其它技术进步一样，是一把“双刃剑”。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S.W.Hawking，1942-2018）曾发出警告，强大人工智能的崛起对人类来说，可能是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 《霍金讲演录——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英）史蒂芬·霍金[著]，杜欣欣、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2月1日第1版，ISBN 9787535715821] 由于AI自身的不确定性和应用的广泛性，其在赋能传媒的同时，也催生出种种风险，令人隐忧。

侵蚀社会信任基础。AI的滥用，使得虚假信息在规模与形态上不断升级，侵蚀着新闻的基本属性，削弱了社会对媒体的信任基础，甚至引发全球新闻环境的恶化。一是“无限量产（Limitless bulk production）”具有灾难性。AI介入现代传媒各个领域后，从技术上降低了虚假信息生产的门槛和传播的成本，大幅提升了新闻产品中害群之马的数量，为人类了解真实世界、正确认知社会散布迷雾，制造障碍。二是“深度伪造（Deep falsification）”更具迷惑性。AI的多模态功能拓展，使得虚假信息的内容形态更加多元，也更加难以被普通人所辨别。AIGC促使“深度伪造”突破文字限制，可以通过对图像、声音、视频的篡改或伪造，产生高度逼真且难以甄别的信息，混淆视听。三是“仿真传播（Simulated Communication）”更具隐蔽性。以“社交机器人”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水军”散布在全球各大社交媒体上，成为无孔不入的“新媒体黑客”，成为网络上的隐形病毒，贻害无穷。

破坏网络舆论生态。AIGC尤其Chat GPT的横空出世，使得本来就充斥着各种问题的网络环境变得更加混乱，网络生态更为恶劣。一是助长虚假信息。如果一则假消息的触达度足够高，盖过了真实信息，每当涉及一些争议性问题时，Chat GPT的回答往往援引自假新闻或信息众多的那一方，助长了谣言的二次传播。二是增加垃圾信息。Chat GPT依托的超级计算机的算力远超人脑及普通计算机，可以快速大量产出用户所需要的信息。与网络水军机器人不同的是，Chat GPT可以模仿人类产生无限具有连贯性和细微差别的个性化、仿真化、拟人化内容，这必将助长网络水军的蔓延和垃圾信息的泛滥。三是滋生负面信息。一些用户诱导AIGC生成具有暴力、色情等负面元素的内容，对社会风气造成破坏。显然，AI极大地满足了私利诉求，带来污染舆论生态的风险。AI难以摆脱内嵌于数据和算法中的偏见，以及定制化内容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ing-room）”效应，对独立、理性、健康的个体认知与价值塑造带来挑战。在AI的加持下，舆论操纵的手法不断翻新，工具持续升级，舆论生态进一步浑浊化，加剧了心理动荡直至社会分裂等风险。

造成知识产权保护难题。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Chat GPT写新闻、写剧本、写论文、写作业，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者使用Sora自动生成4K视频，知识产权保护面临严峻挑战。第一，AI生成的内容能否成为作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年最新修订）（含草案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11-01，ISBN 9787521614091。] 因此，无论自然人创作的内容还是AIGC生成的内容，只要能满足前述构成要件都可以构成作品。但是，由于AIGC生成内容的独创性难以判断，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也存在不同理解，导致作品认定方面存在盲区。第二，AI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归谁所有？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下，作品的作者仅可能是自然人，这一规定显然不适用于AIGC。显然，AIGC并非民法上定义的自然人，使用AIGC的用户虽然是自然人，但用户通常只是简单地提问或发出指令，并没有创作行为。因此，AI尤其AIGC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及主体认定也存在广泛争议。第三，AIGC的大规模文本数据挖掘和内容生成是否侵犯他人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AIGC是在海量数据集上训练出来的LLM，对于一些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文本、视频、代码等，如果未经授权，擅自用来训练AI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修改，极有可能引起侵权纠纷。人工智能已经向全球法学界尤其知识产权法学畛域提出一个棘手的难题。

