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进入21世纪二十年代，两千余年东西方思想交锋仍难定于一尊，反而暴露出日益增大的分歧。我们在种族、宗教、民族、国家等因子诱发的意识形态领域水火不容，不共戴天，以至于剑拔弩张，大动干戈，集中体现于巴以冲突、俄乌战争两个极端事件，层出不穷的电影作品对此亦有折射。不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整体的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其活在不同的世界，正如俗语所云“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故无法共振共鸣，互惜互恤。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在《Objectl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Revised edition,1972；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中建构了“世界3理论”。在波普尔看来，存在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包括物理实体和物理状态的物理世界，简称世界1；第二世界是精神的或心理的世界，包括意识状态、心理素质、主观经验等，简称世界2；第三世界是思想内容的世界与客观知识的世界，简称世界3。波普尔指出，世界3才最具本质性，他始终为世界3的客观性、自主性和实在性作辩护。近130年世界电影史上无数影片的思想位度，形象印证了波普尔这一理论，处于世界1的作品比比皆是，汗牛充栋，如大量思想苍白的类型片（如李翰祥导演的《鬼叫春》（1979）、《敦煌夜谭》（1991））；处于世界2的作品显然少于世界1，通常会被影评家赞为“有深度，有思想”；而处于世界3的影片则凤毛麟角，几近阙如。

波普尔认为，这三个世界都是实实在在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不过，它们不是直接地相互作用，而是通过世界2为中介间接地相互作用，最好的例证就是人脑（位于世界1）和语言（位于世界3）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通过世界2（比如人的意识）而相互作用，结果不仅促进了人脑的进化，而且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张艺谋的电影《悬崖之上》（2021）人物较多，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但全片不给人物出字幕（处于世界3-语言-视觉语言）介绍身份，导致观众记不住王楚良（朱亚文饰），搞不清他与张兰（刘浩存饰）的关系。因戏份不多，观众也记不住国民党反动派特工鲁明（李乃文饰）、金志德（余皑磊饰），还有小孟（周晓凡饰）。该片给几个章节出字幕，纯属多余，远不如给每个角色一开始出字幕介绍其姓名与身份。最要命的是，演员朱亚文居然跟演员张译长相颇为相似，导致观众更难区分王楚良与周宪臣。不但录用当红演员，而且选用长相酷似的演员，是张艺谋选角的一贯原则，在同一剧组可互为替身，不同组可承继受众人脉，延续接受前缘，互文共济，正所谓“浑浊不分鲢共鲤，水清方见两般鱼”（明·高明《琵琶记》一九）。用字幕介绍人物身份与职务，很简单，但效果很好，张艺谋后来学会了这一招，在《满江红》（2023）里用字幕（而且是中英双语）介绍每个角色的姓名与身份，效果甚佳，观众把人物区分得很清楚，记得很准，《满》的票房高达《悬》的四倍就是有力例证。《悬》的演员阵容丝毫不输《满》，但票房仅过10亿，皆因人物关系交代的不够清晰，尽管张艺谋十分认真地率领剧组在黑龙江雪乡、哈尔滨实景拍摄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东北之寒冷，但那只是在构筑世界1，于世界3无补。《悬》片显然无法超越《夜幕下的哈尔滨》（赵宝刚、王迎执导）、《潜伏》（姜伟、付玮执导）、《黎明之前》（刘江执导）、《暗算》（柳云龙执导）、《风筝》（柳云龙执导）、《风声》（高群书、陈国富执导）、《悬崖》（刘进执导）等谍战题材电视剧，反而正是这些优秀谍战剧长期营造的世界2为张艺谋的《悬》片铺垫了接受地基与涵化前缘。通观所有中国影视的谍战剧以及重大革命题材影视剧，学界早已将其归化为意识形态之争，来源于政党纷争与政见龃龉，白热化于军事斗争，这些影视剧的编导演等作者创作伊始，必须先自觉归队，自动选择支持哪个政党，因而导致只能在其支持的政党势力范围内播映并被认可。中国台湾断然不会把前述中国大陆地区的谍战剧以及张艺谋的电影《悬崖之上》引进并播映，日本更不会把中国抗日影视剧引进并称赞，遑论全球？

