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导演Justine Triet（茹斯汀·特里叶，1978- ）的影片《Anatomie d’une chute/坠亡审判》（2023）正在中国电影院线热映。公众不禁想起，重庆市的张波、叶诚尘那对狗男女，他们为了婚后轻松，合谋把张波与其原配妻子所生一双幼儿从15楼推下摔死，制造意外坠亡假象蒙骗世人，但终瞒不过法律，二人皆获死刑且已于2024年春节前被执行死刑。无独有偶，抖音上又疯传一段视频，一对中年夫妇因生活压力太大，竟然把自己的两个亲生幼子一个个从高楼抛下，当场摔死，刑警随即介入立案。杭州一保姆因疏忽致雇主幼儿坠楼身亡，被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现实中的坠亡案，不论是蓄意还是无意，都会被法院查的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凶手获得应有的惩罚，法律的公正得以彰显，但在法国影片《坠亡审判》里，真相未能大白，男主人公Samuel Maleski/塞缪尔·马乐斯科（Samuel Theis/塞缪尔·泰斯饰）究竟是怎么死的，到底是不是自杀，最终仍不可知，且变得无足轻重。这就像医学上界定的死亡有脑死亡与心脏停止跳动两种且二者长期争论不休一样，这就像司法鉴定意见书只会认定被检件与原件不一致却不会使用“伪造、虚假”之类的措辞，法律上推定的死亡更是带有司法审判的刻板成见与套路预设，任何专业技术行业或学科都难免千百年来形成的僵化窠臼，这不是法官、检察官、律师之类普通从业者能改变的。好在，《坠亡审判》只是一部虚构的故事片，且女权主义倾向鲜明，它不是新闻，不是纪录片，更不是现代民主国家现代司法制度的客观再现。

即使在自然科学界，像W.K.Heisenberg（海森堡，1901-1976）这样出色的物理学家都不得不承认，不可能同时精确确定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微观世界的粒子行为与宏观物质很不一样，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电影难免虚构，故处处显现不确定性。日本导演黑泽明（1910-1998）的导演处女作《姿三四郎》（1943）的最后决斗场景，就充满了不确定性。乌云翻滚，荒郊野外，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姿三四郎（藤田进饰）与另一绝世高手兼情敌桧垣源之助（月形龙之介饰）对决。姿三四郎为了对付桧垣源之助的绝技十字纹，苦练数日，做了充分的准备，交手中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熟料，天公出手，大风把桧垣源之助刮倒，滚下山坡，死在月夜。显然，姿三四郎的胜利，绝非他一人之功，天意不可或缺。这一幕，正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千计万算把司马懿父子困于上方谷，眼看二人就要被火烧死，忽然，天空飘来一朵云，阵雨忽降，不偏不倚，不多不少，正好够灭了司马父子身上的火，二人逃脱。诸葛亮仰天喟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人纵有万算，不如天之一算，古往今来尚无能胜天之人，尚无不死之人。死亡或许就是人最大的定数，稍逊于人的必死性的便是人生的失败、挫折、不满与绝望，这些不确定性更普遍，更常见。

在Ang lee（李安，1954- ）基于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简·奥斯汀，1775-1817）长篇小说《Sense and Sensibility/理智与情感》导演的同名电影（1995）中，貌似门第森严、阶层分明，乍看男女矜持、身份悬殊，仿佛一切都已命中注定，雷池难越，但实则充满了不确定性。大姐 Elinor Dashwood/埃莉诺·达什伍德（Emma Thompson/艾玛·汤普森饰）尽管倾心于Edward Ferrars/爱德华（Hugh Grant/休·格兰特饰），却顾及两人地位的悬殊而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迫使理性压抑爱欲，牺牲自我。大姐总是优先为两个妹妹尤其大妹 Marianne/玛丽安娜（Kate Winslet/凯特·温斯莱特饰）考虑，而忽略了她自己，令自己难以得到如意的婚姻。玛丽安娜涉世不深，容易动情，更易上当，被花花公子John Willoughby/约翰·威洛比（Greg Wise/格雷·怀斯饰）玩弄后，对她有意的Colonel Brandon/布兰登上校（Alan Rickman/艾伦·里克曼饰）仍不嫌弃她，仍用情专一。当玛丽安娜病倒后，布兰登上校一直陪伴在她身旁，正是他的专一与坚守，赢得了玛丽安娜的芳心，二人成婚。该片的编剧颇为娴熟，把猜疑与误会一直延续到最后一场戏，令观众都始料不及。尽管在表现欧洲尤其英国贵族的做派与范型层面，李安的这部电影略逊于Stanley Kubrick/斯坦利·库布里克（1928-1999）的《Barry Lyndon/巴里·林登》（1975），但他运用确定的导演理念、确定的电影语言成功阐释了难以确定的爱情，揭示了不确定人生中的确定性，给受众带来了生活的信心。因此，李安此片不输库布里克的《巴里·林登》，二片可媲，二人互惜。

