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Present,在影视界是一个既专业又崇高的术语,专业体现于出品电影、电视剧意味着宏观指导与整体把关,崇高体现于“出品人(Presenter)”即影视作品的最高领导人。出品人的地位肯定高于制片人,高于导演。出品人要么是向国家电影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报备该影视剧目的单位(即第一出品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要么是该影视项目投资方的法定代表人。政府只面对第一出品单位,报备、送审及发放影片公映许可证皆由第一出品单位与政府对接。因此,出品人主要且首先指第一出品单位法定代表人,其次才是影视剧投资方的法定代表人,后者在业界被称为“联合出品人”。电影片头字幕的第一行从“出品人”开始,其次便是“联合出品人”,可以分两屏呈现,亦可一屏俱现。高校出品,意味着高校担任影视剧的第一出品单位或联合出品单位。但是,我国公办高校都是事业单位,民办高校全是民办非企业,我国广播影视行政主管部门基于电影、电视剧的商业属性与市场机制,要求第一出品单位原则上应是企业,事业单位原则上不应成为第一出品单位,故高校担任影视剧目的第一出品单位行不通,只能成为联合出品单位。
受国家上述政策的制约,大量对影视不专长的高校,干脆把出品影视这一艰巨又光荣的任务外包给专业影视机构去运营,自己只出钱,只挂名,笔者称之为“只投资不制作只图名型(Only Invest but Not Produce only for Reputation,OINPR) ”
电影《最后的讲座》(2010)是典型的“只投资不制作只图名型(OINPR)”。该片以全国模范教师、海南师范大学教授郭力华为原型,讲述她平常而又不平凡的一生,赞颂其热爱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从艺术上看,这部电影还可以。但是,从运作上看,海南师范大学不仅大量出钱(应不会低于500万元),还出了大量的群众演员(比如最后一场戏至少有1000名该校学生出演),又提供了场地(比如该校报告厅、大礼堂等),还提供了食宿行便利,付出这一切却并未得到该得的回报。除了宣传郭力华这位典型外,在全国给海南师范大学做个广告的初衷也没有完美的实现。在该片片头署名“出品”的三个单位是湖北省影视艺术中心、北京联诚众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北省话剧院,并无海南师范大学,这的确令人不解。仔细观看此片,湖北省影视艺术中心应该是该片的报备单位,即第一出品单位;北京联诚众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该是赞助单位,要么给钱,要么给物,数量不会少,应该有二三百万元,故被列为第二出品单位,其法人任晓洁还在片头第三位出品人的位置署名;湖北省话剧院应该是该片编剧张青野和几位主要演员所在的单位,为单位在片头署名可以压低他们的片酬。结合片尾给“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署名来分析,湖北省影视艺术中心十有八九会将此片视为其业绩而向湖北省委宣传部邀功请赏,如此推测,这位在第一编剧和第二制片人位置署名的“张青野”并不会从《最》片得到太多的报酬。同时,仅靠北京联诚众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赞助肯定资金不足,还得让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省委宣传部等与郭力华密切相关的海南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即体制内单位出钱,多头要钱,集于一人之手,该片才会开机。制片人周视都,才是在幕后操纵这一切的真正主谋。上述这些单位的所有款项,应该都落入了他的公司甚至个人的腰包。而且,院线的票房分账、CCTV-6电影频道的收购款、网络版权、音像版权、海外发行等各种发行回款,应该也都落入了该制片人之手,但却不会分给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省委宣传部等任何一家体制内单位。周视都,才是电影《最后的讲座》的最大赢家。海南师范大学的戏剧影视学根本不入流,不值一提,根本不懂这些电影运作尤其电影发行的专业问题。即便是在今天,全国高校能有几所真正清楚电影发行的方方面面、前前后后?即使在戏剧影视学全国高校排名第一的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师中,也没有几个人。所以,海南师范大学被人利用了,被人卖了还帮人数票子。该校最高领导人——时任党委书记林北平,仅在片头字幕“总制片人”中排第三,该校校名出现于片尾最后一屏字幕的倒数第二行,都不是显赫的位置,与该校对该片的付出极不相符,差距极大。笔者分析,该片的最大投资方就是海南师范大学,按照业内行规,林北平应该在片头第一屏字幕的第一位置署名,即“出品人 林北平 ***”;海南师范大学应该在片头第一出品单位的位置署名,即“海南师范大学 **** **** 出品”。最低,至少,要给海南师范大学按照联合出品人署名,即“出品人 “*** 林北平”以及“ **** 海南师范大学 **** ***** 出品”。毫无疑问,该片最大的投资方——海南师范大学,不懂电影界出品的至关重要性,不谙片头署名的规则与含义,根本没有投资意识,压根儿不想从该片得到一分钱回报,从不图名利双收,唯一诉求只是院线播映宣传自己而已。海南师范大学,把电影当广告,是一个稀里糊涂、彻头彻尾的影视外行。