严重威胁数据安全。AI的超强算力和可视化功能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将给数据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是侵犯个人隐私。AIGC尤其Chat GPT依赖数据输入以满足大量用户的多样化需求，个人社交平台的数据无可避免地被纳入其语料库的搜索范畴。Chat GPT在未经账号主体允许的情况下，将个人数据用于第三方平台，涉嫌侵犯个人隐私。虽然Open AI公司承诺将删除个人敏感信息，但并未公布具体的识别算法，该机制是否能够有效运行以妥善保护工人隐私，仍不得而知。二是泄露商业秘密与国家机密。用户可能在无防备、无警觉的情况下，在提交请求时输入商业秘密乃至国家秘密等涉密信息。Open AI公司的使用条款并未对用户可能输入的机密信息提供任何保护。三是威胁网络安全。网络安全专家测试后发现，Chat GPT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编写恶意软件以及制作令人信服、语法正确的网络钓鱼电子邮件，这必将降低黑客技术门槛，扩大黑客的群体规模，将恶意软件攻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导致恶意软件生成自动化、诈骗文本生成智能化、虚假情报海量化、新型攻击隐蔽化等问题，可能会对网络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

引发道德伦理隐忧。以Chat GPT为代表的AIGC技术的兴起，为提高当代传媒的智能化水平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促使数字媒体迎来了新的增长。与此同时，泄露用户隐私、侵犯知识产权、数据滥用和助长娱乐化等伦理问题逐渐浮现，给传媒业带来极大的挑战。Sora的出现，可能会使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导致深度伪造和虚假信息激增，引发影视制作业重新洗牌，滋生新一轮媒介娱乐化暗潮。Chat GPT在某些特定情境下缺乏道德立场，导致其回应不完全遵循道德准则，有可能对用户的道德判断与行为规范产生影响。虽然AIGC给传媒业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模式，但也可能淘汰一大批传媒从业者，增加整个行业失业的风险。美国好莱坞的编剧工会已组织多次罢工，要求限制AI写作，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当AI的智能算法推荐系统根据用户的偏好和习惯筛选并推送信息时，可能会产生鲜明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ing-room）”效应，使得用户接触到的信息变得单一和固化，令用户被包裹并封锁在AIGC构筑的“茧房”内，无法自拔。这一系列问题表明AI对道德底线的冲击、对伦理的挑战已很严峻。

存在意识形态风险。在AI盛行的时代，谁掌握算法、谁训练出面向端口的应用大模型，算法和模型中所凝聚的就是谁的知识体系、谁的思维范式乃至文化价值。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团队研发的LLM，其应用涉及的语料库、连接的数据库都是由具备一定文化背景的人研发和训练的，不可避免地带有研发者所处的文化体系和自身思维模式的烙印。因此，AIGC的输出结果并非绝对客观中立，其中集聚着研发者的意志及其所处区域国别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Chat GPT在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 centrism）、白人至上论、美国优先论，意识形态倾向明显有误。虽然被问及政治问题时，Chat GPT会回复“作为一个大规模语言模型，不会发表政治性的言论”，但其在很多争议性话题上却带有较强意识形态偏向，显示出明显的美国式“双标”立场。对于一些重大敏感事件，Chat GPT则用貌似“中立”的方式来掩盖其“白左”和反华立场。例如，在被问到“台湾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时，Chat GPT回答，“这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涉及到政治、历史、文化和法律等多个方面”，罔顾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事实，辩称“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Sora生成的视频中的人物，全是白人，没有一个亚洲面孔，遑论中国人？这显然隐藏着AIGC开发者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基于歧视算法和偏见数据的信息霸权（Information hegemony），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存在严峻挑战，对中国网民特别是青少年将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扩大发展鸿沟。和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一样，AI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凝聚和权力的转移，引发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加剧贫富差异、城乡差别、南北差距等分歧。如何公平分享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让技术成果惠及全人类，是全球普遍关心的问题。可惜的是，AI尤其AIGC迄今仍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能真正接触、使用AI并从中受益，全球数字鸿沟仍有扩大之势。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作为，努力缩小这种差距与鸿沟，彰显大国担当。

三、风险治理

加强政策引领。自2016年起，中国陆续推出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旨在加速AI在数字经济构建、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中的关键作用。201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AI的发展状况与趋势开展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AI的发展是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要战略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AI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作为发展方向之一。到了2023年，中国在强调AI技术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创新生态的建设与风险的预防，并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推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展示了中国对AI发展、安全及治理的全面策略。2024年3月13日，欧盟通过了《EU AI ACT / 人工智能法案》。2024年9月5日，美国、英国和欧盟等签署了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制定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 人工智能、人权、民主和法治框架公约》，这是全球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AI国际公约，旨在确保AI系统生命周期内的活动完全符合人权、民主和法治，同时亦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2024年10月24日，美国白宫发布了美国史上第一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备忘录——《关于推进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国家安全目标以及促进人工智能的安全、安保和可信性的备忘录》。相比之下，我国对人工智能的政策引领仍需提级，仍需加强。