然而，人生于天地之间，必然会被赋予种族、民族、国籍、宗教等烙印，即便你能改变其中一两个，终要背负这些意识形态的十字架。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反犹屠犹，当年被蔑为个人极端主义、纳粹主义，80多年后美欧青年依然坚持反犹排犹。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法院、国会的多个要职皆被犹太人控制，美国已沦为犹太人全面操纵下的玩物，这未免言过其实，但所言不虚，世界对待犹太这个民族的态度仍然分歧极大。实际上，波普尔也是右翼立场，少年时代他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后来放弃了，仅保留信奉社会主义，毕生对马克思（Karl H.Marx，1818-1883）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Unended Quest——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无穷的探索》（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76+2002；邱仁宗、段娟[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中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毫无疑问，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电影《Oppenheimer/奥本海默》（2023）不反犹，它反对的正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这也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尽管该片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充满揶揄与讥讽。基里安·墨菲（Cillian Murphy）饰演的奥本海默显然与汤姆·康蒂（Tom Conti）饰演的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算不上挚友，过从甚不密，二人不但在学术（主要是理论物理学）上观点不合，而且在政治观上南辕北辙。奥本海默用学术为政治服务，为国家效力，笃信以暴制暴可以停止战争，爱因斯坦一生不问政治，不事政客，不涉政坛，只醉心于理论探索；前者有学有术，后者有学无术；前者是现世英雄、俗世豪杰，后者是来世教主、超世神话。奥本海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横渠语录》），爱因斯坦“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明清·《增广贤文》），古往今来，科学家就是如此被辟分为两个阵营的，以至于科学与技术、科学与工程也截然不同。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恐怕只有数学、物理学、化学的理论部分，它们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只思，只想，只徜徉于世界3，宛如上帝般高冷，高远，高傲。诺兰镜像中的奥本海默，有七情六欲，食色成性，工作认真，且富有管理才能，故能率领四千人的团队成功研制出世界首枚原子弹，但这主要是技术成就，而非爱因斯坦、玻尔（N.H.David Bohr,1885-1962）、薛定谔（E.R.J.A.Schrödinger, 1887-1961)、海森堡（W.K.Heisenberg,1901-1976）的相对论、原子论、弦理论及量子力学等理论。同为理论物理学家，这些人亦位居于不同世界，同中有异，短长互见。

世人总是相信眼与耳，追求快速变现，不能被当即证明的理论总会被世人质疑，波普尔也认为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是科学不可缺少的特征。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2013）与张艺谋的电影《第二十条》（2024）是一对相反相成的鲜活例证，前者指认了法律的不可证伪性，而后者却指认了法律的可证伪性；前者不承认法律是科学，而后者承认法律是科学；前者以个别代替一般违逆逻辑推理常识，后者将一般演绎为个别符合认知逻辑公理；前者无法获得我国国家电影局的公映许可，后者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联合出品故轻松获证并公映。法律，属于社会科学，当然也属于科学，凡是科学必然能被证伪，这正是法律不断被修订、不断被制订的根源，这也是法治意识不断深入人心的根源。立法若不能被证明是滞后的，司法若不能被证明是不严谨的，执法若不能被证明存在程序瑕疵，那么，法律就无法自证其存在的必要性，人性的假恶丑就无法自圆其说，惩戒不法自然就失去了前提，这与不法频见的客观现实必然自相矛盾。贾樟柯用不法纠正法，张艺谋用法匡扶不法，在法治意识不断增强、法治社会日益完善的今天，后者来自世界3的“客观知识”更具普遍性，更能被政府与受众认可。贾樟柯若把《天》片的故事置于黑社会语境，将该片拍成黑帮黑吃黑，那就没有任何问题，观众只会欣赏暴力美学与江湖恩仇，断不会想起法、法律、法治，置于社会主义当代中国显系“客观知识”错谬，于黑白两道所不容。这就像中国大陆观众看中国台湾杨雅喆导演的电影《血观音》（2017）一样，即使惠英红饰演的棠夫人如何心狠手辣，如何害死多人甚至包括她的大女儿棠宁（吴可熙饰），内地受众也不为所动，无人同情那些死者。棠夫人是国民党棠将军的遗孀，也就是溃逃台湾的国民党余孽，她身边的人都是台湾政坛风云人物，这个圈子具有典型的不可证伪性，孰对孰错不重要，谁输谁赢才重要。法律必须能证伪，但政治不是，政治无法证伪，无法断定真与伪，真伪于政治而言亦不重要，更无意义。同理，同为台湾电影，萧雅全导演的《老狐狸》（2023）却深深打动了中国大陆乃至全球华人的心，本身就是平民阶层的廖泰来（刘冠廷饰）把心心念念要买的房子让给了楼下的李家，毕竟，廖泰来还有一个儿子廖界（白润音饰）相伴，而老李却因炒股失败自缢身亡，李家境遇更惨。《老狐狸》中的人物都是普通人，甚至社会底层，即便是强者谢老板（陈慕义饰），即老狐狸，也饱受儿子不愿子承父业弃商从医因公殉职中年丧子之痛苦，这是一个真善美远胜意识形态的影像世界3，摈弃了任何决定论，超越了各种经验论，从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世界抽离出了这个世界的客观性，那就是世界3对世界2以及世界1的超越，甚或超越之超越。