电影《古路坝灯火》(2015)也是十足的“只投资不制作只图名型(OINPR)”。西北工业大学出资500万元给西部电影集团,外包给该集团,拍摄了电影《古路坝灯火》,再现其校史,纪念其前贤,也不要求收回一分钱,只求上院线即可。该校与海南师范大学无异,根源还是不懂电影的商业属性,不清楚电影是一种生意,只知道电影是艺术,特别青睐院线电影的宣传功能。笔者相信,今后,还会有高校尤其是公办高校干《最后的讲座》《古路坝灯火》那样的傻事,毕竟,电影或多或少能产生宣传至少广告的社会效益,吃财政的单位花点钱也不是毫无回报。只不过,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今天,白出钱的事还是不要再干了,就算那钱是国家出的。既能扬名又能赚钱,岂不更好?如果海南师范大学有懂电影投资与制片管理的人,那么,运作《最后的讲座》就会名利双收。具体办法多的是,一句话,郭力华、场地、校名、资金等等都是海南师范大学的国有资产,都有知识产权,在该片的各种资源中明显属于主导地位,比什么二线女星剧雪重要得多,因此,可以整体打包,评估,作价,入股,直至控股。从一开始,海南师范大学就应该与发起并游说此项目的制片人这么谈,这么签合同,最终自然不会没有经济效益。西北工业大学的《古路坝灯火》,同样可如是操作。
清华大学就比海南师范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强得多。电影《无问西东》(2018)片方——上海腾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北京太合娱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开始也是打着纪念“清华”百年校史的幌子向“清华”要钱的,最初“清华”动心了,但后来,“清华”提出要求保本并要求票房分账,或必须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否则就得全额退款,忽悠者一看,坏了,遇到高人了,遇到懂行的了,于是,只得死心,自己投资。这就是该片为什么拖了五六年才公映的真正原因,绝非当时的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审查了五六年,而是片方向“清华”要钱要了五六年。最终,“清华”只免费提供少量场地,允其在清华大礼堂举办全球首映礼,别的一概不管。“清华”是有高人的,虽不发展戏剧影视学,但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照样可以研究电影,尹鸿教授长期紧跟影视业界,十分清楚电影的双重属性。但是,“清华”不愿投资该片的更重要理由是,“清华”早已闻名遐迩,名扬中外,用不着一部小小的电影去树碑立传,去肯定。最终,清华大学从学校到个人均未在电影《无问西东》的片头、片尾署名,既非联合出品单位,亦非摄制单位,说到底,与该片几乎无关。但是,不可否认,这部电影仍然宣传了“清华”。与影视企业找高校不同,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决定把该校已故教授孟二冬真人真事尤其勤奋治学、为祖国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故事搬上大银幕,遂主动联系电影导演,一番周折后,选定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导演哈斯朝鲁执导,谭洋、郑卫莉等二三线演员主演。北大当然不能出任第一出品单位,后选定龙江电影制片厂报备,那么,谁投资呢?北大校友广种,很容易就找到两家校友创办的公司——北京天际远景文传传播有限公司、山东华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说服其投资最多200万元,完成了电影《孟二冬》,于2009年公映。在该片片头署名的出品单位依次为龙江电影制片厂、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北京天际远景文传传播有限公司、山东华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四个单位的负责人均在片头署名“出品人”,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排在“出品人”第一位置。尽管主题积极向上,但从艺术上讲,电影《孟二冬》乏善可陈,简单粗粝,故票房极少,血本无归,但北大操作《孟二冬》的模式是成功的,运作理念更值得肯定。清华、北大二校对影视理论颇有研究,但缺乏实践经验,没有能胜任影视制作的师生,故均不投资,均不制作,只协助拍摄,只求联合出品之名,笔者称之为“不投不制只图名型(Not Inverst and Not Produce only for Reputation,NINPR)”。在北大的积极争取下,电影《孟二冬》后获得第1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评委会奖、第1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为北大挣足了面子。