《尚书·周书·康诰》：“惟命不于常。”《庄子·齐物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不确定性，是事物的常态，难怪J.M.Keynes（凯恩斯，1883-1946）、Adam Smith（亚当·斯密，1723-1790）、J.A.Schumpeter（熊彼特，1883-1950）三位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倾力于经济活动与商业管理的不确定性，发掘人类市场行为的非理性及幕后“看不见的手”。不过，如果不确定性太多，往往会导致人生失去意义，漫无目的。在意大利导演Federico Fellini（费里尼，1920-1993）的电影《 La Dolce Vita/甜蜜的生活》（1960）中，三流记者Marcello Rubini /马鲁吉罗（Marcello Mastroianni/马塞洛·马斯楚安尼饰）唯一的精神支柱便是长他几岁的好友Steiner/斯泰那（Alain Cuny/阿兰·盖音饰），斯泰那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美满的家庭让马鲁吉罗颇为羡慕，而且斯泰那总是给予马鲁吉罗很多鼓励与帮助。然而，某日，斯泰那却突然自杀身亡，原因不明，这让马鲁吉罗顿时失去了精神依靠，失去了学习的榜样，他又重回往日那种闷若死水、枯燥乏味的生活，追拍娱乐女星Sylvia/丝丽娃（Anita Ekberg/安妮塔·艾克伯格饰）或突发新闻。不过，对待追拍，他和他的那帮记者朋友却很认真，十分敬业，总是赶抢围堵着新闻人物，连拍不断，这或许是马鲁吉罗生活的唯一确定性。费里尼此片中男主人公马鲁吉罗的私生活与法国影片《坠亡审判》的女主人公Sandra Voyter/桑德拉（Sandra Hüller/桑德拉·惠勒饰）一样，颇为随性，有点乱杂，但瑕不掩瑜，他们都不耽误正事，或拍出优秀照片，或连连出版小说，只是，他们的人生总是发生意外，遭遇不测，充满不确定性。

即使在黑泽明拍摄《姿三四郎》的1940年代，人生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毫不减弱，这在美国导演John Ford（约翰·福特，1894-1973）的《How Green was My Valley/青山翠谷》（1941）与《The Grape with Wrath/愤怒的葡萄》（1940）中表露无遗。《青》片中，挖了一辈子煤的老摩根（R.A.A.J.McDowall/罗迪·麦克道尔饰），先送走了三儿子Ivor Morgan/摩根·伊弗（Patric Knowles/帕垂克·诺尔斯饰），最后自己发生意外，葬身矿井，父子二人亲手挖出的矿井反噬了他们，成了埋葬他们的坟墓，工业文明乃至资本主义的必然衰落性由此可见一斑。老摩根的六个儿子中先后有四个奔赴美国闯荡，前途更不可知，更是充满不确定性，让受众下意识地将这个摩根家庭与创立大名鼎鼎的美国摩根财团（Morgan Financial Group）的John Pierpont Morgan Sr（J.P.摩根，1837-1913）联系起来，于戏外为该片寻找无穷的注脚。《庄子·德充符》：“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尽管兄弟四人闯荡美国前途未卜，成败在天，但电影语言的共识性与电影叙事的通约性已暗示了他们成功的必然性与确定性。《愤》片中的不确定性更多，更普遍。从祖辈居住的老宅突然被奸商强拆致汤姆·乔德（Henry Fonda/亨利·方达饰）一家背井离乡从中部的俄克拉荷马州驱车前往西部的加州，到祖父祖母死于途中葬身异乡，再到他们抵达加州后工作难找居无定所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直至最后汤姆走上领导贫苦工农甚或无产阶级罢工的职业革命家之路，这部电影颇有共产主义暗喻，不乏革命的鼓动性，至少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罪恶的左翼社会主义启蒙影片。

毫无疑问，人人向往美好的生活，那里衣食无忧，工作轻松，薪水高，福利好，住房宽敞，老有所养，教育、科技、文化发达，社会稳定，政治昌明，一切都那么确定而明朗，一切都那么满意而舒心。然而，千百年来，这样的太平盛世少得可怜，这样的人间乐土几乎未见。山不转水转，人们不甘心，不放弃，便迁徙至自认为美好的国家或地方，上下求索美好的生活。薛晓路导演的《北京遇上西雅图》（2013）便是这样一部从中国北京到美国西雅图寻找美好生活的故事。汤唯饰演的文佳佳从小三经历了被抛弃，变得自立自强，与吃软饭的Frank（本名郝志，吴秀波饰）逐渐相爱，最终走到了婚姻的殿堂。这个故事虽然结局温馨暖人，但过程着实坎坷，波澜起伏，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文佳佳被丈夫老钟派司机专程赴美接走后，观众都以为她与Frank的故事就会到此为止，没想到两个自强不息的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两年后居然再次相遇于美国纽约帝国大厦楼顶。文学史反复昭示，高处不胜寒，把场景安排在伸手及天的高处，人物要么得坠亡，要么得升天，薛晓路的编剧策略只能是后者。不过，升天得道太玄乎，升华感情却水到渠成，合情合理。薛晓路仅凭书信来往，就让一对跨国异地恋人（汤唯饰演的中国澳门赌场公关女焦姣与吴秀波饰演的美国洛杉矶房产经纪人）同赴第三国——英国伦敦奔现，见面，且十有八九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的故事在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似乎难以置信，但高达7.6亿元的票房说明观众相信《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2016），喜欢这部电影。爱情，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爱能把种种不确定变成确定。一书串百人，两人跨三国，高高高处高又高，创新新创新新创。美国女作家Helene Hanff（海莲·汉芙，1916-1997)将其书信体小说《84, Charing Cross Road/查令十字街84号》的男主人公命名为Frank，薛晓路也把郝志的英文名命为Frank，这并非巧合，而是爱跨时空传递的确定性，真不愧高人出高招。