世界3理论广为传颂，波普尔继而批判了历史上三个最影响力的哲人，称其为历史主义者，他们是柏拉图（Πλατών/Plato, 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和马克思。柏拉图在《Πολιτεία/理想国》中描绘的世界遭到波普尔的强烈批判，他认为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完备历史主义理论的哲学家，其理想国充斥着极权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否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之后，波普尔援引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称黑格尔的哲学是逻辑混乱、武断专横的满纸空言，黑格尔的哲学之所以能显赫一时全是因为普鲁士国家的官方需求，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有着巨大影响。最后，波普尔重点驳斥马克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无法证伪，所以是非科学的，是伪科学的教条，波普尔公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最精致、影响最广泛但也最危险的历史主义。波普尔的历史主义或历史观，暴露出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内核与自由主义散漫气质，也动摇了他建构的“世界3说”之根基，令哲人、学人乃至世人洞见其自反性与矛盾性。无人能摆脱历史，自古至今不存在超脱于历史的人，而历史正是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之时代昭示，正是某个特定时代这些世界2甚至世界1之集成映射，包括波普尔本人栖身的20世纪的奥匈帝国、奥地利、新西兰、英国及其君主立宪二元制、议会制或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包括波普尔本人的犹太人身份及其对纳粹反犹排犹屠犹的深恶痛绝与流亡躲避，试问这世间谁人能超脱历史而独活？“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古今多少事”（明·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物是人非事事休”（宋·李清照《武陵春·春晚》），“后人而复哀后人”（唐·杜牧《阿房宫赋》）。因此，纠结于电影《黄克功案件》（2014）是重大革命题材还是法治题材显然是隔靴搔痒，未及要害，该片旨在废除对有贡献的党政领导干部在法律上的特殊照顾，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治军的决心，有利于持续深入推进反腐斗争，这就足够了，这就足以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灵活性与普适性，这就足以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或许，只有在波普尔的世界3里，人类才会得到解放，人们才会获得自由，人人才会自在，而那个世界，不正是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吗？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共产党宣言》（1848）中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那时，私有制消亡，剥削消亡，阶级消亡，国家已无存在的必要，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已经消灭，采取“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人民能够当家做主；那时，波普尔所言的三个世界应当合而为一，人类实现了大同。

影片《第二十条》中，检察官韩明（雷佳音饰）掷地有声地阐明，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影片《奥本海默》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教授劳伦斯（E.O.Lawrence，1901-1958）总说“Theory will take you only so far/理论只能带你走这么远”，意即理论是有局限性的。不法令这个世界虚假、邪恶与丑陋，故需法去匡扶正义，捍卫公平。世界的不完美，天注定，人脑认识世界而滋生的理论故而有局限，存在林林总总被冠以“主义”的分歧纷争，存在种族、宗教、民族、国家等人类至今无法看破识透的意识形态，但不论这个世界包括三个、三维、三层抑或三度，那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那都是人类的地球村。习近平总书记向美国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指出，“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各自繁荣”。国家再多几个，世界再被细分出几个，都不重要，世界依旧不完美，终究不完美，理论总是有局限性，唯有电影不可离弃，不可错失，且要不断推出新作，推陈出新。电影令人类看清自己的世界，呵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催人奋进，让我们不断发展，日益繁荣。对于每一个生存于这个地球的人类而言，不论其处于世界1、世界2还是世界3，生命当如夏花般灿烂，电影般精彩，正如影片《奥本海默》的那句已成为格言的台词——“The world is changing and reforming.This is your moment/世界正在变化、革新，这是属于你的时刻。”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