专长于影视的高校,他们更喜欢不投资,但调动全校师生与设备去摄制,不分票房不图赚钱,只图锻炼青年教师尤其学生成才,产出一个高水平创作成果,笔者称之为“不投只制锻才图名型(Not Invest only Produce for Exercising Talent and Reputation,NIPETR)”,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常年秉持这一理念,产出颇丰。北京电影学院有青年电影制片厂,从北京广播学院到中国传媒大学原来都有电视制作中心,这些二级机构就是为师生创作高端影视剧提供报备、设备及制作支撑的有力平台。只可惜,近年来,高校领导层人事更迭,某些不谙影视规律的领导瞎指挥,裁撤机构,压缩经费,致使这些有力平台变得软弱无力,陷于瘫痪。笔者数次到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访学,见其各种高端影视设备堆积如山,学生主要通过拍摄一个又一个短片来掌握影视技术,提升审美水平,该学院自始至终从不申办博士点,教师中的博士也不多,但丝毫不影响其常年位列全美影视高校数一数二之至尊地位。反观我国影视高校,日益理论化,日益中空化,培养出来的学生会看电影,会评电影,就是不会拍电影,这不但是教育方针的偏离,更是严重的误人子弟。诸多影视院系常年用业余级设备、微电影、短视频糊弄学生,导致学生根本不知道影视设备的优劣短长,根本不清楚影视作品的差序格局,毕业后终生混迹于影视食物链的底层,难入主流。除了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河北传媒学院亦很注重让学生掌握影视技术,鼓励并提倡影视创作,该校与大焱地文化传媒(河北)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电影《傍晚向日葵》(2023)正是“不投摄制锻才图名型”的典型代表。由李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大焱地文化传媒(河北)有限公司担任第一出品单位且投资,由河北传媒学院师生摄制,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发行,河北传媒学院未投资故不分享票房只图锻炼人才并产生一个高水平实践教学成果。李旭为该片融资注册了公司,担任导演,但却不署名“出品人”,能屈能伸,未来可期。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河北传媒学院的李锦云、李兴国、金贵荣、曹久平、周新霞、佟华苗、沈星浩等资深影视学者坐镇把控,《傍晚向日葵》故事紧凑,表演细腻,艺术精湛,获得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最佳摄影提名及十多个国际奖项。赞叹之余,对河北传媒学院只图名不图利不敢完全苟同,为什么不能既图名又图利,更何况该校本身就是民办高校?
位于浙江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获批戏剧影视学博士学位二级学科授予权后,从业界到学界均认为该校仍比不上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为了证明其实力不弱,该校从党委书记、校长到教授、师生全动员,全上阵,自己投资,加上浙江省两个政府资助的资金,拍摄了电影《云霄之上》(2022)。该片由国有企业——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担任第一出品单位,中国美术学院担任唯一的联合出品单位,该校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摄制,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扬与该校党委副书记兼院长高世名担任“出品人”,该校前任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许江担任“艺术总监”,该校教授刘智海导演,三线演员陈伟鑫、吴嘉辉、聂劲权等主演。中国美术学院高度重视这部电影,特意在片尾出现一屏字幕“中国美术学院电影作品”,强调其主投、主控并主创该片,事实上,该校也是该片的独家投资方,中国美术学院试图尽最大可能从全方面、全维度掌控这部电影。《云霄之上》属于革命题材,但不是重大革命题材,讲述几个红军无名小卒被国民党打散后仍坚持信念,忠于理想,奋不顾身,在48小时内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不辱军令。该片最大的特色在画面上,灰暗的色调、阴沉的影调、熟练的摄影、流畅的剪辑充分彰显了美术功底深厚的主创们对线条、光影、构图、造型的格外敏感与刻意追求,一个个油画感十足的镜头令该片质感细腻,张力铺面,看罢令人由衷钦佩该校美术学、设计学的实力。该片的弱项在于电影观念,单一而线性的叙事、技巧匮乏的表演、一切到底的转场、只知同步的声画关系、贫弱的场面调度尤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蒙太奇与怎么也想不起来的长镜头,令该片导演主体意识贫弱而残缺,令《云霄之上》整体上电影性不够突出,该片更像一帧帧油画、一幅幅国画的机械连缀,该片一个连动的绘画作品展。