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2024）高中又见高，新外还求新，为俗套的警匪片蹚出了一条新路，为积重难返的类型电影杀出了一片新天。黄精甫执导的这部电影，既不全是黑帮火并黑吃黑，又不全是猫捉老鼠警战匪，而是思索人生在世的终极意义。陈桂林（阮经天饰）之所以奋不顾身、豁出命去替警方除掉了二号通缉犯香港仔（袁富华饰）以及头号通缉犯林禄和（陈以文饰），就是为了让黑白两道都记住他的名字，为了人死留名。他做到了，各大媒体铺天盖地报道陈桂林，他成名了，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他的英名，于是，慨然赴死，欣然往生。陈桂林产生除掉两大通缉犯的念头，竟然来自他去自首时被警察推搡着去一群自首者中排队，他不够份量，不受重视。他原以为四年前成功从刑警陈灰（李李仁饰）手中逃脱且打瞎了他的右眼足以让他叱咤风云，足以让警方对他闻风丧胆，没想到香港仔、林禄和比他更狠，更恶，名声更大。陈桂林为了赢得尊严而除掉强于他的二害，这个动机比为了正义更合情，更合理，更走心。正如孔子所云，陈桂林已“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篇》），故活的精彩，死的伟大。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行善，以自己的方式多做善事，造福社会，裨益苍生，带给生活在这个充满不确定世界的芸芸众生一份平安，一份希望，一份确定。

这个世界，由于民族、宗教、种族尤其意识形态诱发的不确定性太多了，从巴以冲突、俄乌战争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直至渐露端倪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使只论电影，同一个汤唯，到了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2017）里却只有不足8分钟的戏，像个小配角似的，但她明明是主演，这显然是浪费了一个优秀演员。观众就是冲着汤唯才去买票观看此片的，它能产出2.8亿元票房且投资方“华策影视”还能赚到钱几乎全仰仗汤唯，而非其他演员。这2.8亿元票房，95%来自上映第一天，从第二天开始该片的票房及口碑断崖式下滑，最终几乎沦为烂片。毕赣完全没有让汤唯发挥出她的出色演技，连两部“北京遇上西雅图”的一半都没有发挥出来。毕赣担心在剧组镇不住汤唯，被汤唯抢了风头，笔者称这种心态为“导导演（Director directs actors even and big-star）”，是近130年世界电影史上导演处理不好与明星关系的主要因应与失败案例。毕赣比起薛晓路来，还是差得远，差就差在表演观上。从《路边野餐》到此片，结合毕赣所读山西传媒学院的课程设置，毕赣需要恶补表演课，不要把长镜头、摄影等技术性手段高置于表演之上，那是本末倒置；迷恋一镜到底而损伤叙事，更是缘木求鱼。仅电影就充满这么多不确定性，甚至都难以说的请，道的明，这世界的不确定性何其多矣，何其广矣！于是，法国女导演茹斯汀·特里叶在为《坠亡审判》选角时，抑或她根据选定的演员名字调整剧本中人物的名字时，总是努力让演员的名字与角色名字接近，这种执着就是向这个不确定世界昭示一种来自电影的强大确定性。

“大道无形”（《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上》）。美国行为心理学家Reid Hastie/雷德·海斯蒂、Robyn M.Dawes/罗宾·道斯合著的《Rational Choice in An Uncertain World the Psychology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和决策心理学》一书指出，“没有不确定性，世界将没有希望，没有道德，没有选择自由。只有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比如我们确切的死亡时间和方式，我们才能拥有希望。只有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选择的未来结果时，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才会有选择的道德困境。”（SAGE Publications Inc., 2 edition, 2009-11-17,ISBN-13:978-1412959032)；谢晓非、李纾[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10月1日第1版，ISBN 9787115325990；亦可参Wilson T.D.,Centerbar D.B.,Kermer D.A.& Gilbert, D.T.,The Pleasures of Uncertainty: Prolonging Positive Moods in Ways People Do Not Anticipat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5,88(1),5-21）唯一能确定就是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正因如此，世界需要一个确定的记录者留存其不确定性，那就是电影，非电影莫属。

                                

                                                                                                                                                                                                                                                                                 二〇二四年四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