自主创新核心技术。我们要紧追世界AI发展前沿，对接媒体融合和国际传播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传媒产业发展和全球市场需求，在信息采集、生产、审核、分发、交互、测评等领域加强AI技术和应用研发。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等省级媒体，在智能媒体技术和AI应用创新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初显成效。鉴于传统主流媒体在技术方面并无优势，需要加强与互联网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合作，加强科研成果转移转化，通过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提升主流媒体的智媒创新能力。要始终坚持传播技术发展的人文导向，不论AI多么强大，都要确保技术背后的价值观不发生偏离。在充分利用AIGC赋能媒体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要凸显社会责任，体现主流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促进智媒向善。

凝聚传媒新质生产力。AI是发展传媒业新质生产力的引擎，它通过自动内容生成和沉浸式、交互式应用极大丰富了信息传播样态，提升了媒体的生产效能。AI带来的体验式服务在内容与用户之间建立起广泛连接，生产主体的自由化、人机交互的“赛博格/Cyborg”化也在引发知识流通方式、人与世界沟通方式的深层革命。有了AI技术赋能，媒体产品以新样态释放出传统文化的辐射潜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迸发当代价值的新内涵。随着大模型基础架构的完善，我们开始进入LLM的应用时代，传媒业凭借大量的数据、市场和用户资源以及对特定行业需求的深入理解，可以在垂直LLM的开发应用中抢占先机。我国有着丰富的场景资源和服务需求，可以激发更多主体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创新，也为传媒业拓展行业边界创造了新可能。场景创新不仅可以解决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中资源供需匹配，还可以在景观化呈现、场景化接受和沉浸式体验方面打造更细腻、更走心的视听服务，改变传媒业原先粗放的生产方式，真正实现文化传播的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智能媒体拟态环境下，受众个体的需求有可能成为一种自主、直观、鲜活的场景，短视频/短剧的勃兴与直播带货的风行就是最佳例证，带来了巨大的流量经济与市场总量。AI驱动下的传媒运行逻辑与评价机制都在发生巨大转变，正在深度融入数字经济，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弄潮儿。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推动传媒业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要以人为本引领媒体智能化建设，对AI技术既要善用也要善治，强化“把关人”作用，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将高质量发展与主流价值有机统一。

推动智媒战略革新。AIGC技术的应用，要求中国媒体的战略要随之实现快速升级并革新。一是智能化生产。在经历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单纯人力模式、网络媒体时代的机器辅助模式之后，媒体内容生产开始进入AI时代的人机协同（Man-machine coordination）模式。如果说网络媒体时代机器在内容生产中的作用还较为边缘的话，那么，到了AI时代机器的角色越来越中心，机器能够更加独立、自动、完整地生产内容。媒体要充分利用AIGC的内容智能生产优势，提升内容生产的量和质。AIGC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能够实时针对用户提问，进行持续性、交互式、个性化传播，媒体应积极改进传播方式，不断增强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不论是报刊时代的读者调查、广播电视时代的收听/视率分析甚或网络时代的日志记录，都无法全面准确地评估媒体内容的传播效果。进入智媒时代，媒体应利用AIGC技术，对用户精准画像，对传播数据精准分析，对传播效果精准评估。内容生产方式、传播模式和效果评估的革新，要求媒体在管理机制上也要不断创新，从机构设置、人事编配、元素配置、绩效考核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适应AIGC时代的管理需求。

提升公众智媒素养。面对数字时代的信息洪流，公众要增强对AI信息的解读、应用和批判能力，使媒介更好地为社会和个人服务，这是智能媒介素养的主要内涵与首要指向。首先，要消除智媒接入鸿沟。新华社研究发现，中国内地49.93%的受访者使用过AI产品，中国己经进入智媒时代，然而，仍有59.91%人口未能接入智能媒体，智能鸿沟成为AI时代数字鸿沟的最新形态。[ 新华社，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调查报告《人工智能时代新闻媒体的责任与使命》，《瞭望》，2024年第43期。]其次，弥合智媒使用鸿沟。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使用AI产品，如何使用智能媒体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关于智能媒体的知识、技能和使用差距受到更多关注。智能媒体使用呈现显著的年龄鸿沟、教育鸿沟、收入鸿沟和城乡鸿沟。相较于中青年、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和城市居民，老年人、低学历、低收入群体、乡村居民、残疾人在智能媒体使用方面处于劣势。再次，缩小智媒驯化沟（Domestication Divide / Acclimatization groove）。所谓驯化沟，由美国部分传播学家提出，即个体在驯化数字技术为我所用、保持与数字技术理性关系方面的差距。一方面，人们在驯化数字技术趋利避害、为我所用方面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个体在如何更加克制AI弊端、防止AI滥用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公众在AI时代需要进一步彰显人的主体性，形成更加理性的人机关系，通过AI技术赋能人对信息的主导性，提升智能媒介素养，全面发展。