特别是,该片发行不力,尽管有“华夏电影”站台,但主要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向全国不足1000家影院邮寄拷贝,覆盖率连全国影院总数的1/12都不到,票房很低是必然的。据“猫眼”“灯塔”两大平台统计,该片最终票房445.3万元,片方分账161.2万元,估计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最对能匀给中国美术学院五六十万元。笔者分析,该校直接投给《云》片的资金,不会超过200万元,浙江省两个政府资助项目与这五六十万元票房分账,应能收回200万元投资,应能保本。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推动下,《云》片还获得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天坛奖、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团体男演员奖及最佳摄影奖,也为该校挣足了面子。毫无疑问,中国美术学院运作《云霄之上》的思路与模式也是成功的,笔者称之为“自投自制名利俱图型(Invest and Produce for Reputation and Profit,IPRP)”。
武汉大学为庆祝130周年华诞自主拍摄的电影《朱英国》(2023),也属于“自投自制名利俱图型(IPRP)”。该片根据我国著名杂交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生物遗传学教授朱英国的先进事迹创作,讲述了朱英国从一个贫寒农家子弟成长为中国杰出杂交水稻科学家的传奇故事,生动再现了他矢志报国的赤子情怀以及不畏艰难、勇攀科学高峰的探索精神。该片由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万荣担任编剧兼导演,由该学院副院长王文斌教授担任副导演,由该学院院表演专业教师杨诚秩主演(饰“朱英国”),该片所有演职人员均为武汉大学师生及少量校友。电影《朱英国》的第一出品单位是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方是武汉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其实就是武汉大学,故后者为联合出品单位。该片没有像河北传媒学院那样请一个著名演员(比如娜仁花)主演,也没有像中国美术学院《云霄之上》请不出名的专业演员出演,从头到脚、彻头彻尾由武汉大学师生缔造,若非国家政策禁锢武汉大学必定出任“第一出品单位”,显然,武汉大学不但要宣传自己培养出的这位优秀院士与杰出教授,不但要图名,还要与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这样一个专业电影机构分票房的一杯羹,还要图利。尽管文科整体实力很强,但与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相比,武汉大学的戏剧影视学还是弱了一些,作为一所并不专长于影视的高校,居然敢自投、自编、自导、自演、自制一部院线电影,且要通过票房保本直至盈利,武汉大学的魄力令人钦佩,精神令人起敬。其实,这正是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难以跳出影视之蔽导致的认知迷雾,这正是我国高校出品影视未来必由之路。看罢《朱》片,深感这种优秀教师传记片从来不讲什么艺术性,更不论什么电影性,除了真实与质朴之外,该片远不如北大的《孟二冬》。与中国美术学院的《云霄之上》一样,武汉大学发行不力,实质上不谙发行,忽视发行,《朱英国》只制作了100来个拷贝,票房仅几万元,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不论直接投资多多少,武汉大学通过其出版社主投、主控、主创的电影《朱英国》,必定会与北大的《孟二冬》一样,血本无归。
从“只投资不制作只图名型(OINPR)”、“不投不制只图名型(NINPR)”、“不投只制锻才图名型(NIPETR)”再到“自投自制名利俱图型(IPRP)”,这四种模式足以表明,高校出品电影主要是为了图名,对票房及利润不太在意。高校更注重电影的宣传功能,偏重电影的艺术性,对电影商业性认识不足,挖掘不到位。在整个电影运作流程中,高校最看轻或曰最搞不懂就是发行,对发行的本义缺乏清醒而准确的认知。高校和大多数影视企业一样,总是把宣传与发行捆绑在一起,含混不清,根本意识不到宣传语发行分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高校亟待全进程、全媒体推动宣传,进一步提升对票房及其分账关注度,促进影视理论与影视实践紧密结合。只有弄懂并打通发行,才能促使影视教育紧跟影视业界,行稳致远,笃实臻善。高校运作影视项目,必须确立鲜明的出品意识,勇担大责,统领全局,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名利双收。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