完善立法，以法治AI。2022 年 9 月6日，深圳市制定了全国首部人工智能产业专项立法《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16天后，上海市也通过了《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NNIC）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于 2023 年 8月 15 日起正式施行，成为中国首部系统规范AIGC健康发展的全国性法规。首先，应对著作权法做进一步修订，应允许通过民法典的合同机制确定AI背后的设计者、开发者、投资方等主体成为著作权人，要求其对所生成的内容负责，如果存在侵害现有作品知识产权或其他违法行为，应由这些著作权人承担法律责任。其次，法律应当将价值对齐（Value alignment）作为一项基本义务赋予AI设计者。AI在开发阶段就应防范偏见和歧视，识别AI必须遵守的伦理价值和行为规范，将这些规范通过程序和代码写入AI系统。为了验证AI是否与特定价值和规范兼容，应当对AI遵守规范、彰显价值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再次，AI开发者、提供者在动工前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数据质量、潜在偏见、暗含歧视、科技伦理、公共利益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为了保证安全，应建立密码技术管理制度，实现可信计算和可信验证。建议设立盲盒监管制度，强化安全测试和风险监管。再次，针对AI决策（如AI自动播出），针对性地建立两级甚至三级监督制度。一级监督制度针对部分自动化决策，即把AI决策作为专业人员决策的支持理由，决策最终由人类来选择，AI只是人类决策的一部分。二级监督针对的是完全自动化决策，即在AI作出决定后，人类对其决策进行监督和纠正。一级监督在决策过程中具有构成性作用，而二级监督对一级监督进行检查和控制。最后，刑法应增设相关责任条款，将非法生产AI、利用AI从事黑客攻击的严重行为入刑，纳入刑事打击的对象。总之，要让AI敬畏法律，增强法治意识。

优化伦理，令AI积德向善。将伦理规制与道德自律纳入AI研发和应用的全过程，增强全社会人工智能的伦理意识和行为自觉，积极引导负责任的AI研发与应用活动，促进AI健康发展。在AI掀起的时代浪潮中，世界各国媒体需要机遇共享，风险共担，以专业优势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和舆论生态，构筑开放、公正、有效的AI全球治理机制，构建AI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世界汇聚强大的媒体力量。首先，加快智能驱动，提升媒体价值。新闻媒体要探索将AI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全流程中，影视媒体要探索将AI运用在剧本写作、前期拍摄、后期制作、院线/电视/网络发行、播出、票房分账等全流程中，以智能化提升系统效能，以标准化确保安全可靠，以专业化升维媒介品质。要更注重自我技术赋能，从传统的信息加工者转型为“智能信息生产者（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ducer）”。要以AI技术为依托，提升新闻作品与影视作品的深度、广度、准度，增强媒体连接社会、凝聚共识的作用，提升媒体的生产效能。其次，立足善意使用，健全伦理规范。人工智能时代，媒体不仅是新闻信息传播的桥梁和纽带，更是社会价值观的塑造者和守护者。全球媒体在强化技术尤其AI应用的同时，要坚守新闻伦理，践行社会责任，将新闻伦理贯穿于媒体AI应用的全要素，健全以人为本的伦理规范体系，努力实现以人类主流价值驾驭“机器算法（Machine algorithm）”。要把媒体专业优势和AI技术优势相结合，以新闻真实破除信息迷雾，以艺术人文融化技术冰冷。要以技术伦理驾驭工具理性，加强对从业者的技术伦理教育，通过持续的培训和学习，提升其伦理意识和技术素养。要以规范机制保护数据隐私，确保用户信息在采集、存储、处理和传输过程中得到充分保护。各国媒体应发挥示范效应，不制造虚假信息，不操纵舆论干涉他国内政，努力成为防御虚假信息传播的“瞭望塔”与“守夜人”。最后，加强对话合作，完善全球治理。各国媒体应通过对话与合作，凝聚共识，积极弥合智能鸿沟，实现公平普惠。坚持以人为本，推动智能向善，致力于构建基于共同价值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和全球治理范式，使AI朝着有利于彰显人类普遍价值的方向发展。各国媒体应借助文化与科技的双向赋能，提高不同文明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打造国际社会的网络外交圈，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消除隔阂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推动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传媒教育应跟进

AI引领着媒体的深刻变革，这就对传媒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智能化、数字化要求。环境变了，媒介变了，传媒类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也需发生变化，传媒教育理应嬗变。

AIGC是基于云计算、海量数据以及机器交互学习等技术前提的内容智能生成系统，在传媒领域具有强大的类人思维和创作能力。AI将彻底改变知识传承的模式，并改变知识的创新生产。鉴于AI技术在美欧的研究起步早、发展成熟、推广迅速而影响力大，其LLM开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知识体系、价值判断也必然成为各国新闻、影视等媒介创作的基础数据和预设思维，其叙事逻辑与视听语言难免具有一定的文化偏向，形成无形的权力体系，必然对全球应用者的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面对西方在AI领域的捷足先登，国内奋起直追，对产品创新力、发展力和引领力的持续突破，既是对西方强势话语体系的努力冲破，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的技术彰显。传媒学科与人工智能碰撞，创作主体的人机一体化，创作流程的跨语言、跨文本生成化，传播方式的多线程化，必然对人传媒才培养提出新要求，而新型人才的培养有赖于学科知识体系、专业范式的重构。不言而喻，忽视学科知识体系、教育范式在AI时代的自觉革命，必将埋下未来人才思维与价值观被西方殖民之隐患，在高新科技引发的文明绞杀及文化博弈中落伍败北。因此，在传媒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加强内涵建设，避免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警惕可能在学科领域出现的思维、知识、价值的全盘西化风险。应当通过在人才培养中厚植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加强批判性思维和文化审思，提高对AIGC背后的文化偏见和意识形态的鉴别能力，保持我国传媒学科的文化自主性，使传媒学学科有效支撑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建构，提升AI时代的文化自信。

首先，学科内涵必须跳脱出对应业界岗位能力设置的窠臼，回归传媒本质，从传播本体设置兼顾人才驾驭AI技术、理解AI语境、塑造AI创造力的学科知识体系。其次，虽然AI技术在生成作品过程中也能触及艺术表现的情感层次，但艺术作品是否表达对人性的探索、对真善美善的讴歌最终还是由人脑主导的，而非AI。再次，AIGC拥有涵盖广泛学科与专业的训练数据库，能够在短时间内为学生提供几乎所有学科领域的知识，这为传媒学科转型构建了基本情境，传媒生态也将因此发生天翻地覆的变革，但同时也面临媒介伦理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危机。因此，在传媒学学科知识体系搭建上，必须把新闻、影视的传统技能技巧将作为传媒人才的基本素养融入通识教育，而把与AI相关的技术技法等内容融入专业教育部分，分层施教，事半功倍。未来，传媒的可用之才不但要应养成对AI的技术敏感性，确保人机协作的内容与形式符合公序良俗，体现人性温度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还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心怀国之大者，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第17期，2023年9月1日]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身心一如、自他圆融、天下大同的思想包含人类普遍的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为传媒学科人才培养范式的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将中国文化精神、东方审美品格融入AI生成端口的人机协作过程，架起中华人文精神与大模型工具之间的桥梁，是当下传媒学科转型的基本路径。当下是一个“万物皆媒”的时代，甚至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媒介。在深度数字化、社会媒介化、媒体智能化的时代，各行各业都需要掌握AI尤其AIGC的专业人才。我国传媒院校、传媒专业应该抓住契机，紧跟时代发展，服务国家需求，立足传媒实践，观照人工智能带给传媒的机遇和挑战，研究作为中国特色知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传媒学学科之转型路径，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通过专业优化、课程提质和模式创新，培养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的卓越传媒人才。

人工智能作为数字化时代的产物，其并未完全摆脱以人为核心的使用目的，AI并非独自进化出来的“智能”生物，只是服务于人的的高级工具。AI进入传媒领域，始终无法泯灭媒介的根本属性，传播仍然是属人的，为人的，益人的。面对AI滋生的伦理问题及引发的系列危机，在推动高新技术深层次迭代的同时，必须建构一种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协同协作的治理体系，彰显AI的人文主义关怀。我们必须以传媒为号角，以教育为根基，发展更负责任、更可靠的、更可人的AI，促使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交流、人类文化传播以及人类和平发展的美好方向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晓慧,李嘉莹.AIGC背景下传媒产业融合的路径与发展趋势[J].传媒论坛,2024,7(20):9-12.

[2]刘海明,付莎莎.技术跨越的可能：Chat GPT的传媒转向与功用确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53(05):115-123.

[3]苏涛,王晨旭.基础设施化：AIGC驱动传媒业迈向智能新生态[J].中国编辑,2024,(10):80-87.

[4]李旭,赵双阁,李霞霞.人工智能时代资讯分发与社交传播分离下的版权利益冲突与平衡[J].中国编辑,2024,(10):64-69.

[5]李菲,吕欣.AIGC在传媒艺术教育中的应用场景与生产机制研究[J].传媒,2024,(19):12-15.

[6]李明德,刘娇杨.新质生产力引领下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J].编辑之友,2024,(10):53-62.

[7]刘中锦.身份认同与权利归属：定义AI生成式影视作品的两个基本维度[J].当代电视,2024,(10):11-16.

[8]王江蓬,陈睿智.智能传播时代数智化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J].中国大学教学,2024,(09):14-20+26.

[9]韩晓宁,王浩丞.要素驱动与全链融合：发展传媒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J].中国编辑,2024,(08):12-18.

[10]韩晓宁,王浩丞.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传媒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与实践创新[J].中国高等教育,2024,(Z2):57-61.

[11]沈浩,任天知.智能重构传播生态：内容生成的范式演进与智能交互的未来构想[J].现代出版,2024,(07):55-63.

[12]张蓝姗,方格格.文生视频技术如何影响影视创作与审美接受——以皮尔士三元模型为框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07):80-88.

[13]贾秀清,王若楠,买根.传媒艺术学学科人工智能转型的趋势与路径研究[J].现代出版,2024,(07):20-29.

[14]陈旭光.人机一体、虚拟影像与伦理预警——人工智能时代电影工业美学[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05):103-112.

[15]彭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传媒业再变革[J].南方传媒研究,2024,(03):5-13.

[16]乔慧.论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新质生产力的文生视频——以央视等文生视频生产为例[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24,22(03):76-82.

[17]岳宗胜.数字裂变、想象力展褶与技术焦虑：人工智能对影视产业的介入、重塑与挑战[J].电影新作,2024,(03):46-57.

[18]傅至,邬建中.AIGC时代影视传媒教育变革：机遇、挑战与对策[J].重庆开放大学学报,2024,36(03):42-47.

[19]高贺胜,邱琬婷.人工智能语境下影视创作和应用型影视人才培养新思考[J].现代电影技术,2024,(06):26-30.

[20]郭小平,郭瑞阳.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业的应用及其风险应对[J].青年记者,2024,(06):5-13.

[21]黄振.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困境及其应对策略研究[D].长春工业大学,李赫指导，2024年授予。

[22]张辉刚,张越,马念.共生、隐患与互补：智媒时代AIGC赋能中国影视生产新发展格局[J].中国电视,2024,(05):86-93.

[23]张蓝姗.机器的人性化与人类的机器化——AI大模型时代影视艺术发展新范式[J].中国电视,2024,(03):86-92.

[24]倪天昌博士学位论文，《智能新闻产品的受众感知效果研究》[D]，中国传媒大学，王晓红指导，2024年授予。

[25]漆亚林.新质生产力全域赋能：智能媒体高质量发展新路向[J].编辑之友,2024,(06):74-83.

[26]王晋宁,黄心渊,赵伟然.人工智能数字影像的电影化之路——未来影像奇观构建[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11):71-79.

[27]黄莺.人类物质颗粒与数字赤裸生命：人工智能对影视产业的赋能与负能[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07):73-83.

[28]郝烨.智能时代的电影评估与决策体系——价值链重构下的导向转型[J].编辑学刊,2022,(02):42-48.

[29] Hohenstein J, Kizilcec R F, DiFranzo D,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mmunication impacts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J]. Scientific Reports, 2023, 13(1): 5487.

[30] Gil de Zúñiga H, Goyanes M, Durotoye T. A scholarly defini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dvancing AI a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4, 41(2): 317-334.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